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兵家必争之地”,如徐州,如潼关等等。而在这些战略要地中,襄阳是很显眼的一个。
提起襄阳,我们首先会想到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其次,我们还会想到襄阳之战。
一次发生在东汉末年,是曹魏和蜀汉之间进行的战争。
此战初期,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就是因为没能拿下襄阳,最终被东吴偷袭,功亏一篑。
此战让蜀汉大伤元气;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了荆州,成为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
此战还导致蜀汉与东吴十余年的同盟关系被打破,反目成仇,最后发生夷陵之战。
而另一次襄阳之战,发生在南宋末年,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
决定南宋命运的“襄阳之战”从公元1235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前后历时长达38年之久。其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为了争夺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南宋、蒙古双方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动用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
襄阳之战没过几年,南宋便迅速败亡了。
由此可见,襄阳的战略位置多么重要。
中国的地理,按地势大致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块:东部以平原为主,海拔总体较低;西部则是山脉、谷地和盆地混合,海拔总体较高。
最为关键的是,襄阳距离武汉三镇只有290多公里;距离另一个中原战略要地南阳更近,不到150公里。
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就在长江北岸。
长江被称为天险,历史上多少偏安一隅的南方政权,都是靠着长江天险而苟延残喘。
多少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统天下的大业,被这天险无情阻断,只能望江兴叹。
长江最大的支流是汉江(汉水),发源于陕西汉中,向东在平原地区的武汉汇入长江。
襄阳又正好位于汉水的中部,地势非常险要。
襄阳向北是中原要地,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史称“跨连荆豫,控扼南北”。
这两个地方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各自区域的核心地带。
其次汉水乃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水道宽阔,适合组建水军。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据守襄阳就可以控制邗沟和裕溪河,这两条水道向北都能连接到淮河。
北方政权可以安心在淮河把船造好,编练水军,然后通过这些水道发起进攻,让长江南岸的敌军防不胜防。
只要控制了襄阳,便掌握了南下的主动权,江汉平原如探囊取物,因为它是最佳的渡江地点。
对于南方政权而言,襄阳同样重要。
只要守住了襄阳城,整个长江中游便再无北方敌军的渡河之地。
在和平时期,襄阳对经济发展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而局势动荡,国家处于战争时期,襄阳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
襄阳的战略地位,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显现出来。
战国时期,秦国在吞并巴蜀国之后实力得到加强,东灭六国已经箭在弦上。
六国之中,楚国虽然面积最大,人口众多,国力也最强,但对咄咄逼人、风头正劲的秦国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楚国的国都当时在郢(今湖北江陵),如果秦军入侵,只须出武关,就到了郢。
可是只要守住邓(湖北襄阳),就能高枕无忧。
因为秦军出武关之后,只能沿着汉水谷地东进,而襄阳卡着汉水谷地的出口。
只要楚军能固守襄阳不失,就能阻挡秦军前进步伐。
因此有人说,襄阳是楚都郢的北大门,襄阳丢了,郢都就危在旦夕。
公元前279年,楚国不幸丢失襄阳,秦国大将白起长驱直入,在第二年将郢攻克,楚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开始江河日下。
由此可见,襄阳的战略地位多么重要。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袁绍雄据河北,孙权立足江东,曹操中原称霸,刘表盘踞荆州。
曹操的战略就是先打掉袁绍,但是曹操最怕有人背后捅刀,从南方偷袭自己的老巢许都,让自己有家难回。
官渡之战前,有人告诉曹操,割据江东的小霸王孙策萌生偷袭许都的念头,但是曹操付之一笑。
这倒不是因为孙策不可怕,而是因为江东距离许都相对较远。
虽然刘表老实本分,可刘备却一直怂恿刘表趁虚而入、偷袭许都。
荆州最北边的宛城(南阳),距离许都近在咫尺,古代骑兵急行军,不到一天的路程。
荆州兵真要趁着许都空虚前来偷袭,曹操大概率是守不住的。
因此当刘表病死后,曹操首先想到的是占据荆州,去掉心腹大患,确保老巢许都的战略安全。
曹操之后野心勃勃进军江东,准备消灭孙权,结果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打得一败涂地。
曹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荆州也给丢了。
不过,曹操还是非常淡定的,因为荆州的南阳郡,以及战略重镇襄阳在战后还在自己手上。
只要确保对襄阳的控制,中原地区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为此,曹操还设专门设立了襄阳郡。
魏国只要控制襄阳,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退可守洛阳,进可威胁东吴荆州的治所江陵。另外,襄阳西距蜀汉的汉中只有500多公里,蜀汉军队也可以从襄阳偷袭洛阳。
但是只要襄阳在魏国军队控制之下,既可以阻止东吴从江陵北上攻魏,也能防止阻蜀军沿汉水东进、兵出上庸,威胁洛阳。
当年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后,周瑜就对孙权说过:“我们拿下襄阳,这样就可以攻打许都,以此为突破口,向北方发展。即使不向北发展,襄阳在我们控制之下,荆州就高枕无忧”。而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出兵北伐,襄樊战役打败于禁庞德之后,曹操吓得魂飞魄散,曾打算迁都避关羽锋芒。
即使司马懿灭了蜀汉后,襄阳战略地位依重要,成为晋朝讨伐东吴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正是因为有了名将羊祜在襄阳十年的经营,公元280年,晋国大军才能顺利灭吴。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依然是南朝(含东晋)的北大门,襄阳一失,长江天险不复存在,江汉平原岌岌可危;因为江陵、武昌无险可守。
公元1639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和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围绕着襄阳也进行过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丢失襄阳,杨嗣昌走上绝路。
这年夏天,诈降的张献忠重新起义。
崇祯得知后怒不可遏,派总兵左良玉进攻,但是被张献忠打得丢盔卸甲,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
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镇压张献忠。
杨嗣昌是个战略眼光独到的军事家,他拿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10万大军直奔襄阳,并且派使者通知襄阳驻军坚守待援。
张献忠也知道襄阳的重要,张献忠半路抓住了杨嗣昌的使者,让自己的义子李定国带着使者身上搜出的公文、令牌,混进了襄阳。
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好几处放火,跟城外的大军里应外合夺取襄阳,然后直奔襄王府,杀了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杨嗣昌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崇祯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干脆畏罪自杀。
1938年武汉沦陷后,此地成为湖北正面战场的最前线,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对中国军队来说,襄阳是坚持持久抗战、保护大后方、组织战略反攻的重要地带;对日军来说,它是进攻川陕、保障大陆交通线安全的必经之路。
所以,抗战中后期,中日两军在此地展开多次争夺,其中大规模的会战就有四次。枣宜会战、随枣会战,老河口保卫战、豫西鄂北会战的主战场都包括襄阳。
四次襄阳会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四次襄阳会战贯穿了从1939年到1945年的整个抗日战争中后期,体现了抗战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在政略、战略上的变化。
综上所述,襄阳“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真是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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