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血的商业：致癌物99%人类体内都有·杜邦/特氟龙

人类不断犯下错误，并试图遗忘或掩盖。在无数试错中，留下难以挽回的后果。
向死而生的命运中，我选择清清楚楚的活，明明白白的死。
迎接肉体死亡，为人类而战死！以捍卫不朽的灵魂！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唐冠华

生活在美国的小伙 Bucky，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当他在医院出生时，妈妈和接生的护士们都吓得不轻。

面部只有一个鼻孔，眼睑不是平滑的弧线而是锯齿状，一只眼睛的虹膜和视网膜还是分离状态。

在当地，还没有人见过这样畸形的新生儿。

先不说心理上无法衡量的伤害。

为了「正常」地活下去，五岁之前，Bucky 的小身体就承受了30 多次手术。

究竟是什么，让他一出生就背负了这么沉重的负担。

答案，就藏在这部纪录片的海报里——

躲藏在人们身边的恶魔，就是不粘锅。

1945 年，美国杜邦公司推出了特氟龙品牌，主打带有特氟龙（聚四氟乙烯）涂层的不粘锅。

这种方便易清洗的平底锅一推出，就立刻在市场中掀起了一阵热潮。

直到今天，我们都还享受着它带来的的便利。

当然，特氟龙涂层在家庭中，在低于 400 摄氏度的环境下使用，对人体不会产生毒性。

问题，出在生产线上。

生产特氟龙涂层时，需要加入活性剂 PFOS 和 PFOA。

其中PFOA，又被称为 C8，是必不可少的原材料。

当初，3M 公司（没错，就是承包了你们口罩和耳塞的 3M 品牌）发现了C8 的商用价值。

从此，成为了 C8 的主要生产商，负责向杜邦公司供货。

但不为人知的是，3M 公司也同时发现了 C8 的毒性。

根据 3M 的机密材料显示，实验小鼠长期暴露在 C8 化学制剂环境中，胚胎会产生异常，主要表现为眼部发育畸形。

因此，C8 被判定为「高毒性」产品。

可惜，巨大的健康损害风险，没能压制住杜邦公司抢占市场的热情。

杜邦忽视了 3M 的警告，把不粘锅推向了世界。

Bucky 的妈妈，和那批生产线上的女工们，长期处于 C8 制剂环境中，成了第一批牺牲品。

Bucky 就是这场悲剧的见证者。

但杜邦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们认为，C8 只对女性有伤害，而对男性没有影响。

所以他们的处理方式是，遣返所有女工，大规模招聘男性。

这个理想化的草率举动，代价是一大批年轻人的生命：

曾经在杜邦上班的 Ken 数着一个个好友的名字，这些一起工作的朋友因为过多接触 C8 撒手人寰，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承受着癌症的痛苦。

在 20 世纪资源发达的美国，杜邦生产线上的工人，大多没能活过 50 岁。

如果看到这里，你以为受害者只有工人，或者美国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杜邦的恶，远不止于此。

曾经，杜邦为了研究 C8 对人体的影响，采集了员工们的血液，准备与正常人的「干净」血液做对比观察。

然而没想到，他们走遍美国，走遍亚洲，走遍世界，都没能找出所谓的「干净」血液。

唯一没有被 C8 污染的血液样本，来自朝鲜战争中士兵的血液存档。

换言之，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现代人，都没能逃过 C8 的侵袭。

自特氟龙问世以来，世界上的每一个婴儿，生来就带着 C8 的痕迹。

紫外线无法驱除它，高温无法杀灭它，微生物无法消解它。

这种物质会留存在血液中，伴随人的一生。

事情怎么就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无人幸免的地步？

在供应商 3M 提供给杜邦的数据说明中，明确警告过杜邦，不要使用水来清理 C8。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高额的化学废品处理费用，让杜邦对危险视而不见。

生产特氟龙使用的 PFOA 和 PFOS，直接用水冲入了河道中，污染了整条俄亥俄河。

而杜邦公司给出的安全红线是，饮用水中的 C8 含量不能超过十亿分之一。

也就是说，一个奥利匹克标准泳池的水量中，不能超过 1 滴 C8。

但事实是，每年有 5 万磅重的 C8 被直接排入河流。

危害可想而知。

在美国之后，欧洲、亚洲也开始生产特氟龙产品，那些污染如何处理，我们不得而知。

而特氟龙的发展，也早已出乎预料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飞机汽车涂层，到家具防水涂层、户外衣物，甚至食品包装袋，都有特氟龙的身影。

在杜邦欢庆胜利的盛会背后，留下的是超出掌控的局面。

当杜邦还在极力否认 C8 与疾病的关联时，抗议杜邦的学者们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研究。

