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拍《新宿事件》时曾经说：
『没有李小牧就不可能拍成这部电影。』
『他本该家庭殷实，却因时局动荡，只身一人东渡日本。
他出身书香门第，却因人世浮华，栖身于灯红酒绿。
他自叹不失才华，却因英雄无用武之地，浪费了金色年华。』
宽敞的街道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剧场、电影院、游戏场、俱乐部、夜总会、酒吧、咖啡店、宾馆和各种饮食店。
这是他的“地盘”，他熟悉着这里的一切，每个晚上他都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看着他们，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我是歌舞伎町的人
李小牧，被媒体称为『东京首席华人皮条客』。
他并不反对别人这么叫他，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事实，“我不是皮条客，是红灯区导游。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李小牧是长沙人。1960年8月，他出生于兴汉门彭家井，28岁时跟妻子一同到日本东京留学，毕业后留了下来，一直在亚洲最大的红灯区——东京歌舞伎町做导游工作。
但凡有外籍旅客尤其是中国人在他的“领地”第一番街和中央大街出现，李小牧都会上前，彬彬有礼地鞠躬，同时递上他的彩色名片，上面印有“歌舞伎町案内人”几个字。
“案内人”在日语中即带路人、向导的意思。跟一般的导游一样，他带客人进任何一家店，都可以从客人当晚消费中拿到分成。
绝大部分中国人、韩国人、泰国人，包括日本人，都只是把歌舞伎町当做一个跳板，挣够了钱就离开，只有李小牧一直呆在这里，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到现在，他已经离不开这个地方了。
当然，他早就不用自己去站街了。
李小牧从十年前就开始给报刊杂志写专栏。2002年，他的日文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在日本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迄今为止，他在日本已经出过十几本书。其中两本翻译成了中文，在国内出版。
李小牧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年龄，他如今已经快60岁了，但看起来也就四十多点的样子，而且一副九十年代长沙舞厅里混得很好的长沙满哥派头——头发梳得溜光，脖子上戴着一根金链子，老鹰形状的亮闪闪的GA皮带头，用长沙话来形容，特别的“达摩”。
李小牧客串过几次电影演员，他喜欢表演。在采访中，他经常会手足并用，比如他模仿在歌舞伎町碰到的国内官员时，会把手放在背后，挺起肚子，歪头斜眼对我说：“我们是来考察的，不要你管！”
拣过客人的体毛，收拾过还保留着客人体温的避孕套
李小牧之所以会到日本去留学，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
李小牧的父亲叫李正平，原长沙市十中的语文老师，文革时参加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因文笔好，成为了政治部主任。
文革后，李正平又创办了函授形式的“芙蓉文艺学院”，是为当时全国文学青年办的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李小牧也从湘潭市歌舞团出来，担任芙蓉文艺学院的办公室主任。
正当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学院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赚来的所有钱退还给学生，学校停办。父母被戴上了“诈骗犯”的罪名，学校也被外界戏称为“李氏学院”。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国家就明文规定，可以民间办学。
母亲在接受监察部门的调查的过程中，气得突发脑溢血身亡。这件事对李小牧打击非常大。他从此不愿再呆在长沙这座城市。
1988年，28岁的李小牧和第二任妻子怀揣所有积蓄60万日元来到东京闯荡，没想到三天就几乎把钱全部花光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歌舞伎町的“情侣酒店”做清洁工。每个客人刚离开的房间，都必须由两个清洁工在五分钟内清理完毕。李小牧拣过客人的体毛，收拾过还保留着客人体温的避孕套。心里有时候很委屈，但没别的办法，他需要先生存下来。
之后，李小牧干过很多事情，当过饮食店杂工，为人妖伴过舞，甚至还想过去做鸭，但由于他日语不过关，没应聘上。
混迹于歌舞伎町的那些日子，李小牧观察到那些在街边拉客的日本人，他也如法炮制，拉起中国客人来。最开始是靠客人给小费赚钱，后来拉客能力强了，夜店会主动找他谈分成的事情。
红灯区向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李小牧在这里混，最初几年天天都有生命危险，他吃过不少亏，也长了不少心眼，在摸爬滚打中逐渐跟黑白两道都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
