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此语出《尚书·商书·说命下》。意思是说，当时的王者为了治国平天下，力求多闻广识，向前人学习，这样才能建功立业，不向历史学习而能长治久安的事，从来就没听说过。这里傅悦忠心告诫君王一定要“多闻”，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把事情做好。特别是要学习“古训”，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事不师古”，是不能长治久安的。
中国古人极其重视历史，不断地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总结，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历代明君，非常重视学习历史，从中汲取治国经验，同时也推动了古代史学的发展。因此，几千年来，所留典籍浩如烟海，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厚重的历史。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对文史颇为轻视。楚人儒生陆贾是位纵横之才，是刘邦幕府难得的文化人，但刘邦欣赏陆贾的仅仅是他的辩才。《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陆贾时时在刘邦面前谈论《诗》、《书》，惹得刘邦非常反感，甚至招致一顿臭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劝谏道，天下可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修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征战天下或许可以单以力胜，治理天下却需要文化力量，文武并用方为治国之道，假使秦懂得文治天下，也不会灭亡。刘邦接受了陆贾的劝告，同时命其撰写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以及有关以往治国成败的奏章。陆贾遂祖述存亡之证，先后著文十二篇，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名其书为《新语》。其后，汉朝的历代帝王皆以刘邦为榜样，聚天下之书于禁中，于金华殿、白虎观听讲《尚书》、《春秋》、《左传》诸史书。为此，汉代学史风气颇盛。
有唐一代，据史书记载，“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唐太宗即位后，置弘文馆于宫殿之侧，在听政之暇，委学士相与讨论古今之成败得失，讨论成果即为现存的《贞观政要》一书。以史为鉴，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主要原因。因此，唐太宗学史成了后世帝王的典范，《贞观政要》也成为后来宋、元等帝王的必读书。
中国人重视历史、推崇古训，其实是一种“务本”理念的体现。《礼记》有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可以说，重本或“务本”是中国文化的一大鲜明特色。因为“务本”，所以要有孝道——孝顺父母及列祖列宗；而人为万物之一物，虽然较有灵性，其同为天地所生则与万物无二，所以不仅要“法祖”，还要“敬天”；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所以还要尊君敬师，因为无君上师长，则人类社会的秩序无从稳固、文明无从传承，便与自然世界无异。荀子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谓“天地君亲师”，正是华夏民族“务本”的体现，明乎此，则能明了《论语》为何在开篇第二章就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明乎此，则能明了为何《大学》一上来就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因此可以说，“务本”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弘扬中国文化，当深入领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的深刻蕴涵，否则，只在枝枝节节的末梢用力，便会事倍功半。
不懂历史，其实不仅仅是说见识狭隘、像盲人一样这么简单。清末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段很沉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人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段话的意思是，要想消灭一个国家，一定要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要想毁坏一个民族精神大坝的堤防、败坏其纲常，一定要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要想灭绝一个国家的人才，淹没堵塞一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要想消灭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祖宗，一定要先消灭这个国家的历史。消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就是消灭了它的民族记忆；一个人失去了记忆，就很难说是从前的他了；那么，一个国家失去了记忆，一个民族失去了记忆，那还是这个国家、还是这个民族吗？这个国家的教育如何办得好？杰出人才如何才能涌现？社会乱象如何得以平息？我们还可以继续问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可能会有很多种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数典忘祖、忘恩负义之徒绝非中国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吾人不可不对此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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