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1948 年 7 月——离北平“和平解放”还有半年， 46 岁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沈从文偕次子虎雏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 7 月 30 日夜，虎雏一边喝着柠檬水一边读着《湘行散记》，童言无忌地“激励”自己的作家爸爸—— 1934 年就出版了自传和《边城》的大作家。
“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从文喏喏。儿子又激励道：“那要赶赶才行。”“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从文允诺。
然而，时代和历史并没有给沈从文太多机会。
尽管 1948 年年底主动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抢运学人赴台的邀请，但沈从文这一年并没有逃掉左翼文化界的激烈批判， 1949 年他甚至选择自杀，所幸获救。迫于时势， 1948 年开始，沈从文逐渐转向物质文化史和杂文物研究，其所涉门类宏阔，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具代表性。
后半生中，七易其稿的短篇小说《老同志》（又名《炊事员》）以失败告终，以内兄、 1936 年牺牲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也流产了。沈从文尝试着在 1949 年之后的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继续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让 1967 年生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感慨的是，“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1960 年代以降，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金介甫（ Jeffrey Kinkley ）的《沈从文传》（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一系列相关博士论文，汇聚起了海外的“沈从文研究热”； 1988 年，由凌宇撰著的大陆“影响最早、最大的”《沈从文传》出版。
1985 年，张新颖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开始懵懵懂懂地阅读沈从文，也读了凌宇另一部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复旦中文系素来重视文学史教学和作家作品研究，系里吴立昌教授讲授“沈从文专题研究”，“ 80 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研究生阶段，张新颖深受导师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教授主持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恩泽。1992 年，张新颖在《收获》上读到沈从文家属整理的《湘行书简》——沈从文 1934 年自北平返乡，在湘西一条河流上给“三姐”张兆和写了一系列长信——当读到沈从文 1934 年 1 月 18 日下午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那一瞬间，张新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4 年后，张新颖从《文汇报》重返母校攻读博士，次年即写下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
新世纪之初，张新颖的博士论文单行本《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入选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他辟出最后一章“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论述“沈从文的 40 年代”。
2002 年年底， 32 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 400 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 1949 年后所写—— 9 卷书信中有 8 卷写于 1949 年之后，这 300 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作为系里“原典精读”课程之一的《沈从文精读》的讲义 2005 年冬结集出版后，张新颖一度累出眼疾，以致《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 - 1988 》（以下简称《沈从文的后半生》）只写了一万多字， 2012 年秋再度续写，不到一年就一气呵成。作家余华 2013 年秋收到这部书稿电子版后，“一口气，从晚上八点左右读到凌晨四点多，感慨万分”（余华最新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2015 年年初出版后，在接受“澎湃”专访时，他表示“张新颖是我一生的好朋友”），他坦承“有时候朋友要求我给他们的孩子推荐小说，我只好遵命，我推荐的小说里必有沈从文的。”有文学批评家 2014 年上半年更是翘首以待：“近年来张新颖因为对沈从文传记资料的深刻研究和不凡见识，把国内外沈从文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即将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可能是今年学术界一个重大的收获。”
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 2013 年年底就拿到了《沈从文的后半生》书稿，原计划 2014 年 5 月 10 日献给逝世 26 周年的沈从文先生，但在《收获》长篇专号春夏卷隆重刊发书稿精华版前后，张新颖和该书责编、“理想国”文史馆主编曹凌志又各自重校了两遍。曹凌志感佩于张新颖的不事张扬，认为张著是他近年所见关注沈从文后半生的著述中“篇幅最长”、“态度最克制”的，他参与编辑的《温故》 2009 年第 14 辑刊发过沈从文 1957 年至 1960 年间写给山东美术考古学者刘敦愿的十封信——这些信并未收入《沈从文全集》。因此，曹凌志预计《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后，可能会有一些未曾刊布的沈从文书信涌现出来，《沈从文全集》甚至可能会有所增订。
