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兵家必争之地”，如徐州，如潼关等等。而在这些战略要地中，襄阳是很显眼的一个。
提起襄阳，我们首先会想到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其次，我们还会想到襄阳之战。
一次发生在东汉末年，是曹魏和蜀汉之间进行的战争。
此战初期，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就是因为没能拿下襄阳，最终被东吴偷袭，功亏一篑。
此战让蜀汉大伤元气；不但损兵折将、还丢失了荆州，成为三国形势的重要转折点。
此战还导致蜀汉与东吴十余年的同盟关系被打破，反目成仇，最后发生夷陵之战。
而另一次襄阳之战，发生在南宋末年，是蒙古帝国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
决定南宋命运的“襄阳之战”从公元1235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前后历时长达38年之久。其间经历了襄阳城的失守与收复、再失守与再收复。为了争夺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南宋、蒙古双方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动用了当时的一切先进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
襄阳之战没过几年，南宋便迅速败亡了。
由此可见，襄阳的战略位置多么重要。
中国的地理，按地势大致可分为东部和西部两大块：东部以平原为主，海拔总体较低；西部则是山脉、谷地和盆地混合，海拔总体较高。
最为关键的是，襄阳距离武汉三镇只有290多公里；距离另一个中原战略要地南阳更近，不到150公里。
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就在长江北岸。
长江被称为天险，历史上多少偏安一隅的南方政权，都是靠着长江天险而苟延残喘。
多少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统天下的大业，被这天险无情阻断，只能望江兴叹。
长江最大的支流是汉江（汉水），发源于陕西汉中，向东在平原地区的武汉汇入长江。
襄阳又正好位于汉水的中部，地势非常险要。
襄阳向北是中原要地，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史称“跨连荆豫，控扼南北”。
这两个地方在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各自区域的核心地带。
其次汉水乃是长江的重要支流，水道宽阔，适合组建水军。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据守襄阳就可以控制邗沟和裕溪河，这两条水道向北都能连接到淮河。
北方政权可以安心在淮河把船造好，编练水军，然后通过这些水道发起进攻，让长江南岸的敌军防不胜防。
只要控制了襄阳，便掌握了南下的主动权，江汉平原如探囊取物，因为它是最佳的渡江地点。
对于南方政权而言，襄阳同样重要。
只要守住了襄阳城，整个长江中游便再无北方敌军的渡河之地。
在和平时期，襄阳对经济发展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而局势动荡，国家处于战争时期，襄阳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
襄阳的战略地位，在战国时期就开始显现出来。
战国时期，秦国在吞并巴蜀国之后实力得到加强，东灭六国已经箭在弦上。
六国之中，楚国虽然面积最大，人口众多，国力也最强，但对咄咄逼人、风头正劲的秦国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楚国的国都当时在郢（今湖北江陵），如果秦军入侵，只须出武关，就到了郢。
可是只要守住邓（湖北襄阳），就能高枕无忧。
因为秦军出武关之后，只能沿着汉水谷地东进，而襄阳卡着汉水谷地的出口。
只要楚军能固守襄阳不失，就能阻挡秦军前进步伐。
因此有人说，襄阳是楚都郢的北大门，襄阳丢了，郢都就危在旦夕。
公元前279年，楚国不幸丢失襄阳，秦国大将白起长驱直入，在第二年将郢攻克，楚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开始江河日下。
由此可见，襄阳的战略地位多么重要。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天下大乱，袁绍雄据河北，孙权立足江东，曹操中原称霸，刘表盘踞荆州。
曹操的战略就是先打掉袁绍，但是曹操最怕有人背后捅刀，从南方偷袭自己的老巢许都，让自己有家难回。
官渡之战前，有人告诉曹操，割据江东的小霸王孙策萌生偷袭许都的念头，但是曹操付之一笑。
这倒不是因为孙策不可怕，而是因为江东距离许都相对较远。
虽然刘表老实本分，可刘备却一直怂恿刘表趁虚而入、偷袭许都。
荆州最北边的宛城（南阳），距离许都近在咫尺，古代骑兵急行军，不到一天的路程。
荆州兵真要趁着许都空虚前来偷袭，曹操大概率是守不住的。
因此当刘表病死后，曹操首先想到的是占据荆州，去掉心腹大患，确保老巢许都的战略安全。
曹操之后野心勃勃进军江东，准备消灭孙权，结果在赤壁被孙、刘联军打得一败涂地。
曹操偷鸡不成蚀把米，把荆州也给丢了。
不过，曹操还是非常淡定的，因为荆州的南阳郡，以及战略重镇襄阳在战后还在自己手上。
只要确保对襄阳的控制，中原地区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为此，曹操还设专门设立了襄阳郡。
魏国只要控制襄阳，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退可守洛阳，进可威胁东吴荆州的治所江陵。另外，襄阳西距蜀汉的汉中只有500多公里，蜀汉军队也可以从襄阳偷袭洛阳。
但是只要襄阳在魏国军队控制之下，既可以阻止东吴从江陵北上攻魏，也能防止阻蜀军沿汉水东进、兵出上庸，威胁洛阳。
当年孙权在赤壁打败曹操后，周瑜就对孙权说过：“我们拿下襄阳，这样就可以攻打许都，以此为突破口，向北方发展。即使不向北发展，襄阳在我们控制之下，荆州就高枕无忧”。而蜀汉大将关羽从荆州出兵北伐，襄樊战役打败于禁庞德之后，曹操吓得魂飞魄散，曾打算迁都避关羽锋芒。
即使司马懿灭了蜀汉后，襄阳战略地位依重要，成为晋朝讨伐东吴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正是因为有了名将羊祜在襄阳十年的经营，公元280年，晋国大军才能顺利灭吴。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依然是南朝（含东晋）的北大门，襄阳一失，长江天险不复存在，江汉平原岌岌可危；因为江陵、武昌无险可守。
公元1639年，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和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围绕着襄阳也进行过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因为丢失襄阳，杨嗣昌走上绝路。
这年夏天，诈降的张献忠重新起义。
崇祯得知后怒不可遏，派总兵左良玉进攻，但是被张献忠打得丢盔卸甲，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
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镇压张献忠。
杨嗣昌是个战略眼光独到的军事家，他拿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10万大军直奔襄阳，并且派使者通知襄阳驻军坚守待援。
张献忠也知道襄阳的重要，张献忠半路抓住了杨嗣昌的使者，让自己的义子李定国带着使者身上搜出的公文、令牌，混进了襄阳。
当天晚上，混进襄阳的起义军兵士在城里好几处放火，跟城外的大军里应外合夺取襄阳，然后直奔襄王府，杀了襄王朱翊铭。
张献忠攻破襄阳的消息传到了四川，杨嗣昌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崇祯不会给自己好果子吃，干脆畏罪自杀。
1938年武汉沦陷后，此地成为湖北正面战场的最前线，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对中国军队来说，襄阳是坚持持久抗战、保护大后方、组织战略反攻的重要地带;对日军来说，它是进攻川陕、保障大陆交通线安全的必经之路。
所以，抗战中后期，中日两军在此地展开多次争夺，其中大规模的会战就有四次。枣宜会战、随枣会战，老河口保卫战、豫西鄂北会战的主战场都包括襄阳。
四次襄阳会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时间上看，四次襄阳会战贯穿了从1939年到1945年的整个抗日战争中后期，体现了抗战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在政略、战略上的变化。
综上所述，襄阳“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真是名不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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