李小牧说，在他心目中，黑白两道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他只是知道他不能违法，“我每天站大街只有2万日元收入，但其实我一天可以有20万收入。
怎么做呢，跟其他华人一样，去帮抢东西、偷东西的开车送赃，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没有选这条路，我想做事不能走捷径，要细水长流，踏踏实实。”
我觉得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
李小牧现在的时间，一大半用来写作，其他时间用来打理他开在歌舞伎町的湘菜馆，或是折腾一些别的事情，比如拍电影，不过最终并没有成功。
李小牧年少的时候，对文学并不感兴趣，家里给他买了很多书，但他从来不看。在歌舞伎町慢慢站稳脚跟后，李小牧却开始往文化方面发展，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因为父亲的遗传基因。
2001年，李小牧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侨报》。他想通过这份报纸，把歌舞伎町的故事分享给本地的华人。父亲当年搞芙蓉文艺学院的时候，《芙蓉文艺》报只发行了一期就被停刊了。他办报纸“也是在延续父亲未了的心愿。”
911事件发生的那天，全世界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这个新闻。但李小牧的《侨报》头版头条新闻是歌舞伎町某栋楼发生火灾，死亡44人。911事件只是加印了一个彩页，插在报纸里一起发行。李小牧说，这次火灾是有史以来歌舞伎町最大的一次火灾，对他这份报纸来说，更加重要。
报纸没办多久就停刊了，因为拉不到广告。办报失败后，李小牧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专栏，写书。
2009年，尔冬升拍的电影《新宿事件》，李小牧是唯一剧本顾问。这部电影被称为李小牧自传《歌舞伎町案内人》的电影版。
《歌舞伎町案内人》一书讲的是李小牧在歌舞伎町的奋斗史，而第二本在国内出版的《日本有病》，是透过歌舞伎町这个地方，分析日本面临的种种问题。
问题虽多，语言也很辛辣，但实际上，李小牧很佩服日本这个民族。
2011年日本大地震，李小牧为以后自己写书积累素材，一个人穿着雨衣自费去灾区调查采访了几天。他在采访过程中看到一幕情景：一块丰田车的巨型广告牌砸了下来，旁边的房子垮掉了，车也毁坏了。
他不由得发出感叹：“财富没了，没有关系，可以再造，因为他们有永远的品牌。”
在日本呆了十年后，李小牧拿到了日本的永住签证，在他看来，这比拥有日本国籍还方便，所以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万一在日本出了什么事，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可以去中国大使馆。如果入了籍去找日本政府，在日本人眼里你还是个中国人，他不会保护你，那不是你真正的家乡。”
2014年3月8日，李小牧印象很深，那一天是马航失联的日子。深夜，他从香港回到日本，打开电脑，跳出一封时任日本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的秘书给他发来的邮件。邮件是两天前发的，内容是，海江田万里要找他谈一谈。
“后来我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谈了约一个小时，他对我的一切都很熟悉，包括我写的书，离几次婚，结几次婚都了解。过了两个星期，他又到我的店里来，我们谈了3个多小时。在他的邀请下，我决定出马竞选东京都新宿区议员。”
后来，在之后的一年里，李小牧为竞选议员在新宿区街头，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1点，他骑着自行车，背着扩音器，挨家挨户发宣传页。有媒体拍到他裤子后面拉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摄像提醒他，他浑然不觉。
坦白说，在中国，李小牧的样貌不算是标准的“官相”；但在日本，人气高涨的李小牧常常在街头被上了年纪的阿姨抓住双手激动地赞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政治家像你这么帅！”这句话使他有信心在日本投身政治，为在日本的华人做点什么。
这次竞选的最终结果是，李小牧斩获1018票，以282票的微弱差距落选。
事实上，作为少数竞选议员的华人，出版过日语书籍的李小牧在日本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日本媒体在选举开始前就十分开始关注他的这次挑战，做了不少相关报道。如果选举成功的话，他将成为战后首位获得日本国籍并当选议员的中国人。
尽管李小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歌舞伎町的“主人”，但他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过客—— “我觉得我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就是我，可能我落叶归根就在这里，死也会死在这里，我喜欢这个地方，但这个国家是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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