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不废儒教当兴

儒教兴则国兴

大德不废，儒教当兴

2010-11-02 19:45

　　一. 儒教与学术思想问题

　　近三百年来，中国在某些科技、思想和制度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在五四时期一些所谓"进步"人士的大肆批判下，却最终形成了"全盘西化"和"儒教当诛"两个怪论。"全盘西化"是将西方的优势扩大化，而"儒教当诛"则是把儒教做为重点打击对象。两千年前，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尊崇儒学、起用儒士，并贬斥黄老及百家之言，但是从未禁止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事实上，十家之中只有儒家属于宗教，其他各家皆非宗教。小说家关注街谈巷语，从事道听途说的采风，因此它属于文艺宣传类。名家提出「正名实」，主张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因此它属于逻辑科学类。农家主张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因此它属于农业经济类。此三家均为特定专业人士，根本不具备涉足政治的条件。而阴阳家提出「五德终始」，主张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并决定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因此它属于哲学类。道家主张「道」是一切事物的根源，强调凡事顺应自然，因此它同样属于哲学类。此二家只是一种思想，它可做为政权支持力的来源之一，但是并无实际的社会功能。

　　墨、法、纵横及杂四家都属于政治类。墨家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主张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区别。提出「尚贤」、「尚同」，主张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而且是一个必须交党费的国际主义政党。墨家领袖"巨子"即是"党魁"，而墨子可称是「政党政治之祖」。然而在战国时代墨家已遭重创，秦统一六国后，不仅使其失去了国际舞台，还遭到秦廷的打压。而且它的主张过于超前而脱离实际，它的没落与儒教没有直接关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因此它属于法制类。然而秦朝律法已臻完备，汉朝则是基本沿袭秦律，法家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最终成了政府的行政官员。纵横家主张合纵连横，因此它属于外交类。秦统一六国后，纵横家已无合纵连横的对象，自然就没落了。而杂家主张博采众长以成一套兼容并蓄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因此它属于政策类，但未自成一家。此四家的思想可供高级官员所用，但是并非民众应学的知识。此外，它们同样没有实际的社会功能，因此也不具备提高政权有效性的作用。

　　儒家提出「仁」，主张克己复礼，互相关爱，达到大同世界。提倡仁爱、忠恕、礼义、诚信、有教无类，因此唯有儒家属于宗教。所以尊崇儒学、起用儒士，不仅可将政治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达到统一思想、言论、行动和规范的目的，还能大幅提升政权的有效性。正是基于宗教的这个独特功能，使得政教合一制度成为中外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此外，儒教是一种人文宗教，而非一神教。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必须先要格物致知。因此指责儒教扼杀学术思想，实属妄言。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思想家死后才敢发表学术著作的事情，更不曾有科学家因学术观点而被处以火刑。而且在清朝大兴文字狱之时，所有遭受迫害者都是儒士。百年以来，那些把西方一神教的恶迹劣行直接套在儒教身上的做法，纯属欲加之罪、栽赃之举。

二. 儒教与现代科学问题 

　　五四以来，一些所谓"进步"人士还不断强化"中国人最愚昧"和"儒教耽误科学"两个观点。"中国人最愚昧"主要是想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儒教耽误科学"则仍是把儒教做为重点打击对象。

　　鲁迅在「药」一文中，就以人血馒头来着力刻画中国人的愚昧。难道以人血馒头来治病就是愚昧吗？古代中国人把天花的结痂放入鼻孔来预防天花，这样愚不愚昧？显然这种做法并不愚昧，因为它确实能够预防天花，后来此法还辗转传入欧洲。近代西方国家在占领埃及后，上流社会还流行把木乃伊拿来当药吃，欧洲人愚不愚昧？不久之前，美国调查发现市面上仍有大量不具任何疗效的药品，难道那些购买者都是愚昧之人吗？事实上，人类对许多事物仍处于无知状态，但是无知并不等于愚昧，唯有漠视已知的事实和真理可谓愚昧。显然「药」一文中的母亲并非愚昧，而是无知。对于一个为救儿子而不放弃一丝希望的母亲，何以鲁迅只见其愚昧，而无视其伟大呢？在五四时期，有些人总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种种陈规扣上愚昧的帽子。反之，他们对西方存在的诸多陋习却有很强的欣赏能力。在不断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努力下，终于在中国树立起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他们就是受过西方洗礼的"进步"人士。

　　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和发展，它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天时"，就是在天主教的长期严酷压迫下，一些政府和有识之士只能借由非传统形式的实证科学来打击教廷的权威，使得天文学、力学等自然科学积蓄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所谓"地利"，就是西方有一套非常便于进行运算的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系统，使得自然科学拥有了适合的发展工具。所谓"人和"，就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它为科学知识开拓了广大的应用空间。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促使西方各国不断加大科学研究的建设与投入。