历时七年多，7 万人参与其中，终于在 2012 年得出结论：

饮用含有 C8 污水的水源，与六种疾病有着相关关系：肾癌、睾丸癌、溃疡性结肠炎、甲状腺疾病、先兆子痫、高胆固醇。

更加黑暗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EPA）也一直按照杜邦的要求，对外宣称特氟龙的产品绝对安全。

揭开这样一个惊天骗局，耗费了 60 年的时间，和两代人的努力。

世界各地兴起了反对使用 PFOA 的浪潮，最终，各国纷纷制定了针对 PFOA 的限制使用令。

但不粘锅、防水涂料并没有失去魅力，替代 PFOA 的新材料 GEN-X 投入使用。

而人们对它毒性的了解，就像 50 年前对 PFOA 的了解一样单薄。

但商家依然迫不及待地做了，消费者也依然买单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在斑斓的物质世界中迷失了方向。

鱼叔无心批判消费主义，也不想否认利益刺激带来的科学进步。

但不应该忘记的是，便捷的功能、光鲜的外表，都是有代价的。

就像《寂静的春天》里，美国前总统戈尔写下的样子：

“现在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以长远悲剧的代价来换取近期利益。”

虽然在这股消费至上的浪潮中，一个人也许无力改变什么。

但至少，麻木不仁充耳不闻，不是正确的选择。

不要轻易，让多年前阿尔伯特·施韦泽下的断言成真：

人类甚至不认识自己创造的恶魔。

影片《黑水》（Dark Waters） (2019)讲述了罗伯特·比洛特担任辩护律师长达8年之久，他对化工巨头杜邦公司提起了环境诉讼，这场官司揭露了几十年来杜邦公司化学污染的历史。

图为：影片《黑水》海报

“黑水”中的有毒物质C8是一类分子结构中有八个碳（C）的全氟化合物，主要是指全氟辛酸及其盐类（PFOA）和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PFOS）。
过去十年，欧洲和美洲逐步淘汰C8，国际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也逐步将C8中毒性最强的几种拉入“黑名单”，不允许各个缔约国进行除特定豁免情况外的使用。中国虽然也是公约缔约国之一，不过作为一个化工大国，早就已经接棒成为生产C8的第一大国了。

其实被禁了也不是说问题就解决了，C8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会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并且在人体中长期累积，之前生产的那么多C8，有一部分早就默默潜伏在人体中了，数字也不是很极端，也就是99%的人类体内都有。

在中国，多个地方的河流土壤、食品及人体内，都检测出明显超标的C8含量。不过令人慌张的是，不仅公众知之甚少，国家层面也没有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检测技术规范，甚至还没有进行环境监测，没有关于C8在中国的环境分布、污染情况及人体内含量等的确切数据。

不清不楚的东西太多不意味着没人研究，实际上，学术界一直有专家在检测国内环境中C8的含量，并且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只是数据没有出圈而已。

研究显示，食物和水是人类接触C8的主要途径，其次是室内空气和房尘。
精致的上海人看到以下数据估计会跳脚：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超杰等人检测出， 2012年-2013年黄浦江中PFOS的浓度最高值是286纳克/升，平均值是46.5纳克/升；PFOA的浓度最高值是402.7纳克/升，平均值是139.6纳克/升。
中国的环保部门尚未对C8制定相关标准。根据美国环保署2016年为饮用水中PFOS和PFOA制定的健康忠告，其推荐标准为PFOS和PFOA的总浓度不超过70纳克/升，该浓度相当于在一个奥运泳池加入4滴。

“在本研究中，90.9%的样本超过了70纳克/升的标准，这证明黄浦江的全氟化合物（C8）污染的确给水生生物和居民健康带来了潜在风险。”张超杰写道。

氟化工行业的职业工人，面临着比普通人更高的C8暴露风险。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王亚韡等人的研究收集了中国PFOS产量最高的一家氟化工企业2008年-2012年职工的血清样本，样本中PFOS和PFOA的平均浓度分别为5624纳克/毫升和1052纳克/毫升，某一样本中PFOS的浓度甚至高达118000纳克/毫升，远远超过此前记载的3M公司职工血清PFOS平均浓度（910纳克/毫升）。

2016年，德国联邦环境局人体生物监测（HBM）委员会制定了人体血浆中PFOS浓度（5.0纳克/毫升）和PFOA浓度（2.0纳克/毫升）的指导值，高于此值可能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需要采取行动。

