历史上，曾经有两种外来物种，一经引进，便触发了邹东乃至所有山东丘陵地区开发的热潮，荒凉的山岭坡地立马变成了热土，引得四面八方的人们对贫瘠的山岭薄地有了期盼，知道去哪里就能淘到温饱。于是，带着老小，担筐撅篓，趋之若鹜地前去开垦种植，在那里安身立命，使邹东的人口和村庄迅速增加，直接颠覆了城东城西的人口和村庄的分部格局。这两种东西，我们今天称呼它们为“花生和地瓜”，它们的引进堪称邹东开发史上翻天覆地的大事，有空不妨聊聊它！
查阅康熙五十四年《邹县志》所载邹县地图，可以发现，邹东邹西人口分布悬殊，邹县西部村庄众多，邹城东部则村落稀少。而到了光绪年间邹县东西部人口悬殊的格局基本打破。
明嘉靖四年戴光修《邹县地理志》记载，洪武24年全县3994户，人口29488人。明万历二十四年邹县18030丁，10585户，约36000人。明朝后期增长到33838丁，大约68000人。因为天灾人祸，明末邹县人口大幅衰减。据娄一君邹志载，到崇祯三年（1630）知县黄应祥核查狂减25447丁，大约还剩17000人。清朝初年核查，仅剩8190丁，约16400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清初人口慢慢恢复。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娄一均休《邹县志》载：到康熙五十年有13651丁，约27300人。
总体上古代邹县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县城周围及其西部地区，广大邹东山区分布稀少，其原因除了政局不稳，兵荒马乱，影响人口的最大因素莫过于粮食。俗言：“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饭吃才能养活人，能活着才有兴趣生孩子，人口才能增长。清代以前，邹县主要粮食作物是高粱、谷子、大小麦、黍子等。邹东山区除了像大律那样少数山间谷地，大多数丘陵地区土地瘠薄，易遭干旱，不适合这些作物生长，土地产出有限，不可能养活太多人口，从而制约了山区的开发和人口的增长，导致邹东山区长期处于荒芜状态。
我们选择地处邹东山区、明清时辖区基本不变的罗头社来探讨邹东地区人口的变迁。
根据相关县志记载，明末罗头社（魏庄、东果庄、大律、张庄、葛楼、大束、麻疃、岗上、卞庄，9村），当时仅有334丁，约668人，占明末全县人口的4.08%。在辖区（魏庄、东果庄、大律、张庄、葛楼、大束、麻疃、岗上、卞庄，9村）基本未变的情况下，到康熙11年增至500丁，约1000人。到康熙五年增至787丁，约1574人，占全县当时人口的5.77%。从康熙年间邹县地图也可以看到，邹东地区村庄非常稀少。基本维持明代以前村庄的格局。见下图：
但到了清光绪年间，罗头社原辖区的村庄有了较大增长。据清光绪十八年吴若灏修《邹县续志》载，包括：大束、岗上、（袁、刘）麻疃、傅堂、孟庄、苏庄、水河、南北阁楼村、灰埠、南辛庄、北辛庄、三合、果庄、戚家、王家、高家、立石、老林、魏庄、张家、铺上、东罗、西罗、北罗、烧峪、王沟、董家、刘家、朝阳、开元、大律、张庄、刘洼、将军、松石、矮草、簸箕、黄庄、黄林、卞庄、柳峪（43村）。已经是明末清初的近5倍。
据陈寿卿修《续修邹县志稿》载，民国八年（1919）全县人口246460人。男丁145020人，女101440人。其中罗头社（大束村、吴家村、刘郑麻村、东大束村、灰埠村，水河村、灰城子、苏庄、麻疃、中葛、北葛、南葛、吴麻、东葛、白山峪、魏家口、黄家庄、太平庄，矬草峪、小烟庄、松石村、张庄、刘家洼、将军堂、簸箕掌、大烟庄，前大律、后大律、平安村、开元村、王家沟、朝阳、杨家峪、积玉庄、烧峪、任家岭、老龙沟、新寺、磨石、董家、付庄、照山。51村，是明末清初的近6倍），30263人。占当时全县人口12.28%，是明末占全县比例的约3倍，罗头一社人口居然与明代全县人口相当。自然村数量基本与现在相差无几，从光绪邹县地图来看，原康熙邹县地图上的空旷地域被填充，邹东邹西村庄分布趋于均衡。从建村年代看，除极少数如大律、田黄、大束、9卞庄、魏庄、烟庄等明代以前立村外，多数都是清代中期以后定居立村。
