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首次见证大国战争的爆发,或者是出于看热闹不嫌事大,俄、乌之战的爆发,让远在万里之外的我国网友兴奋不已,甚至出现了谁对谁错、谁正义谁邪恶、谁施暴谁受害的激烈争论。
如果真的存在此类疑惑,那证明咱们还是比较“纯真”;要搞清楚其中是非曲直,其实不需要看专业的战略分析,中国历史就是现成的百科全书。但凡看懂春秋历史你就会发现:俄罗斯、乌克兰这类性质的冲突,早在近3000年前就屡见不鲜。很难界定所谓的正义、邪恶,在国家利益、政权存亡面前,这些概念不值一提;经过了近3000年的发展,在基本的政治逻辑领域,人类社会其实没啥新花样。
如今的欧洲大小国林立,3000年前的我国也有类似场面。
周王朝建立后,在各地分封诸侯,虽然大家名义上都是周天子的臣子,但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现实利益的碰撞,诸侯国之间的对立、冲突逐渐成为常态。随着周平王东迁,周王室的信誉、实力一落千丈,历史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一方诸侯逐渐成了实际上的“国”,虽然文明体系相同,但利益诉求却都以“小我”为中心。
这也不难理解,一个家族传的代数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会日渐淡薄,甚至会为了蝇头小利打得头破血流、反目成仇,何况诸侯国层面的巨大利益为筹码?
在这个过程中,诸侯之间的实力出现了消长。当时逐渐冒头、实力最强的是哪些?
根据《左传》的说法,周王朝旗下的诸侯国数量多达170个,但其中“百三十九国知其所居,三十一国亡其处”,即有名在录的130多个;这里面,大多数出自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旧、儿女亲家,姓“姬”的就多达50多个。
封得最早、地盘较大、地段最好(水土丰饶、适合耕种的中原黄河流域)的,主要包括卫——原殷都王畿,封给周文王的小儿子康叔;宋——商丘地区,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鲁——周公旦的长子伯禽;齐——鲁地之北,姜太公之子。
以上是最早一波核心诸侯国,至于晋、邢、蔡、申这些姬姓诸侯,都排在后面。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之弟姬友被封到郑地。由于是自己人,地段相当于“CBD”——王室所在地镐京附近;几十年后,迁移到东虢国和郐之间,号称新郑。这里位于济水、洛水、黄河、颍水之间,周边没有大国,地缘位置安全,典型的黄金地带。
但这些起点最高、根正苗红的诸侯,大多却未能跻身一线;相反,那些起初被安排在“穷山恶水”之地、一度贫弱不堪的,如秦、晋、楚,则成了当之无愧的列强。
为啥会出现这种反差情况?跟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宋、鲁、郑、卫、齐等国,由于地处华夏文明发源核心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极易发展农业、工商业,经济较为发达;同时,由于继承了商、周王室的正统,文化较为兴盛。两者结合就浓缩为一点: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对现状的高度满意,导致各阶层的进取心相对就薄弱了很多。
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除了海滨的齐国之外,宋、鲁、郑、卫等都处于中原腹地,被其他诸侯国所包围,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姬姓诸侯。他们若要扩张,就会面对双重难题:一是舆论压力太大,不好对自己人动手;二是身处四战之地、施展不开——往一个方向发力,会被其他人从侧面、后方趁虚而入;四面出击,实力上显然不可能匹配。
反之,晋、楚、秦为何发展迅速,也就不难理解。
首先,这些诸侯地段偏远,与狄夷、南蛮杂处,本身就肩负着替周王室拓边的任务。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压力下,他们的斗志普遍旺盛;与狄夷杂居,自然也会接触些相对落后文化中的野性气质。
