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王振义院士依然精神矍铄，他每天依然坚持来到位于瑞金医院的办公室。见到他时，王先生正在和工作人员们沟通交流；打过招呼，待工作结束后，王先生和记者聊了起来。
在71年的工作生涯中，王振义在医学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开创了白血病和肿瘤的诱导分化疗法，在国际上首创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被誉为“癌症诱导分化之父”。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还创造了“一门四院士”的团队奇迹。
谈起人生历程，王先生却十分淡然。他说自己的一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只是根据国家的需求和病人的疾苦去开展医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有很多遗憾。
王振义出生于1924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见证了中国遭受的苦难。少年时代，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他和同学们在画册上亲眼看到了日本人在东三省屠杀同胞的惨状，非常残忍，内心感概万千。之后他又亲眼看到了日本人侵入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的淞沪抗战，中国百姓又在苦难中煎熬。王振义说，他当时就在思考，正义是人的本性，但是中国受欺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帝国主义为什么可以肆意在中国土地上蹂躏我们？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中国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王振义告诉记者，今天中国1年可以培养800万大学毕业生，20年就有1亿多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这样的创新力，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但是很多中国年轻人沉迷于享受，很多人崇拜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忘记了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忘记了当年他们对我们的侵略和苛刻。“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生活，努力科技创新，只有中国自己强大了，其他国家才会尊重你，才会尊重中国人。”
王振义回忆起中国刚刚解放的那段日子：“当时中国一穷二白，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医疗条件也落后，连化验材料硅胶都买不到，后来用石蜡代替。老一批的知识分子当时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辛勤工作。”
王振义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瑞金医院血液科，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个病人拔牙后血流不止，可是医生们却束手无策，找不到原因。
当时的国家号召医学界要开展出血性疾病、动脉硬化、高血压和癌症的研究工作，国家需要什么，科研工作者就去深入研究。王振义一生中也改过多次研究方向，在每个方向中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发表了比较重要的论文。除了白血病外，他和学生在动脉硬化研究领域也有突破，他们发现中草药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1952年，王振义开始翻阅国外的医学文献，开始了埋头苦学。一开始翻译美国的医学书籍《出血性疾病》，之后在临床上一边实践一边研究，一本厚厚的《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与临床》是王振义多年来研究的成果。
当时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最容易出血，而且病人死亡率比较高，王振义和同事们对这种疾病格外关注。他们发现在美国科学家的论文中提到13-顺维甲酸这种药物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时，有一些细微的效果，就想拿过来试一下。但是当时西方对中国封锁，得不到这种药物，国内自主生产的只有全反式维甲酸，这原来是治疗皮肤病的药物，毒性低，价格便宜。在显微镜下，看到全反式维甲酸杀灭肿瘤细胞的效果非常好，就应用在临床上。无意之间，找到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方法。
在王振义心中，科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科学界内部的互相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要善于学习，不耻下问，我们也是站在西方医学领域的经验教训上走出自己的道路，获得进步的。”
但是多年来，王振义也有遗憾：发现全反式维甲酸的神奇效果后，他的团队还试图再找一种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可是在努力了30年后，遗憾地发现冬凌草甲素无法治疗白血病。
王振义告诉记者，科技创新出发点永远是解决现实问题，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他科研人生中所有的研究方向，都是出自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没有个人的目的。要开展科技创新就要善于学习和探索，学习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不能否定西方发达国家科学研究对于全人类的贡献，科研工作就是前赴后继，后人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探索，人类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王振义告诫今天的年轻科研人员：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奖，为了出名，而是为人类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他说，科学不能有功利心，不能把成功放在第一位。科学家不是天生涌现出来的，不是领导培养出来的，而是国家创造一定的条件，科研工作者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通过实践成长起来。虽然他通过学习研究探索尝试，很幸运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还有很多一生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也在平凡的工作中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他们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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