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分至”,就是二分二至,就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古人将每个节气匹配一位神仙,于是就变成了“分至四神”。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任命四人观测二分二至,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官员,分别“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就是“四神”分别管理“二分二至”。其中,“春分”在古代又被称为“仲春之月”,其他类比。
其中,如今不少学者对羲与和的解释是伏羲与女娲,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伏羲女娲育有四子,然后四子分管四时。
问题在于:尚书等书籍最早出现在周代,但记载的内容却更古老,那么这些记载到底可不可信呢?鲜为人知的是,现代考古与甲骨文研究,证实“分至四神”文化历史极其悠久。更为重要的是,山海经的可信度反而又一次得到印证。
考古又一重大发现
现代考古发现,中国古人很早就通过观象、测影发现二分二至:
以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来看,最迟距今65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基本掌握二分二至;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看,这座被普遍认为尧都的遗址,距今4300余年,更是铁证如山证明时人已经掌握了二分二至。
其实,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上图),至少可以观测20个节气,包括二分二至;此外,还有一件漆胎木圭,上面有相应刻度,对应不同节气的正午日影长度,包括二分二至,实际上就是“立表测影”。
因此,帝尧时期的中国古人肯定已经掌握二分二至,但有没有二分二至神格化,这一点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不过以甲骨文来看,商代时已有“分至四神”文化。
甲骨文中神秘四神
甲骨文档案中,有一片差点被埋没的甲骨文卜辞,上面只有28个字,却极为珍贵,后来经学者胡厚宣考证,发现是商朝武丁时期的“四方风神”(上图,拓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翻译一下)。
上个世纪,胡厚宣发表的《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中指出,卜辞记载的内容主要是:“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有说是“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即,记载的是四方神与四风神。
其实,四个方向之风,反映的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逻辑关系下有叙述),以及四季变化。因此,甲骨文“四方风”说明当时已有“分至四神”。
更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记载的“四神”,与尚书尧典中暗藏的、以及与山海经中的“四神”,竟然几乎一样。
又一次印证山海经
甲骨文记载的四方神分别是析、因、夷、宛,而这一称呼在尧典中也有保留。
尧典记载的羲仲:“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神,分置于东南西北四方,管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此四神犹如上述甲骨文上的四方神,尧典中将四方方位与二分二至相联系,因此四方神其实就是“分至四神”。
更为重要的是,尧典中还隐藏了一套古老的四神系统,其中仲春的“厥民析”、仲夏的“厥民因”、仲秋的“厥民夷”、仲冬的“厥民隩”,就是析、因、夷、隩四神。对比甲骨文,此四神名字几乎一样。
除此之外,被视为怪诞不经的山海经,其中也有相似的“以司日月之长短”的四神系统:大荒东经“名曰折丹,东方曰折”,大荒南经“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大荒北经“有人名曰鹓(yuān),北方曰鹓,来风曰(yǎn)”,因此山海经中的四方神是折、因、夷、鹓,这与甲骨文的四方神名称可谓一样。如此,山海经还是一本怪诞而不可信之书吗?
可见,“分至四神”由来已久,最迟商代时已有一套“分至四神”系统。至于尚书中出现的羲与和,可能与商周政权交替有关,即周人可能使用自己的一套“分至四神”,就是把羲与和凌驾于商朝的析、因、夷、宛之上,而山海经将商朝的四神系统传承了下来。
余论
商代“四方风神”既有方向神、又有风神,体系极其成熟,说明在此之前应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比如最初可能只有方向神、后来演化出风神等。
帝尧时代已经掌握二分二至,以当时生产力来看,将之神格化才正常,因此极有可能帝尧时代已有“分至四神”体系,演变到商代时变成了“四方风神”。
进入周代之后,周人可能对商朝“四神”有过“升级”,尚书记载的是升级版,山海经记载的应该是商朝版本。因此,山海经可能才是记载更古老历史的书籍,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撇除其中的荒诞记载,其余某些部分或许就记录了上古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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