沈虎雏给《沈从文的后半生》提过不少细致而又中肯的意见。他的一位 80 岁高龄的表哥拿到《收获》的精编版后，从头天晚上 11 点一直通读到次日凌晨 3 点，“他对我父亲的了解远远超过其他读者，但很多时候是噙着眼泪读，停不下来。”
把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到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
《单读》：据说您当年也迷过崔健且“架子鼓打得不错”，后来也确实写过《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这样的论文。您对 1980 年代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和这些年坊间流行的“八十年代热”的描述有哪些主要的异同？
张新颖：我这个年龄的人，迷过崔健是比较普遍的，我大学前后级的同学大都迷过崔健。但我可够不上摇滚青年的资格，崔健之后，我也就只关注过张楚，其他的不甚了了。至于架子鼓，那是有一次我在课堂上讲诗歌，其中讲到鼓敲击的声音和鼓点之间没有声音的间隙，这之间——“有声”和“无声”——会形成紧张的关系，随口漏了一句，我年轻时打过架子鼓。打得不错那是夸张了，千万不能当真。
我 1985 年上大学，所以精神上是八十年代后半截儿成长起来的，经历的八十年代不像我们的老师辈那么完整。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一是文学上强烈的探索和实验，我读本科的时候发表了三篇评论，谈的分别是马原、余华、残雪的小说，你从所评作家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我那个时候的关注点；二是我周围贪婪的阅读气氛。那个时候逃了很多课，逃课干什么去了？什么也没干，就是读书。我记得两个情景：一个我们复旦中文系的资料室，那时候在校园里的一个二层小楼上，晚上也开，冬天里面挺冷的，踩着吱嘎作响的木地板上去，待到关门；另一个在校门斜对面新建的文科图书馆阅览室，我有几个同学成年在那里，他们读书是按照书架排着读的，这一排想读的读完了，再读下一排——胃口大到这么可怕的程度。我基本不在图书馆阅览室读书，原因是我发现我也很贪婪，既想读这本又想读那本，结果时间就浪费在穿梭于书架之间了，所以我是借出来读。
《单读》：1990 年代中期，《栖居与游牧之地》和《歧路荒草》这样的文集已经奠定您在文学批评界的初步声名，您当年是师从贾植芳先生攻读完研究生后，先去了《文汇报》做记者， 1996 年秋又重回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博士这一阶段的训练对您的主要提升是？
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是陈思和老师编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第一辑中出版的，当时这套书很短时间内印了三次，我是沾了这套书的光。《歧路荒草》不过是本随笔集。我 1992 年到《文汇报》， 4 年以后再回学校读书。
说到学术训练，倒应该说是硕士阶段开始的，博士阶段是接续这个来的。读研究生期间，我不断写些文学评论发表，但用功更多的是在现代文学的学习上。不用说会读《新青年》、《小说月报》这些旧杂志，还有一般文学专业学生不会去读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当作资料或者背景去了解和掌握，难免枯燥，其实读进去之后，会不断有很惊讶的发现和体会。
对我后来的研究直接起到很大作用的，是贾植芳先生与陈思和教授主持的《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这套大型原始文献汇编 1985 年就完成了，但因为规模太大，一直没有出版，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碰到出版社退回稿子，捆扎的稿子有厚厚的三十多包，我骑着自行车来回好几趟才从贾先生家里运回我南区的宿舍。到 2004 年，这套资料经过大幅压缩之后，才以《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出版。
我写《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其实是接着做我读硕士期间就开始的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学习和研究，不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思路有了很大的变化，讨论的重点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思和老师、王晓明老师，还有其他老师，一直给我帮助和鼓励，这对我起作用，我会想，不要让他们太失望才可以。你问到的博士阶段的提升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出，因为我是个不会一下子提升的人，有变化也是很缓慢的，很自然的。
《单读》：您的简要版著述表中一般不太提及 1998 年编的两卷本《储安平文集》，您对储安平研究的核心关切是？它和您的沈从文研究又有怎样的关系？
张新颖：我不提及，是因为我并没有做储安平研究，我编了两卷本文集，是基础性的工作，把储安平的东西集中起来给大家看，给研究者用。这些东西当时搜集起来也不太容易。我编这个大概和我做过新闻工作有关，我后来还编过徐铸成、林放等老报人的东西。《储安平文集》能出版，是我挺高兴的事；但也有些微遗憾，有的文章只能存目，也有少数文章里面的字句略有删节——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有人指责是我做了删节，真是糊涂啊。我东求西搜来，是为了做删节？我能理解出版社不得不在个别地方这么处理的理由。
编《储安平文集》和我的沈从文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做不同的事。如果要往宽泛里说，那就是我关心个人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关心不同的个人和变动着的时代之间的不同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思想上关切的联系，也可以。
《单读》：沈从文早在 30 岁时就写过《从文自传》；在 2005 年出版的《沈从文精读》中，您说过“在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模式’里，其实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这种“凝固化的倾向”具体怎么讲？您也重点参考过凌宇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金介甫（ Jeffrey Kinkley ）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以及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等代表性著述，如果向读者推荐其中一本，您会选哪一本？
