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07“辗转关东武开秦细述秦赵争霸中的军事地理学”一文
我们从小就经常受到这两句话的反复教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此就要明确一点：“黄河流域”的范畴，要远比“黄河”更广袤。说得再详细点，就是黄河中上游的某些支流，对华夏文明的诞生、发展产生的作用，远超过干流。
发源自太行山中部、流经今山西省中部到西南部地区、在山西西南注入黄河的汾河，就属于这类典型。汾河中下游两岸河谷盆地的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堪称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晋西南的蒲坂（今永济）在上古时代是舜帝的治所，夏邑（今夏县）是负责治水的鲧部落和随后夏王朝的发源地。西周建国初年，周成王把同母弟姬虞封在晋南的唐（今翼城），这就是晋国的源头。
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国都曾迁移到绛、曲沃、新绛等地，之间距离不远，都处在临汾河谷盆地。晋国的政权基础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国君是与周天子同血脉的姬姓，比秦、楚蛮夷要高贵；几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过多次政治斗争，但励精图治的国君也层出不穷；还有一点就是，晋国具有其他诸侯国不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
概括一个文明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无非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等等随大流的泛泛之辞，这是任何文明发源地都必备的共性。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针对晋南这个地区，具体分析晋国的地理位置和领地内出产的资源，会发现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地不仅物产丰富，有富余物资同外界进行交换，产生最原始的商品经济。物资的相对充裕促成财富的积累，财产观念的形成又促使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有阶级分化的世袭封建国家。颇有盛名的“晋商”并非在明清两代才出现，早在春秋时期，居住在晋都绛邑的大富商就“能行诸侯之贿”，具备富可敌国的财力了。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春秋晚期的晋国，其版图已经占据今天山西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河南省的中西部和陕西省的东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天下无出其右。春秋时期，晋国还是秦国向东发展的拦路石。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典源来自于秦穆公与晋献公到晋文公三代四君之间的政治姻亲关系。“好”只是后人补上去的一厢情愿，两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实在算不上多好，矛盾重重倒是真的。三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头脑清醒的人士指出，“完璧归赵”的制造者蔺相如就在秦庭上当众打了秦昭襄王及其老祖宗秦穆公的脸：“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果不其然，晋文公一死，秦穆公就想趁机东进，派军队袭击郑国，与晋国邀战于崤山，惨遭失败，向东拓展的野心被暂时击碎了。
春秋中期开始，晋国国君公族日渐式微，权利被异姓世卿大夫逐渐把持。公族与异姓世卿这种权利的彼长此消，不是短期内通过激烈形式爆发的，而是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相对平缓的渐变（约公元前621 年—前403 年），在晋国国力基本未损的前提下，实现了寄生者对宿主的蚕食。公元前403 年，历经晋国异姓公卿之间残酷的吞并争斗，整合存留下来的韩、赵、魏三家世卿被周威烈王封为侯，即“三家分晋”。这三家也因此被称为“三晋”。有后世史家就以这一事件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割点。
晋国的家底太雄厚了，尽管被三晋瓜分且各自的实力还不弱。三晋中，韩、魏所处的位置堪称优越——魏国第一个都城安邑，就是夏朝的国都夏邑，也是晋国的核心地区；魏国东迁后第二都城大梁（今开封）和韩国的南部领土，曾经是商朝的统治中心地带；两国中间又夹着东周天子的雒邑。魏、韩两国是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相比之下，赵国就属于偏远地带，因此，赵国初期的国君急不可耐地把都城从晋阳迁到华北平原南部、黄河北岸的中牟。
三晋的初代君主都是从公卿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政治素养都相对成熟老练，没有庸主。区别于其他老牌诸侯国，他们的贵族身份原出自晋国世卿，政治资历低，更容易放下身段；三晋建国历史短暂，政权结构就相对简单，来自老树盘根一般的权势贵族的政治积弊较少。因此，三晋在战国初年的表现非常抢眼。
