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农村实行“大集体”，农民成群结队一块下地干活，秋后收成了粮棉油，统一上秤按人分配。庄稼人没有公费医疗，上了年岁，由自己的儿女负责就医养老和送终。没儿没女的老人由集体保吃保穿保住保养老保送终，俗称“五保”。这样的人家被称为“五保户”。
大律是邹东大村，从高级社开始成立生产大队，下设16个生产队，一年后合并成15个生产队。庆连大娘和老伴吕庆连因为无儿无女，年事已高，七十年代就享受五保待遇，成了“五保户”。
庆连大娘姓什么叫什么，从没有人提起，之所以都叫她庆连大娘，是因为她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吕庆连大爷。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大律村历史悠久，姓氏众多，各个姓氏间却有着纵横交错或远或近的姻亲关系，虽然不同姓氏字辈不同，相互间却有着较为严格的辈分对应关系，同姓不婚，异姓结亲一般也不能差辈。按照这层关系我们父母称其哥嫂，我们就只能称呼他们“大娘大爷”。
据大律刘氏碑文记载，大律村于隋唐立村，因“大”“吕”二姓最早迁居，故取二姓合称“大吕”为村名，至今还有大家林吕家林旧址，元代以前碑刻载村名为“大吕”。因本地方言“吕”“陆”“律”同音“lu”，故明代方志记作“大陆”，至清康熙年间方志载为“大律”。如果没有吕姓，可能就没有今天邹东的大律村，至少村名不会称大律。
虽然吕姓对大律村的起源很重要，但不知从何时起吕姓在大律却不断走向衰落。清代还有木匠吕万成参与重修大王庙，至国初，大律吕姓男丁仅剩年迈的吕庆连大爷一人。
吕庆连大爷长得瘦小，当时须发皆白已经苍老，不用参加集体劳动，偶尔见他挑着破旧的货郎挑子，手里拿着货郎鼓下乡，才知他早年是货郎。庆连大娘则因为手和脚都有残疾，虽然相对年轻，也不能参加集体劳动，只是偶尔参加摘花生。两人一老一残，勉强相依为命。
等到全部分完，太阳也已落下，社员就可陆续认领攃自己的瓜干了。此时，各家各户老婆孩子，连同放了学的学生纷纷担筐撅篓，带着擦盘马灯，各就各位，青壮年擦，老人孩子摆，不大会，各家各户就都各自摆出一大片白花花的地瓜干。夜幕降临，看上去洁白洁白，像摆满地的白花花的银元，闪烁着银光。难怪有老人将摆瓜干和拾瓜干称为摆银元和拾银元。实际上瓜干不值钱，营养也匮乏，社员年复一年地种地瓜，吃地瓜，却总是穷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擦地瓜的声音也很有意思，青壮年擦的风驰电掣，跟着数都跟不上，而没劳力的户，只好由老人擦，庆连大爷家就是由庆连大娘擦，庆连大爷摆。他们动作迟慢“咔——嚓，咔——嚓”地令人心焦。虽然摊的地瓜堆很小，似乎总是最后擦完。
印象中，他老两口每次都会吵架。开始庆连大娘擦，庆连大爷摆，似乎风平浪静。但很快，随着庆连大娘慢慢的有节奏的擦地瓜声，一旁穿着旧袍子摆瓜干的庆连大爷便翻起了陈芝麻烂谷子。
“奶奶的，人家给我说后婚娘们我不要，非要黄花大闺女。奶奶的，谁知道娶了不生养！……”
庆连大娘开始不理，庆连大爷嘟噜时间长了，就不耐烦地呛一句：“你还擦呗！不干回家！”老两口开始针尖对麦芒，最终闹得不欢而散。庆连大娘生气丢下不干了，勾着手划拉着脚，慢慢回家，剩下庆连大爷一个人继续自言自语唠叨着干。幸好本队有他一个亲戚，每次擦完自己的，都来帮他，不然庆连大爷得忙到第二天。
对于无儿无女，庆连大爷一直心有不甘。他曾在烧峪村相对近支的同族，过继过一个侄子来䞍受自己的家业，以期实现吕氏在大律的延续。无奈那个侄子来看了他一趟，就没有再来。有人传说是因为那人来时穿着塑料凉鞋，庆连大爷居然愚昧地交代人家：“留着冬天穿了嚓雪！”我想这不应该是关键，关键的是庆连大爷的“家业”可能不足以勾起人家趋之若鹜的欲望。这件事让我觉得，吕姓人丁稀少，并非仅仅像庆连大爷无儿无女所致，主要的原因还是本村吕姓人大多可能是屡屡外迁所致，烧峪村吕姓或许就是大律吕姓外迁支脉。吕姓唐代即在大律居住，千百年来肯定频繁迁出，谁能说清今天各地吕姓不是大律吕姓分支呢！