张新颖：我是个教书匠，不但要看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要看很多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数量不少，老实说，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也不少。因为你每年都看，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我说的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但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说了又是重复一遍。沈从文是个丰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东西多着呢。把一些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到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会有非常丰富的感受，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努力要引导年轻读者做的事。
你说的几本著作，都使我受益很多。只推荐一本的话，我还真没有办法选择；我列参考书目，不求全，不采用把有关著作全部列上去的方法，只列我自己这本书参考的著作，所以等于我已经选择过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就读过凌宇先生 1985 年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那是我最早读过的几种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是影响最早、最大的传记。吴立昌先生是复旦的教授，他开“沈从文专题研究”课，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八十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吧。 2008 年我编过一本《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可以看到在复旦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小脉络。
《单读》：《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后半生”的时间限定，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陆键东 1995 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渐渐洛阳纸贵的《陈寅恪的最后 20 年》；对传主晚年岁月的研究，确实是海内外的沈从文研究中相对荒芜的领地。早在 2005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长廊与背影”书系就出版过长您两岁的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扬（李锡龙）的专著《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李著次年再版时的书名也更新为“沈从文的后半生”。您的研究较之于李著主要有哪些不同？
张新颖： 2006 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沈从文的最后 40 年》，非常兴奋，借出来很快读完了。我当即给李扬兄写了一封电邮求书，记得我还把在芝大图书馆看到的沈从文签名本的情况——大多是签在香港翻印的书上——告诉了他。他在我还没有回上海的时候就把书寄到了复旦。我兴奋是因为有同道,因为李扬兄这么迅速，就根据大量材料写出了沈从文真实的后半生，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沈从文全集》等提供的大量新材料。
因为我手头有这本《沈从文的最后 40 年》，所以没有再去注意后来的再版，要不是你说，我还真不知这本书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了。如果早一点注意到，或许我应该再考虑一下我的书名，现在来不及了。
李扬兄的这本书，比我写的这本要清晰、明确，他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材料有很好的消化，做了相当准确的分类、归纳、条理化，读者阅读起来流畅，能抓住重点。我的书读起来有时候会感觉疙疙瘩瘩，一些一般读者未必会感兴趣的具体信息也不愿意舍弃，个人表达上也有意克制。
《单读》：还记得您 1985 年最初阅读沈从文作品时的版本和其他情形么？ 1992 年又具体是怎么经由《湘行书简》“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张新颖：从 1981 年开始，国内出版沈从文的文学旧作，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了很多种选本。规模最大的，是花城和香港三联联合出版的 12 卷《沈从文文集》， 1982 年出了前 5 卷， 1984 年出齐。这套文集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沈从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 2002 年全集出版之后，这套文集对研究者来说就不大好用了。八十年代出的沈从文的作品，字句上有不少改动。我在书里也提到过沈从文对《文集》改动而发的牢骚。我那时候是碰到什么版本就读什么版本，没有讲究，也不明白。我整个大学时期断断续续读，没有特别的体会，换句话说，虽然读了很多，但没有读进去。现在想，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心智上的兴奋点在先锋文学；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根本的，就是还没有成熟到能读进去的程度。
