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上疯传“山东人迁自山西大槐树”的说法，尤其某省级官网一篇《山东人如何从大槐树迁来的？……》更是推波助澜，说洪洞县老鸹窝迁来的小脚趾都是两半的，小脚趾畸形成了“洪洞特征”，还说“解手”一词源于移民大小便时需解开被捆绑的双手。由于类似宣传的鼓动，据媒体报道，近几年到大槐树寻根的人数每年都保持10%以上的增长。1996年，洪洞大槐树全年访问人数不过6万人，2017年则已达200万人以上，20多年翻了30多倍，预计今年人数将超过220万。
受此蛊惑，极易误导乡村历史文化发掘，有的地方史志编写也盲目将明代初创的村庄盲目定性是山西迁民村。细细思考，实际多为山西旅游宣传炒作，难道山东及全国北方人都是山西洪洞一个县的后裔，难道山东孔子孟子这么多后裔也是你山西洪洞迁来的？山东有不少明代以前姓氏传承至今，人口数以万计也是你洪洞移民后裔？
山西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战乱不断，人口迁徙频繁，后世的五胡乱华，多次外族入侵，山西几乎都首当其冲，北魏少数民族汉化山西是中心地区，休说洪洞一个县，就是一个山西省也难以维持独立人种，如果说洪洞人有什么特别，只能说理论上洪洞人相比东南部省份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更多一些。实际小脚趾畸形是多数北方人的共性，南方人也大有人在。将小脚趾畸形说成迁民时刀砍的记号，更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科学支撑一次刀伤就能世代遗传的说法。如果山西人的刀伤能遗传下去，弄瞎一只眼睛世代就是独眼龙，摔断一次腿或胳膊，后代就都是瘸子或独臂侠，那么行乞于路边的残疾人才可能是山西移民后代。年轻人如果爱上山西姑娘，弄不好后代都是残疾，山西姑娘小伙还有人敢要吗？
“解手”一词唐宋即有，有分手、离别及解决、处理和大小便之意。唐代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两都相望，於别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京本通俗小说·错斩崔宁》：“叙了些寒温， 魏生 起身去'解手’。”可见“解手”源自洪洞移民之说纯属附会。
错斩崔宁
那么，那些盲目统计为明代迁民的村庄就是山西迁民吗？《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七载，洪武二十八年“诏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谦……往彰德……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作为兖州辖域的邹县接受的迁民实际并不太多。《明史·食货志》载，“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移民以“xx屯”给地，作为明代移民重镇兖州所辖邹城，山西人说法理应“xx屯”不少，但实际以“屯”命名的只有南屯、北屯、蒋屯、前屯、后屯、黄路屯6村占全市854村的不足1%。
旧《邹县志》所载该县东部明代迁民村有：高山庄、簸箕掌、吉玉庄等。但方志及谱牒明确记载这三村初迁姓氏高、刘、吕等来自建于唐代的该县大律村。根据口碑资料虽然邹城有明代始建村落376个，其中140个明万历年间所创官庄，先后由徐守恩、王一祯、胡继先三名知县所建，多为本县招亡垦荒之策，不少村谱碑保留有迁出地，山西迁民的极为少见。对此《邹志》按：“邹地官庄之制，垦荒招亡，……给以牛种，免其杂役，俟二年后始征之”。可知明代邹县官庄不是山西迁民。
以张庄镇为例，现在74村，有“明代始建村落”23个，而康熙年间《邹县志》记载今张庄镇境内全部村庄只有魏庄、东果庄、大律、张庄、卞庄五村，其他有也只能是小居民点，算上有记载的明代“官庄”积玉庄、簸箕掌、赵山庄、老龙沟及建于明代以前的辛寺、燕庄等居民点，发端于明代以前的也就10多个村。其中镇驻地张庄，系明代迁自本县张楼村，簸箕掌村是万历九年官庄之一，系高姓迁自本镇大律村。积玉庄是万历二十六年官庄，本镇大律刘吕二姓被迁此定居。赵山庄、老龙沟两个官庄也没有迁自山西的说法。其他各村即使是口碑资料也没有迁自山西洪洞的记载。张庄镇大烟庄和辛寺元碑上已有，却根据口碑资料说成了明代，其族源更不是明代迁民了，显然邹县明代建村的人口来源主要是邹县内部调剂，而不是山西迁民。
民国《邹县新志·刘衍喜先生宗派碑序》记述，“当李唐之世，有讳守道者，卜居巨越山前之大吕（律）村，是为我刘氏居邹之远祖”。细细研究发现该书还记载：“刘氏始祖名守道，据明成化十八（1481）年刘氏祖茔林碑，自唐以来，世居巨越山南。宋景佑（1034-1037）间，有刘赞者，计已传十世。称善好施，世有令德。明洪武三十五年，（即1402年，明建文四年，称洪武是为朱棣篡建文讳），有刘罄甫，从戎得功，授辽东广宁前卫千户。刘氏祖茔在罗头社王家沟村西，林基五十五亩三分三厘。其子姓（孙）散居大律，刘家庄、辛寺、刘家洼、白家庄（今属平邑白彦镇）、香城、将军塘、大河滩、张庄、韩家庄、官庄、田黄河西、卧虎石（今山亭店子镇龙虎）、李家岭、黄家林、仙桥庄、末亭、果庄、灰埠、石山汪、灰埠西山等村。”类似情况而非迁自山西的明代以前立村的还有，实际就是明代知县创办官庄的人口来源。