　　近代中国科学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自古以来，儒教与科学并无直接关系，并始终提供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科学发展既无奖励的动力，亦无压迫的动力。而中国的汉字符号和数字系统极不适合进行运算，即使能求得精确的圆周率也无法表达其算式，因此根本欠缺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此外，明末以来的社会动乱和文化压迫，更使科学发展失去了必要的外在环境。公允言之，若说明末以前，中国科学的发达并非儒教之功。那么明末以后，科学的落后亦非儒教之过。事实上，许多儒士不仅为文，同时也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此外，古代中国若要发展科技，并非广招墨者为官，而是制定奖励之法，否则只会使其更快脱离科学研究。而制定奖励之法，此乃法家之事。而且对于墨家来说，宗教和科技二者主要是推展党务的工具，它自己亦未提出奖励科学研究的主张。然而，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凭着一些街谈巷语，就想当然耳地把科学落后归咎于儒教，即使今日科学早已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还有人以各种谬论和诋毁来压制儒教。

　　三. 儒教与封建制度问题

　　人类的政治史就是一部政府权责机构发展史，它存在部族政治 君主政治 寡党政治 列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发展关系。在本质上，它存在由权力到责任的发展逻辑。在形态上，它存在由权贵到全民的发展逻辑。在内涵上，它存在由平衡、治理和稳定到效率、管理和发展的发展逻辑。而在伦理上，它则存在由人治到法治的发展逻辑。根本而言，政治文明的发展不仅受到内在逻辑的制约，它还受到多种外在条件的限制，例如传统观念、教育水平、生产方式、宗教形态、社会结构、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交通和通讯等。然而在上古时代的中国，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法治、责任和全民三个要素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为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文明只有权贵政治与全民政治两种基本形态，而权贵政治必然是一个世袭制的等级社会，然而不同的等级社会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在夏商两朝的奴隶制社会瓦解后，周朝建立起了封建制王国。凭借第一位辅佐周王的特殊身份，周公旦建立了「三公制度」、「制礼作乐」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三个体现民主原则的政治制度。就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实行三公分立、以法治国、政绩取向的治国政策。

　　「三公制度」是君主政治的一项权力制衡设计，虽然三公并非民选产生，但是必定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而且它有效解决了君主一权独大的问题。若与西方的君主专制相比，西周的政治制度不至于横征暴敛、大兴狱政而酿成法国大革命。若与奉行法家学说的秦朝专制相比，西周的政治制度则包含了更多的民主因素。此外，在交通和通讯等并不发达的情况下，秦汉的广土众民使其注定难以发展民主政治。

　　「制礼作乐」之礼者，法本也。上古时代的礼和法是一体的，礼即是未条文化的法，就像哲学和科学原本一体一样。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説用政绩来引导人民，用法律来规范人民，如此人民就会知耻且守法。因为只有衣食足、而后人民才会知廉耻。荀子：「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就是説古代君主憎恨这种乱象，所以制定了法律来定其分际。由此可知，所谓「礼治」即是法治，它的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形式建立政权的合法性。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之德者，施惠也。它不只是消极的自我修为，而是积极的利人惠民。若以现代政治用语来说，就是做出政绩。尚书：「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就是説你们要能摒弃私心，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政绩。礼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就是説君主做到所说之事，就是为百姓做出政绩了。论语：「为政以德」就是说通过做出政绩来治理国家。由此可知，德的反面就是罚。德就是胡萝卜，而罚就是大棒。所谓「德治」就是建立政绩，就是以政绩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

　　儒教是一种人文宗教，它的主要内涵在于"教化与指导群众思想和行为的社会规范"。然而只要论及社会理想，必然就会涉及政治层面。对于儒教而言，社会规范是本，而政治理念是末。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的政治制度，而且在「三公制度」、「制礼作乐」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有利于提升政治文明的「选贤举能」主张。因为唯有再通过「选贤举能」接纳平民参与政治，方能达到天下为公的理想。而且「选贤举能」是实现平民政治唯一可行的途径，所以孔子可称是「平民政治之祖」。然而实施「选贤举能」首须提倡平等观念、打破身份贵贱的藩篱，为此孔子首创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并通过平民教育为平民政治奠定必要的文化基础。其后，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不仅极大强化了以民为主的观念，并为全民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一百年来，一些人批评孔子维护落后的封建制度，这是不切实际的片面看法。历史证明，在孔子之后，中国即陷入了长期混战的战国时代，而且又经历了两千多年才迎来全民政治时代。由此可见，孔子对当时政治情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实上，当时诸子百家根本无人主张废除封建、提倡民主，即便是墨家这个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政党同样如此。而自汉魏以后，孔子「选贤举能」的平民政治主张终被普遍认可，并通过察举制和科举制发挥着推动政治文明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