《湘行书简》是后来才整理发表的，我 1992 年在《收获》上读到，真是震惊，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见到了沈从文的天地。我后来反反复复讲他 1934 年 1 月 18 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文字，是因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真是奇妙，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单读》：从 1997 年的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一九四九年起》开始，您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一些基础性的发现和结论，贯穿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著述之中，包括《春酒园蔬集》中的“沈从文与 20 世纪中国”。在对沈从文的阅读上，“常读常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张新颖：《春酒园蔬集》其实没有新内容，那本书就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从以前的著作里选辑片段构成。我自己相对喜欢《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三篇论文，可能因为是近年写的。
“常读常新”有个基础，就是这个作家得足够丰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让人读出新东西来的；再一个，就是你不能受观念、理论、见解的束缚，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这样才能读出东西来。还有就是，不能封闭起来读、孤立起来读，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单读》：尊著几乎是按照年份逐年写来，其实如果有一个对应本传记的传主年表就更有助于阅读？
张新颖：这本传记如果附一个年表，或许对读者来说更方便，编辑也向我说起过这个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做，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年表了：简明的，沈虎雏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细的，吴世勇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谱》，都很好。我特别要说到这两个年表，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这两个年表给我帮助很大，省了我不少力。
《单读》：余华在 2013 年 9 月通宵读完这部书稿后，在回复您的邮件中专门提到林斤澜对沈从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写”的秘诀上，沈先生当年告诫他“要‘贴’着人物写”。具体到《沈从文的后半生》，您又是怎么“贴”着沈先生来写的？
张新颖：“贴着人物写”这话传得很广了，很多人是从汪曾祺那里读到、听到的。“贴”看起来是个写作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有些作家也想“贴”，但“贴”不住呢？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如果对自己所写的人物自以为是，就有距离了，就没法“贴”了。
《单读》：夏志清先生虽然较早且较高地评价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在一些细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仍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沈从文）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由 1924 年到 1928 年间，他为生活所迫，大量地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滥用了”；在援引苏雪林当年对沈从文的中肯批评（如“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后，夏先生在评述沈先生偏爱的苗族故事（《月下小景》《小白羊》《龙朱》）时还说，“照理说，他（沈从文）既常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研究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举例来说，在描写苗族青年恋人的欢乐与死亡时，沈从文就让自己完全沉溺于一个理想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牧歌境界’与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
张新颖：苏雪林的批评是否中肯，恐怕还是个问题；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滥”、“高产”、脱离现实等等的指责，早在夏志清之前， 1920 年代末 1930 年代以来，一直就有。沈从文的早期创作确实不成熟，单独地一篇一篇去看，也常常觉得不够好；但是，如果从一个作家创作的历程来看，这个早期的阶段却是不可缺少的。沈从文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说是“摸索”是很对的，他大量地、多个方向去“摸索”，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全力去试，慢慢得到一点经验。后来常常有人向沈从文请教写作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难做到，他总是说，先试个十年。他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作“习作”，与我们通常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点差异，他的“习作”特别强调向各个方向、用各种方法去实验、去摸索。甚至到 1936 年，他出选集，还起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你去看看这个《习作选》的篇目，里面其实都是很棒的作品了，包括一些流传到今天的经典。
《单读》：近 30 年来，您在沈从文研究上用情甚深，又如何防止自己在沈从文的文学和人生选择上过度投射研究者本人的理想？您觉得他整体的写作上还有哪些局限？
张新颖：我倒从没有想过防止过度投射的问题，我喜欢选择我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很多教益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我喜欢从研究中有所得，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不是我投射过去。我不怎么做只是“客观”的、我从中学不到东西的研究。研究对于我来说，从来都是学习的过程。至于研究对象的局限，哪一个人没有局限呢？因为专注于别人的局限并不能使我自己有所扩大和提高，所以我不怎么注意研究局限。我不喜欢的不太可能成为我研究的对象。