随着接触材料增多，逐步又有了新的思考。象中心镇刘行、太平镇前皇甫刘姓等不少洪武年代的迁民村，从明代到今天的人口增长看，基本不足千人。有资料显示明朝人口约6500万，以今天13亿计增长约20倍。也就是说即使一次迁来兄弟数人携带子女一二十人的大家庭，到今天也大约数百人而已。除非不遇战乱和瘟疫地持续繁衍，几乎很难超过千人。有个所谓山西迁民的姓氏支脉，声称人口已达五六万，一看族谱竟把当地古碑明载系唐代某村支脉拉入。基本都是联宗，实际没有血缘关系。
据媒体报道，史料记载，明初因战乱中原人口稀少，政府从受战争影响小的山西移民。1373年到1417年间共移民18次，迁到冀鲁豫苏皖等地达百万人。先不说数据的可靠程度，据网上提供资料《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载，洪洞移民分布30省，2217县市，南到海南北及黑龙江几乎遍布全国，就以100万计，，平均每县400多人，实际在各地是极少数。就是100万人都迁到冀鲁豫苏皖五省每省才20万人，以增长20倍计，现在山东人中洪洞后裔最多也就400万人，仅占今天山东一亿人口的大约4%。根据山东和山西在明代的的人口情况（详见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户口总数与分区数表）：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140，卷214.，括号里B数据来自《诸司职掌·户部·民科·户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的建议：“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目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很显然，山东也是当时“生齿目繁”的人口大省，而且排在山西前面，当时山东人口远超山西。如今山西的移民宣传却有意避而不谈，实际是故意误导山东人。
可见，当时山东人口远超过山西，根本不符合“宽乡”的条件，不可能大批接受山西移民，起码远低于冀豫苏皖，大致在几千至数万人，发展到今天大在山东总人口的占比也是微乎其微。说今天山东人祖上都来自山西洪洞，显然不符合实际。
这份河北昌黎县志的记载，也可佐证明代山东是人口大省，有不少外迁邻近省份。
有资料显示，邹县古代建于明代以前的村并不少，明清时代村庄的增加，实际是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正常现象，山西移民在山东有分布，但并不是主要族群，今天的山东人还是本地人后裔居多。
既然是皇帝迁民，如果是主要迁居地，兖州方志理应不会落下，但查阅明代兖州府志和邹县志，再查临近明代的康熙五十四年《邹县志》，却难觅关于山西迁民的记述。
这说明，明代所建村庄人口极少是从山西迁来的，本土内部人口调剂数量更大。
清代康熙年间《邹县志》记载，“康熙年间，西关辖李家村（离城300里，在郓城县兴龙庄境内，有集）”。从记载时间看，李家村应该是明初移民，明代邹县迁居郓城地区的不仅有李家（集）村，有资料可查的还有“寿张县南李垓村”。说明当时邹县向那一带曾进行过大量移民，零星分布没被记载。这说明当时不少移民实际是从山东本土调剂去的。由于路途遥远族谱失联，难免会人云亦云，也成了“山西迁民”。
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基因检测也成为研究古代人口迁徙的重要参考。通过查看各省基因数据我们发现山东山西两省人群父系y基因有重大差异。
山东作为北方地区，O2（华夏）比例高达61%，中原汉人血统最高，说明在诸如五胡乱华历次外族入侵过程中，山东受冲击成都最小，居民相对稳定，堪称华夏族避风港。由于地处沿海，山东与东胡和南方百越的交往较多，故这些古老民族血统在山东占比明显高于山西等北方省份。来自北方内陆的匈奴和藏戎血统在山东的占比则低于山西等北方内陆省份。这说明，山西所谓“大槐树”迁民，并没有对山东居民构成产生重大影响，侧面反应明代向山东迁民极少。
山西迁民虽然规模较大，但星星点点撒向全国各地，实际在各地比例很小，当时山东境内人口比山西多出许多，并非无人之境，即使有山西迁民也只是少数。由于多数本地人没有离开原籍，谈论祖籍地的少，只有外来的山西人念念不忘，由于当时文化程度较低，加之不少人缺乏族谱，导致人云亦云，时间长了以讹传讹。或者当时官方对移民有扶持政策，古人为了冒领纷纷声称“山西移民”，日久成俗。于是包括建于隋唐的大律村诸姓这样的坐地户也成了“山西洪洞老鸹窝人”。想想近年来不少人被媒体蛊惑，纷纷去山西“寻根问祖”，看来，“山西大槐树”对华夏这棵“大树”来说，是叶不是树，山东人被人忽悠的不轻！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对多数山东人来说，去山西“寻根”实际类似于去别人祖坟祭祖，山东人真的愿意认这个“祖宗”吗？2018-4-25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