三只鬣狗分食野猪余温尚存的肥壮尸体，原则不碍乎两条——“肉次肉好，肉多肉少”，他们在分食晋国尸体的同时，还积极向外拓展。如果把公元前370 年三晋的领土合在一起，比原来晋国的版图又膨胀了，分割和扩张的势态大致如下：
（一）韩国满足于前一条，分到了河内郡、上党郡东部、河东郡东南部和靠近周室雒邑的周边地区，又和魏国一起向南蚕食楚国、郑国和东周王室在雒邑周边的领地，把楚国的势力从黄河岸边向南一直驱逐到汉水流域，随后又在魏国的策应下攻灭郑国，迁都新郑，设立三川郡、颍川郡和南阳郡。韩国国土大致是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西部，领土开发成熟，人口密集，但领地促狭，被夹在魏、楚、秦三国中间。
（二）赵国满足于后一条，山西晋中、晋北，华北平原都是赵国的领土，面积大，但相对偏远，版图内混杂着好几支游牧民族势力，还有中山这么一个肿瘤似的国中之国，赵国最初的几代国君急于向中原发展，在中山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就迁都中牟，向南进攻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卫国。此举引发魏国的警惕，作为原晋国公卿，赵魏两家在战国初年的扩展中产生冲突，最先翻脸，兵戎相见。
（三）魏国把两条都占全了，他的领土是原来晋国在汾河流域下游的核心地区，在此设立河东郡，此外还有部分河内郡、上党地区的西部、崤山以西的西河郡（今天河南三门峡以西到陕西大荔临潼一带的关中秦川东部平原）、黄河以西的上郡（陕北东部）和河南中东部的汝南郡、上蔡郡。魏国版图广阔，地域富庶，人口众多，凭借从晋国继承下来的丰厚家底和李悝、吴起一干文武君臣的悉心调治，西击秦东压宋、北阻赵南伐楚，四面出击还皆有收获，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不足的是，领土过于散碎，魏韩两国的领土星罗棋布，互相交错接连，不利于强化统治。
三家分晋，还预示了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转变。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这段时期，社会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剧烈扭转。新的处世哲学和治世理念，否定、抛弃了周朝的贵族礼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向法家大行其道、尝试加强中央集权的模式发展。
春秋时代，持有政治抱负的强国国君积极参与诸侯国之间的群雄纷争，产生了著名的春秋五霸。强势诸侯的政治诉求是称霸，而不是称王、称帝，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一个叫“周礼”的社会道德体系的束缚。《周礼》相传是西周初年由周公旦创制的，周公本人就是一个绝佳的道德楷模，他以周朝的分封制为基础，通过制定《周礼》，将从周天子开始自上而下的社会等级、政权结构，宗法制度、礼仪典章甚至日常生活标准等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条律化规定。作为一部成文归类的完整道德体系，《周礼》要比道、儒、法、黄老等都要早，统治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六百年之久。
春秋五霸从齐桓公开始，依次有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以及楚庄王，他们都拥有周天子基于《周礼》授予的贵族头衔。诸侯成为霸主的道德前提是敬重周室，遵守《周礼》；对“不义”和“兴义”的判定标准是，对方是否做到了尊奉周天子。霸主在自己主导的诸侯会盟中，把自己打扮成尊重天子的典型，同时指责被讨伐对象犯有怵逆《周礼》的言行。蜗居于雒邑的周室虽然寒碜，但却被诸侯架在肩膀上当傀儡，享受着表面上不容侵犯的显贵形象。
从春秋中期开始，国家兼并出现加剧趋势，势力强大的诸侯和卿大夫们也就心生了抛弃周室、甩开《周礼》桎梏的念头，有些胆大妄为者已经尝试挑衅周礼制度的约束。五霸里的楚庄王，著名典故“问鼎”就是他对周天子野心外露的表现。这个“王”的头衔是楚国自封的，不仅在楚国以外得不到认可，还饱受天子的责备和诸侯的攻讦。
随着周室无可挽回的衰微，越来越多的诸侯都表现出对天子不逊、对《周礼》不遵的言行。他们同时意识到：要想给自己愈加猖狂的僭越言行进行美化粉饰，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新的治世理论来取代旧制。强势诸侯和世卿们希望看到符合自身政治需求的新社会价值理论被提出和完善，并让这套凌驾于周礼之上的新道德标准为自己贬抑周天子、实现帝业的雄心提供理论依据。但大家都还遮遮掩掩，扭捏作态不敢捅破这层窗户纸。用今天普通人都很熟悉的一个事物为例加以形容——诸侯就是某个行业里占有市场份额优势的少数几家大生产商，天子就是商务部的平庸官僚，《周礼》就是反垄断法，因为后两者的存在，前者无法吞并所有的小生产商，他只能在行业委员会里给自己树立一个领导市场的权威地位，还要施舍给小生产商一点小恩小惠，以此做样子给有关部门看，表示自己不会独占市场触犯反垄断法……