《单读》：不少本土文学批评家近些年来逐渐“改行”去关注“文化研究”，对文学文本本身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您却一直非常重视文本细读（典型如《沈从文精读》），而且新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上的“保守”是基于哪些原因？
张新颖：做“文化研究”的学人里面有我非常尊重的学者，我也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也不断有启发；只是我自己的兴趣的中心还是文学。
文本细读既“保守”，又不“保守”，还是要看具体怎么个细读法。好的文本里面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巨大的能量，把这些信息和能量释放出来，会和成见、观念、方法、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有时候文本细读就是解放的力量。
《单读》：您在 2011 年悼念章培恒先生及评价其《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点滴》一文中，也说“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教学是复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您重视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新诗的偏爱和您本人的诗人气质，也有助于这种文本细读以及对传主“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的精准理解？
张新颖：复旦中文系这些年一直在本科生中开设“原典精读”课程，比如读《庄子》、《史记》、《说文解字》等，一部经典就是一门课。我上的《沈从文精读》也是这个系列课程中的一门。我还开一门中国新诗的课，也是讲一个一个的具体作品，不是指点江山，是沉潜文字。我喜欢诗，但本人可没有诗人气质。
《单读》：国内沈从文研究是不是还没有完全“脱敏”，否则您援引过的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等单位 2002 年编的《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为什么没有正式出版？
张新颖：沈从文研究没有什么“敏感”问题；那本文集没有正式出版，或许是经费原因——这个是我瞎猜的，或者是其他原因，具体情况不了解。
《单读》：，当解放军正包围北平城时，沈的旧识、时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长的陈雪屏“抢运学者赴台湾”的名单里本来有沈先生的名字的，他是怎么做出放弃全家南飞的决定的？
张新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普遍的，沈从文放弃南飞，这个选择不算特殊，南京政府从北平抢运学人的计划基本上是失败的。 1948 年 12 月，南京政府派了两架飞机去北平，但抢运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没有接受逃亡的邀请。据说，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接飞机，当看到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位乘客走出机舱时，他哭了。
《单读》： 2002 年出齐的 32 卷本《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 9 卷——“每卷大概 40 万字，总共有 1500 封左右，其中 1949 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 1949 年到 1988 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 300 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么？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就是文学是“创作”，而且是有意识地“创作”，沈从文自己当初没有当作文学来写的那些书信要让现在的研究者看成是文学，确实有点困难，不知道放到哪里，怎么放，怎么解释。
《单读》：即使在同代作家中，沈从文也是写信较多的吧？他为什么如此倚重这种文体？它们对这部传记的写作有怎样的帮助？
张新颖：沈从文不仅是同代作家中书信写得多的，而且是写得好的——如果我个人化一点，会说是写得最好的。他本来就喜欢写信， 1949 年以后的长期孤独之中，写信成了最重要的与人沟通的方式之一，越孤独，写得越多。我读这些书信的成果就是我写的这本书，假如没有这些书信，这本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这些书信或许也可以写沈从文后半生的传记，但写出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单读》：在《三个阶段，三种形象》的旧文中，您将沈从文的一生分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阶段和形象。如果这一“三段论”成立，那么沈从文在 1949 年后假设能继续自由写作，他还能写出《边城》《长河》这样的高峰作品吗？
张新颖：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清晰，大致上可以这么说，仔细说起来会复杂一些。假设沈从文能继续自由写作，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这个问题是回答不出的。历史没法假设，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实现更难假设。
《单读》：在因不堪政治压力而自杀又自杀未遂之后，沈先生其实也曾尝试着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只不过《老同志》和另外的小说创作计划失败了？
张新颖：不是尝试跟上政治形势，而是尝试在政治形势许可的范围内，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用笔特色。他选择写“老同志”这样的一个人物，其实着眼点还是他以前文学的着眼点，但要跟新的形势结合，他是失败了，也只能失败。
《单读》：较之于聚焦沈从文前半生的那几部传记，尊著一大新颖之处，就在于突破了既往关于沈从文 1949 年之后“改行”原因的“政治压力”说这一单向度论述模式，阐明了湘西少年岁月及短暂从军时期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的深远影响。可是，他在文物研究专业领域内的贡献似乎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那又怎么解释他 1970 年曾试图通过写旧体诗完成“第三次新的试验”呢？