庆连大爷是1974年病故的，活了七十多岁，那年月缺吃少穿，这个岁数算高寿。那时刚推行火化，不少人想不通，老人最怕火化，有的临咽气还嘱咐不让火化，也不知庆连大爷是否想通，咽气后，队里就派人用地排车拉着去火化了。火化回来，他的骨灰没人愿意搭手抱回他家，最终只得由队长将庆连大娘叫出来晃晃悠悠搬回去的。
大集体时，实行人七劳三的分配制度，劳动占的三成微不足道，一个棒劳力的饭量能顶几个老人孩子，越是劳力多的户，越是吃不上穿不上，日子很窘迫。他们自侃“家有劳力爷儿仨，不如添个小乜尕！
”印象中，那些孩子多的和庆连大娘这样的五保户，吃的穿的大多比劳力多的户好，庆连大娘家两人，虽也穿戴陈旧，但衣服从不见有补丁。这大概就是如今越是困难户，越是留恋大集体的原因吧？
后来文革结束，地里干活流行责任制，分配改为“人六劳四”，孩子多或五保户，分得的比例减少。再后来，土地分开，村民劳动积极性高涨，各家各户，日子一天比一天强，庆连大娘作为五保户，不能劳动，没有自己的土地，眼睁睁看着左邻右舍不断变富，自己只能指望着集体年复一年几乎没有改变的五保待遇。
庆连大娘过去有自己的小院，后来冲街，将院子占去了，只剩下两间东屋。别人都重新补划了宅基挪别处去了，她却仍然门朝大街住着那两间破旧的草房。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没人愿意到他家串门，更没人注意她的生活吃住，她每天要做的就是吃过饭站在门前，呆呆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看着他们下地，看着他们收获，看着别人娶妻生子，生生不息。她自己要做的或许就是等待“哪一天”生命结束。每次回家，一上大街，准能见到庆连大娘在门前站着或坐着的单薄身影。甚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一走上大街脑子仍有她的影子。
有一年冬天，庆连大娘病得厉害，集体给他买了寿衣穿上，晚上需要有人看着，叫谁谁不干，病危中的庆连大娘，躺在铺上也不知作何感想。村干部最后找到四斜子哥，四斜子哥不讲究，勉强同意。
四斜子哥人长得矮小眼还斜愣，但运气还算不差。建国初，人们对战争充满恐惧，不少人找女婿就图个安稳，他老丈人认为，四斜子哥身材短小入伍不够高，加上眼斜瞄不准枪，没有应征打仗的风险，就把闺女许给了四哥，四斜子嫂年轻时婷婷玉立，一表人才。类似情况，在我们村还有，当时东沟崖张老头就甘当“落后”故意找了个瘸子做女婿。
时值隆冬，庆连大娘人过七十，连病加冻，奄奄一息，集体为她买了寿衣。四斜子哥夜间值班守着她，也被冻得够呛，凑近喊几声，庆连大娘也不吭声。四斜子哥摸拉着她的脸说：“老婶子呀，你看你一辈子没儿没女的，集体照顾的比有儿有女的都强，浑身上下一码新，跟个花媳妇似的，该合眼就合眼吧！”没想到庆连大娘这次居然没死，她像一盏风中摇曳的残灯，晃晃悠悠，硬是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他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而且又活了好几年。
几年以后，听说庆连大娘忽然精神不振，像是又病了。好长时间，也没人操心为她看病，不见集体出面过问。有邻居议论，现在地都分开了，各家种各家的地，集体的事越来越没人管了，作为五保户的庆连大娘，该由谁来管呢？
那年的一天，我回家问起庆连大娘怎样了，母亲告诉我，庆连大娘都埋上了，我吃惊地说“死了！怎么死的？”母亲说：“喝酒醉死的。死前她把那年集体买的寿衣穿得板正的，个人买了一瓶酒喝了，躺铺上像睡觉一样就醉死了。好长时间不见开门，邻居喊不应，开门一看不知死多长时间了。”我感慨地说：“可怜！没儿没女，没人照料，估计连丧也没人发！也没东西发！草草火化了事。”我娘说：“发了，发得还算体面，就是缺个哭的！”我疑惑地说：“谁出的钱？”我娘说：“邻居整理她的东西，见有半缸面，里面放了一千块钱，一边还有十斤一桶花生油，用这些集体出面为她操办丧事，基本正好。”这是庆连大娘最后的、或许也是一生唯一的体面！
至此，吕氏在大律彻底划上了句号，只有吕家林偶尔被村民提起，它在村南山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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