既然道德标准和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剧变，国家的外交和国防策略也要跟着一起改天换地。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推行，必然会促使外交方针、军事谋略、军备建设和战争方式也发生变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国的政治诉求，已经从春秋时代追求在诸侯中建立盟主地位的“称霸”，变成了战国时代直接武力吞并他国的“争天下”。战国时代的国家为了适应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必须要政、军配合，进行国家资源的开发、调配（由社会变法家完成），军队的编制、战争的决策（由军事改革家完成），这点成为战国时代最明显的国家特征。
春秋时以孙子为代表的军事家，基本还只停留在兵谋的层次上，国谋和兵谋混沌不清。到了战国初年，“兵圣”吴起建立起更加前卫的军事理论，国家内外有养民驭兵之分，对外有战略战术之分，各自还有谋、韬、交、兵之细分，国家战略上的“国谋”和具体战争中军队调动部署的“兵势”进行区别和配合……中国至晚从战国初期，对战略和战术就有明确区分的研究总结和实践，并逐渐形成严密成熟的理论。这一整套的系统理论，也为后代兵家奉为经典。
战国时代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出现在最大程度上继承了晋国衣钵的魏国，其中原委绝不是偶然的。三晋皆出身于晋国的世袭世卿，他们的存活得益于《周礼》规制下的分封制，这是尊奉《周礼》的行为；他们的壮大得益于他们敢以下犯上，这又是忤逆周礼的行为。黑白通吃，用强硬手腕扭曲道德标准，因此，三晋能更深刻地意识到分封制对集权制的悖逆，认清享有封地的世袭贵族对国家政权的寄生弊祸。发生在晋国国内持续两个多世纪的这场世卿争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国诸侯兼并与争雄的一次小型彩排——晋国的解体，是春秋走向战国整个历程的缩影。
相比位置偏远的赵国，魏国地处中原，易于吸引人才；相比国土有限的韩国，魏国的强大国力便于给人才提供优厚待遇和施展平台。因故，我们可以看到魏国在实施变法的过程中，代表人物用亲自实践和总结成明文条律的方式，将抽象的思想苗头变成摆在眼前的既定事实。文治有李悝废除世卿世禄制，著《法经》，用成文的律法严苛治国，以条例来管理运作国家的行政与经济运行；武功有吴起与诸侯历七十六战而不败，被后世视为与孙武并重的一代兵圣，让后世历代兵家有“孙吴在世”的美赞。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还是成语典故的主要产生时期，诸多脍炙人口的风趣故事就在此时定型并流传后世，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君重视人才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几乎都曾出现过摆出谦卑恭敬的姿态招纳天下人才，以图实现强国目的的贤君。
在中国历史上，由贵族门阀势力把持政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直到北宋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后，才实现寒门与朱门在同一体制下入仕为官相对平等的晋身机制。但是上溯千余年，从春秋战国流传下来的这些成语典故中，就能让人挑拣出一大堆从门客、游侠、农户、刑徒，甚至战俘和奴隶身份出将入相的千古名臣，其中不少人和他们的事迹还名彪青史。受国与国之间战略竞争的影响，各国都对人才产生了迫切需求，导致阀阅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不拘一格降人才”得以部分实现。当时社会风气既有强调“世家”的贵族文化，也有“英雄不问出处”的草莽文化，重视门第的唯出身论和重视才干的不唯出身论并行于世，里面既有新旧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也有贵贱阶层之间的相互利用。
我们今天还常听到这么一句话：“先满足物质需求，再满足文化需求。”放到两千两百年以前，这就是一个难以站住脚的悖论。战国是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思想最活跃，各种社会学派并立，受政治因素干扰最微弱的“文化黄金时代”。整个战国就是处在大分裂状态中的乱世，尚未出现高压中央集权和严苛的文化专制，因而社会文化思想极端自由，绝少受到铁腕压制，这是这个时代能出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从未有思想家因为其坚持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主张被统治集团视为异端，并因此受到政治迫害的事例。
正是在这种已然废弃《周礼》旧制，又没有出现批着新外衣所谓“正统文化专制”的宽松社会氛围下，才会出现张仪连横，苏秦合纵，吴起在魏国不顺还可以出走事楚，燕昭王拜魏人乐毅为将，以火牛阵击退燕军的齐将田单还可以去赵国拜相封君……让战国时代具有灵活多变的外交活动、文化互通和跨国人才交流，让有能力有头脑者实现个人价值——这些人可以采取纯粹的务实主义作风，哪怕是有才学但无德行的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实现抱负（吴起就是一个典型，他有明显的人格缺陷，是道德混蛋和军事奇才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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