张新颖：外在的压力当然是“改行”的最大原因，这一点必须明确。在这个最大的原因之下，他“改行”，为什么不是去干别的行当，而是文物研究？我要讲清楚这个选择的来由。后来他又写旧体诗，那是连他“改行”之后从事的事业也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是绝境了，在绝境中还想干点事，别的都干不了，所以才写旧体诗。这一改再改，其实是见出这个生命的强韧这个生命的挣扎的。
如何评价沈从文的文物研究，我在这个专业领域之外，也很希望看到他们专业领域之内的更多更充分的讨论。我是门外汉，只能做门外谈，我写过一篇《“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单读》：沈先生早年相熟的是胡适、徐志摩这些海归学者，但他为什么一直不补习英语？这个缺陷似乎又并不太妨碍他晚年三个半月美国之行中的各地观摩？
张新颖：沈从文 1920 年代末确实曾经有过学习英文的打算，他甚至还向在美国的王际真探问是否可能到美国去用英文创作，但这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想法，实在太不现实，那时候他连给王际真寄信都得王际真写好信封从美国寄来。他晚年的美国之行，有亲人、学生陪伴，不会有语言上的问题。
《单读》：与昆明时期结识的那些西南联大老学生的重逢，对沈先生的美国之行也是极大安慰？
张新颖：他的美国之行，特别动人的就是走到哪里都会碰到过去的学生，会有学生大老远来看老师，这真是做一个好老师的安慰。
《单读》：在 1996 年版《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的编选后记中，张兆和说过：“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您如何看待张兆和之于晚年沈从文的作用？张兆和“文革”前担任过《人民文学》编辑，她可以也为沈先生提供某种保护吗？
张新颖：张兆和在政治上不可能为沈从文提供保护，但这个家庭确实没有张兆和不行。张兆和性格坚强也好强，朴素、单纯，习惯于吃苦耐劳，这对于一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家庭来说，太重要了。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作用，简单地说，没有张兆和的话沈从文早就垮了。张兆和晚年能写出那样的话，真是了不起，她勇于承认对沈从文不完全理解，这可不是谁都说得出的；而且正是因为后来理解了，才明白先前的不理解，所以她说的不理解、理解、懂得，都是很重、很切身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单读》：大哥沈云麓（ 1897 — 1970 ）“是沈从文心中最理解他的亲人，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交流者”，他是沈从文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个精神纽带？
张新颖：沈云麓这个人很奇特，黄永玉的散文里描述过。沈从文的父亲 1930 年就病逝了，沈云麓这个大哥就不仅仅是大哥，还是老家的象征，沈从文对老家、对故乡的感情就还有个去处。这个大哥太重要了，没有他的话沈从文后半生漫长的孤独中会少掉重要的说话对象。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沈云麓保存了沈从文的大量资料，现存最早的沈从文书信，就是 1927 年写给大哥的。如果没有沈云麓保存下来的东西，沈从文研究的完整性是会受损的。
《单读》： 1922 年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担任书记的半年时光，除了为沈从文提供“学历史的地方”——为其晚年“改行”埋下决定性的伏笔之外，其实也让此后的沈从文对军事保持着终生的敏感？
张新颖：倒不一定是对军事敏感，比这个重要的，是对军人的感情。沈从文不仅出身军人世家，他自己也是少年当兵。你看《边城》题记，一开始就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单读》：新书中，您也提到美籍华裔数学家钟开莱、陈省身和丘成桐、王浩等与沈先生或深或浅的交情。大数学家们何以与沈先生有这么多交集？
张新颖：沈从文对“抽象”之美有强烈的向往和热爱，用他的话说是“向虚空凝眸”，这个“抽象”、“虚空”，是排除了乱七八糟的现实的干扰的。表达这样的东西，他多次说过，文字不如绘画，绘画不如数学，数学不如音乐。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不懂音乐，可他是真正的爱乐者；我们也可以说他大概不懂数学，但这不妨碍他对数学的向往式感情。
另外一方面，你说的这几个大数学家，他们的人文修养也不是表面功夫。丘成桐是钟开莱介绍给沈从文的，他在这几个人里面年纪最轻，和沈从文的交往大概也最浅，他2005年在浙江省图书馆做了一个《数学和中国文学的比较》的演讲，说数学家以其对大自然感受的深刻、肤浅来决定研究的方向；人文知识也致力于描述心灵对大自然的感受，除了通“古今之变”，也“究天人之际”。你看看他谈自然与数学、与文学的关系，就大略能明白他为什么要拜见沈从文了。
《单读》：“老来走红”（林斤澜语）的汪曾祺生前经常酒后以“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自居；我也注意到青年学者杨早在《读丰三题》中有一个说法，即“至今，我仍略带偏执地认为，丰子恺这篇《怀李叔同先生》，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散文中回忆恩师的双壁，笔端那别样的温情与崇仰，那真挚到近乎软弱的爱敬，一直要到汪曾祺追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出现，才有了第三篇。”您同意杨早这个说法吗？汪曾祺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沈先生的文学衣钵？林斤澜呢？
张新颖：杨早说的三篇文章确实好，我也都非常喜欢。沈从文、汪曾祺这对师生之间的传承赓续，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佳话，其间脉络的显隐曲折、气象的同异通变，意蕴深厚意味深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人还是不一样，简单说，沈从文野，汪曾祺文，林斤澜涩。