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变化呢？答案是：那个时代引进了地瓜花生。
地瓜亦称甘薯，起源于墨西哥以及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到秘鲁一带的热带美洲。哥伦布初谒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地瓜，又称芋头。在邹县播种时间较晚，光绪《邹县乡土志》称“薯蓣”，言“邑东山岭多种之，味胜他处，土人呼为芋”。原产美洲，明万历年间由吕宋传入我国，乾隆年间引入山东。邹东山岭薄地一下倍收，渐成为山区主粮。
花生：花生在邹县种植，最早见于清嘉庆时期，邹县山岭沙壤广布，适合花生种植，道光以后成为邹县最重要的油料作物。光绪《邹县乡土志》载：“落花生，小者自福建流入中土，榨油最多，大者其种来自外国，荣成种植最早，近时邑东沙岭亦多种之，榨油不及小者，秋成后，滕人收买去发行外洋”。
显然，清中期以后地瓜花生的引进起了决定作用，尤其地瓜花生，对山岭薄地的适应性极强，过去几乎毫无价值的邹东山岭荒坡地，都可开垦种植，而且产量可观，交易货币收入丝毫不输邹西平原地，从而吸引移民前来开垦邹东山岭薄地，促进了邹东山区人口和村庄的增长，推动了邹东市场经济繁荣。直到今天，地瓜花生仍然是邹东最重要的农作物，如果没有了地瓜花生，实难想象邹东乃至广大的山东丘陵地区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古代不同时期引进的植物都有相关时代的称谓，隋唐时期跟着小国来朝的食物都冠上了“海”字，例如海棠，海芋，海枣都是如此，而在明带上“番”字，例如番茄。地瓜花生虽然邹县种植较晚，但却是明代从国外引进，所以地瓜花生还称为番薯、番豆。而“洋”字就是清代时候的叫法，也就在那时候洋葱，洋白菜，洋芋等东西才传入我国。
实际上，相较以前时代，随着航海技术进步，中外交流的增加，明清时期引进的作物相对较多，除了地瓜花生外，还有玉米、洋槐、洋姜等。玉米。光绪《邹县乡土志》称“'包谷’，言本境亦有种者，直隶最多，北京曰'棒子’，咸丰后邹县人播种渐多，成为主粮”。但它们对邹东的开发远远没有地瓜花生重要。
由于地瓜花生比较耐旱抗涝，基本旱涝保收，加上光合作用强，产量高，是人体所需较好的植物能源，成为发展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可以说，邹东人都是吃着地瓜长大的。从历史记载看，明代山东饥荒频发，在花生地瓜没有引种之前的洪武年间约30年时间，被《明史》频繁记载的山东饥荒，到地瓜花生大量种植的清代后期光绪三十多年间，虽然不少地区人口已是明初人口的十余倍，但除了较频繁的黄河决口水蝗灾，山东大面积饥荒明却乏见记载于《清史稿》。纵观世界，人口大国多注重地瓜花生种植，亚洲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红薯和花生产区，其中地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为世界的80%和90%以上，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最主要的地瓜种植大国；在花生种植方面，中国和印度同样是世界第一和第二花生生产大国，作为人口打过的中国和印度也是地瓜生产大国。在国内，我们山东即是人口大省，也是数一数二的地瓜花生生产大省，足见地瓜花生对人口的影响。
由此可见，地瓜花生在邹东广大山岭的引进推广，是邹县划时代的中外农业引进事件和种植变革，自清中期以后，极大地促进了邹东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山区的开发，虽然相关研究极少见，却是邹城历史上极其重大的农作物引种事件。它的影响不仅在邹城，在整个山东丘陵地区都是极为伟大的。
2020-9-20
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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