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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划痕症”查血发现嗜酸细胞高，后被医生诊断为嗜酸细胞肉芽肿。虽然只是偶见个别淋巴节肿大，却也没有其它症状出现。给我看病的医生也算得上是位名医了，但在治疗时用了大量激素，嗜酸细胞当时下来了，体重却因此上去了。当嗜酸细胞再次上来时，就要根据体重继续加大激素的用量。后来才得知，这一疾病是一种自律性的病，不治即可自愈。一位同事后来也得了这样的病，当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时，断然拒绝，后来自己就没事了。而我，却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几年之后，我已经从部队调到这所医院，从事机关工作。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发现自己得了激素后遗症之一的股骨头无菌性缺血坏死。更为遗憾的是，这是一种疑难病，医院里的医生本身就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做自体血管植入及滑膜切除手术，一派认为那是临时措施，只能暂缓疼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如先找中医保守治疗，发展到后期直接做人工关节植换。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有病乱求医，每天在报纸上搜索各种广告，什么办法总想试一试。依靠自己的人脉，还做过介入治疗、中医治疗甚至放疗。然而，最终也没能逃脱人工关节植换的噩运，并提前从部队退休。
作为一名部队医院工作人员，我开始对医疗、医生、医术、医德等诸方面进行思考，对越来越唯利是图的西医、个别依靠神秘来维系生存的中医进行思考。然而，病人还是病人，医生还是医生。我没能摆脱做病人的命运，也没能挣脱半个医生的命运。
服务于延强医院后，我发现，这是一片医疗行业里的新大陆。尤其是对民营、民间中医的了解，使我对中医产生了浓厚兴趣，对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越来越迷恋，对传统中医的传承、传播，以及对真正的中医师的人格魅力有了深入了解。
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完全趟过中西医这条难以融合的河流，而是行走在中西医之间，也行走在了人生的边缘。我突然发现，过去自己一直持不认可态度的中医已经给我敞开了一扇大门，吸引着我去重新认识、重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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