说到沈从文的文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的回响，可说的其实挺多的。比如，最近黄永玉出了三大本《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我看来，这个作品一定程度上是沈从文“召唤”出来的；再往下几代作家的作品看，我曾经写文章讨论过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天香》与沈从文传统中不同部分的对话关系。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文学略偏开一点，偏到与文学关系密切的电影，可以确证地说，侯孝贤受沈从文影响不可谓小，这一点他本人也多次谈起过；台湾的侯孝贤影响到大陆的贾樟柯，贾樟柯不仅受侯孝贤电影的影响，而且由侯孝贤的电影追到沈从文的文学，从中获得的教益不是枝枝节节，而事关艺术创作的基本性原则。这一条曲折的路径，描述出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我要说的意思是，沈从文的文学传统不能说多么强大，更谈不上显赫，但历经劫难而不死，还活在今天，活在当下的文学身上，也就不能不感叹它生命力的顽强和持久。这个生命力，还不仅仅是说它自身的生命力，更是说它具有生育、滋养的能力，施之于别的生命。
《单读》：在评价沈从文早期小说《会明》时，夏志清提到了他“对道家淳朴生活的向往”，这种道家式生存智慧是不是也可以用来解释沈先生 1949 年之后的“改行”，特别是他在爱徒汪曾祺和长子沈龙朱 1957 年都被打成“右派”后居然还能逃过这一劫。
张新颖：我不太会用“道家”或“道家式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的选择。“反右”前的“大鸣大放”沈从文不说话，不写文章，有偶然的因素，也有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他还根深蒂固地认为这种发言、表态，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创作不会因此而好。其实这是他一贯的认识，比如更早些时候大规模批《武训传》，他就说，把武训批得再臭再厉害，还是不能对当前的创作有用。也碰巧，找他“鸣放”的几次，都让他不怎么愉快。一次是北大学生拿来的介绍信，让他恼火；还有一次是萧乾请他给《文艺报》写文章，他和萧乾的隔阂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自然也不会写。到“文革”那个极端时期，不管是想说话还是不想说话的，都没有说话的机会，他当然更不能说话，要说，也是受逼迫检讨、交待。
其实从 1950 年以后，他满脑子就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杂文物的“杂货铺”，老是着急做这些事，发牢骚也是为做这些事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难。他就是一个要做事的人。
《单读》：沈先生“文革”初期曾告诉其同事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这种“左右为难”，也反过来证明了沈从文在同代知识分子中的独特性？
张新颖：这个其实不算独特。国民党到台湾后，凡是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书都是禁书；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文革”中也大都遭受磨难。沈从文的独特性，是在不太可能创造安身立命事业的时代和境遇中，挣扎着要创造安身立命的事业。
《单读》：您写道， 1975 年，沈先生在王亚蓉协助下推进《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研究工作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 1976 年为避“唐山大地震”而南下的上海之行中，“诗人辛笛陪他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您怎样体会沈先生“赤子”的一面以及其晚年的“返老还童”？
张新颖： 1975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体力和精神上，有特别充沛的体验，常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不感到疲倦，心情也很轻快。他找了些书来看，分析自己这种“奇迹”是怎么回事。他的分析让我们看上去也许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但很可能有道理，他是很认真的。他说人这种东西，千万年发展下来，把聪明才智多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纷争不已，顾此失彼，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都压抑下去了。可以设法恢复已失去的能力，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迂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证和体验。
这个很有意思，从人类的发展来反思，已经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指向某个个人的“赤子之心”。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作“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事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
《单读》：您的核心关怀在 1997 年那篇《论沈从文：从 1949 年起》中就已经有初具雏形的表述，“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却是安身立命。这个角落与时代的关系，多少就像黄浦江上小船里捞虾子的人和外白渡桥上喧闹的‘五一’节游行队伍之间的关系。处于时代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之外做实事的人。” 那么，与您所置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当代文学批评界，甚至与更广阔的当下社会，您倾向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恰当关系？
张新颖：每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一样，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对于知识者来说，多少应该具有自觉的意识、反省的意识，得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做了有什么意义。丧失了自己，一味地跟着时代跑，总不是那么回事。我自己能做的事有限，就用心、尽力把有限的事做好，做个好的老师、好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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