南方医科大学的马安德等人调查了广东某市0-7岁儿童的全氟化合物暴露水平。在这项2017年8月发表的研究中，PFOS和PFOA的检出率也是100%，其中PFOS的浓度最高（范围：0.065纳克/毫升-1354.20纳克/毫升，中位数：54.12纳克/毫升），其次是PFOA（范围：小于检测限-131.00纳克/毫升，中位数：5.10纳克/毫升），分别是前述德国标准的10倍多和2倍多。

“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迅速，总产值世界第一，目前生产使用的4.6万种化学品，其中至少有200多种已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毒性物质或致癌物质。但哪些化学品可能进入环境，哪些化学品对我国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应当优先管制，我们并未开展过全面的风险评估，致使化学品污染防治工作无的放矢。”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温香彩说。

与发达国家逐步确立了化学品登记和危害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控等风险管理制度相比，作为化工大国的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化学品环境管理的洼地，中国现行涉及化学品的法律法规，仅解决化学品在各个“点”可能出现的问题，对高环境风险化学品引发的环境损害没有建立化学品环境市场准入制度，未关注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源头控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撑，不可能去执法处理，管理方面有缺口。”温香彩说， “在这方面，我们的立法和实践上落后发达国家近40年。”

C8太毒了被告了，杜邦公司不敢生产了，就弄了个毒性低一点的GenX，然后又乱排放，然后继续被告。

在中国，别说监管C8的替代品了，连C8问题的盖子都没向公众揭开过。

#转载自《明报》记者周辰#

第一、什么是特氟龙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本片的大佬——特氟龙，是个啥东西。特氟龙是一个商标，英文叫Teflon®，是美国杜邦公司注册的。它的化学名叫聚四氟乙烯（Polytetrafluoroethylene），英文缩写为PTFE，俗称“塑料王，哈拉”，用它做成的材料，300℃才能分解，400℃才能水解，抗酸抗碱抗各种溶剂，连王水都溶解不了，再加上耐高温、摩擦系数低，广泛应用于原子能、国防、航天、电子、电气、化工、机械、仪器、仪表、建筑等领域。民用领域也和我们的生活朝夕相伴，最常见的如不粘锅、雨衣雨具和衣服等。

图为：影片《黑水》截图

第二、特氟龙和杜邦公司

杜邦是一家1802年诞生于美国的化学制品和销售公司，经营内容涉及食品、保健、家具、交通、服装等领域。2018年总收入279.4亿美元，员工52000人，在世界五百强中排名171。我在网上查证了资料，有和影片对得上的也有对不上的，对不上的部分我以影片为准。接下来我以杜邦公司为主角，撸一下它与特氟龙的前世今生。