其次,相对于宋、鲁、郑等中原诸侯国,晋、楚、秦的“邻居”生产力落后、组织松散、且“非我族类”,吞并的难度低,还没啥心理压力。
于是,这些后起的诸侯国,虽然带着些许“文化后进”的印记,但却相当具有开拓精神,他们不是在战斗、就是在战斗的路上。
比如晋国,起初“居深山之中,戎狄之与邻”,在与狄戎战斗中发展壮大,一度礼仪意识淡薄、野心勃勃。曲沃代翼事件,曲沃武公鸠占鹊巢,成为晋君;随后的晋国热衷于开疆拓土。直到曾常年逃亡在外,在齐、宋、郑等国游历丰富的晋文公即位后,才改变扩张架势,变身为周王室的保护者,与南方楚国抗衡;
“我蛮夷也”,则是楚国人“破罐子破摔”、积极进取的真实写照,它与秦国就无须赘述了。
春秋时期,秦国还在西陲与西戎缠斗,优势得天独厚的齐国逐渐败落,晋、楚成了当之无愧的历史主角。据统计,楚国一共吞并诸侯国42个,而晋献公时期崛起的晋国则“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二者几乎吃掉了一大半诸侯国。随着双方扩张步伐的迈进,最终在中原发生碰撞,城濮之战,拉开了“晋楚争霸”的时代序幕。
但在那个时代,最饱受战火摧残的,并不是晋楚两国。而是夹在它们之间的中原诸侯,即上文提到的宋、郑、卫、鲁等国。
它们地处要冲,是晋、楚、齐等大国接触的必经之地;但列强都不想吞并这几个诸侯,毕竟巨头们互相间并不愿意接壤。
于是,在心照不宣之下,对于晋、楚而言,宋、郑、卫、鲁等诸侯国具备两大价值:战场提供者,身后的跟班。
近百年间,晋、楚两国爆发了大大小小近百场战争,但流程却很简单:
某个小国依附晋,威胁了楚的安全;于是楚带着一堆附属国前去攻打该小国,晋国则带着另一群跟班前去救援,双方爆发大战;
如果晋输了,这个小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转投楚的怀抱。随后晋国重整旗鼓,拿这个小国开刀,楚前来救援,双方再度开战。
据不完全统计,在晋楚争霸期间,郑、宋两国参战频率最高,都超过了50次。由于时常被当成主战场,他们所受的摧残也最恐怖。比如在公元前595年,宋国杀掉了故意擅自过境的楚国使者,招致对方大军兵临城下。敌我力量悬殊,宋国的背后大哥——晋国却没有出手相救,宋国都城被围攻9个月,城内粮草断绝,“易子而食,折骸以炊”,最终被迫求和才逃过一劫。
在这种格局下,这些诸侯国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求生”,他们无不想尽办法在列强间虚与委蛇、左右逢源,由此还诞生了郑子产这样精于利用各国矛盾、玩弄实力制衡的外交高手。
看到这里,我们一定会发现上述情况似曾相识。
欧洲大陆的两大头号玩家:北约的实际领导者美、英,崛起于西边的英伦三岛;俄罗斯地处东边,远离欧洲核心地带。在近代之前,这里都是标准的贫瘠苦寒之地,远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欧洲大陆,但他们最终却成了最强大、彪悍的力量;
波兰、乌克兰,则处于欧洲两极之间,他们历来是东西双方角力的主战场。两大势力都不想直接与对方接壤,客观上需要中间的波、乌为缓冲,势必不会坐视其被对方灭亡;但这种“帮助”,却使当事者成了无法自主、被大国裹挟的肉盾,不得不在两方的巨大压力下寻求生存之道。
因此,如今乌克兰的遭遇,本质上很难说个对错:列强M咄咄逼人,中间的小国W放弃平衡、试图投怀送抱,不惜触碰列强E的战略底线;在E看来,先下手为强、保住缓冲带,关系到本国的生死存亡,于是动手。
M会真的为了W与E大打出手吗?这要看自身利益、敌我力量对比而定,如上文所提,晋国曾以保护卫国为由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国,但也会坐视宋国山穷水尽、“易子而食”。W作为筹码,怎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玩家身上?
幸运的是,春秋战国被秦始皇终结;至于目前的欧洲,内部分裂、外有黑手,前路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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