1938年，化学家罗伊·普朗克特（Roy J. Plunkett）博士在杜邦公司的一个实验室中意外发现四氟乙烯。
1941年，杜邦公司取得四氟乙烯的专利。
1942年，四氟乙烯被用于美国曼哈顿计划（制造坦克外部材料），杜邦公司是主要参与者。
1944年，杜邦公司以'Teflon'的名称注册商标。
1954年，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瓜尔(Marc Gregoire)的妻子柯莱特(Colette)觉得特氟龙既然能防止钓鱼线打结，用在煎锅上效果一定不错。同年，杜邦公司开始生产特氟龙，并迅速成为该公司最赚钱的流水线（3天7000万美金）。
1954年，供应商3M公司向杜邦公司递交关于聚四氟乙烯的毒性报告，报告显示其在白鼠实验中表现出导致胚胎畸形（主要是眼部）的危害性。
1954—1975年，杜邦自己做人体实验，将材料注入烟丝，派发香烟给工人抽。特氟龙生产线出现多名工人生病早逝现象，死亡岁数30岁到50岁不等。并有多名女性产下畸形婴儿，其中一名叫巴基贝利，在片中真人出现，只有一只眼睛一个鼻孔，且没长在正确位置，慎看。
1975年，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没错，就是《乡村小路带我回家》里深情歌唱的那个地方）杜邦公司堆料场旁边的一个养殖场出现200多头牛奇怪死亡的现象，没死的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养殖场主厄尔田纳特（Erl Tenant）解剖了死牛，保存被感染的器官作为证据，并将解剖过程录成录像。
1980年代，杜邦公司检测特氟龙的毒性，作为对比，需要寻找血液中没有C-8（组成四氟乙烯的碳分子链）的血液样本，包括动物，结果找遍了全世界都没找到，最后在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军士兵的血液样本中找到。也就是说，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生物体中都有四氟乙烯的成分。
1998年，田纳特通过同乡关系找到律师罗伯特比洛特（Robert Bilott），也就是本片的主角，他是一位辩护律师，在影片开始，他刚刚成为所从事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杜邦公司是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最大客户。比洛特接下案件，同年，他和杜邦公司总裁菲尔首次谈及此事，对方表示愿意配合。
1999年，比洛特和菲尔再次见面谈及此事，菲尔当众发怒。出于法律程序，杜邦公司将1941年以后的所有材料都寄给比洛特，堆满了整个档案室。比洛特推掉所有案件，以一己之力，花费一年时间将材料全部看完并逐一编号，并发现一种叫PFOA的化学物质，询问杜邦公司未果，转而咨询专家学者，并搞清楚了是其中一种叫C-8的碳分子链破坏了人体健康。
2000年，田纳特一家被同乡排挤，不久后夫妇俩检查出癌症。杜邦公司派直升机全天候监视养殖场，田纳特手持猎枪，睡在皮卡上守护。同年在比洛特的坚持下，杜邦公司同意民事调解，给予田纳特补偿（具体数字没有说）。田纳特一开始不接受，在比洛特的劝说下同意。一家人离开世代经营的养殖场，迁居镇上。
2001年，比洛特受到同事排挤，老板力排众议，继续支持他。
2002年，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杜邦案件，关于C-8含量的标准问题产生分歧，即究竟多少含量可被判定有害。美国环保署1976年才开始检测化学物质，当时未建立标准，全靠企业自查。同年，标准制定小组诞生。
2003年，为比洛特提供证据的其他受害人家庭受到攻击和排挤，其中包括在杜邦公司工作的当地居民。
2004年，比洛特质询当年对接3M公司毒性报告的杜邦公司化学工程师，证实了杜邦公司一开始就知道C-8的危害性但毫无作为。杜邦公司同意支付1650万美元的罚款给环保署，支付7000万美元的费用给诉讼群体，其中包含了比洛特的律师事务所。比洛特推动更多当地居民索取赔偿，但须执行医药监护，也就是将杜邦生产特氟龙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居民健康问题建立医学概念上的对等关系，该关系一旦确立，杜邦公司将支付2.35亿美元的赔偿。由无利益关联的科学家组成的监护小组成立，其运作经费由律师事务所支付。比洛特承担巨大压力。
2005年，截止到圣诞节前夕，有6.9万居民接受血液采样，每人获得400美元的报酬，由杜邦公司支付。居民拖家带口来抽血，言词间流露出对杜邦公司的感激。
2006年，环保署起诉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以之前没有标准为由，表示须等检测结果出来后再支付。没有拿到赔偿的居民迁怒于比洛特和举证者。比洛特被三次降薪，出现右手抖动症状。
2010年，比洛特因将过多精力投入到案件上忽略了家庭，夫妻矛盾爆发。
2011年，比洛特被第四次降薪，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晕倒住院，查出为间歇性脑供血不足，近似于中风，压力太大导致。
2012年，检测小组调查结果公布，对等关系成立。杜邦公司反悔，不愿支付赔偿。比洛特懊恼之下转向群体诉讼策略。
2015年，群体诉讼案件开庭，共有3535起案件起诉杜邦公司，杜邦公司为此支付了6.707亿美元的赔偿。同年，美国环保署禁止在民用商品中使用特氟龙。
2017年，聚四氟乙烯中的主要成分，PFOA和PFOS被列为2B类致癌物。比洛特律师至今仍在为受到侵害的美国家庭办理诉讼。
#转载自“蠡湖野人”的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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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冠华

1989年生于山东青岛，高一退学从商。十七岁时旅行期间，亲眼目睹资本如何透过产业，诱导人出卖自己最高贵的尊严。回大陆后，深思不已，对人类互害的社会结构深恶痛绝，进行近1年的节食和寒冷苦行，从此拒绝个人保险、房产、存款等社会保障体系和财产。后从事概念艺术创作。20岁时，在从未读过《瓦尔登湖》、《乌托邦》，不知嬉皮士运动和生态村概念存在的情形下，于日本名古屋，依托于童年时期对《老子》、《庄子》连环画和父亲收藏的黑格尔著作只言片语的印象，写下名为《家园》的文章，提出了5年自给自足生活实验（2010-2015年已完成），20年探索“自给自足群居社区”的目标（2015年至今）。为了便于大众理解传播，后将这种群居目标定义为：共识社区，概括了：生态村、理念村、合作居住、共同体、共享社区、共生社区等集体生活方式，并被广为沿用。

2009年发起家园计划（AnotherLand），2015年在福州发起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2017、2019年获联合国赤道奖提名，2018年获联合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终选提名。著有《独立之道-自给自足生活指南》。

“家园计划AnotherLand”是为每一位人类同胞及后代寻找到幸福、舒适、安全的家而存在。

The purpose of 'Project AnotherLand' is to find a happy, comfortable and safe home for every fellow human bein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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