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林夫妇
“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但是我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这句话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梁思成先生说的,而他的老婆自然也是素有一代才女之称的林徽因女士。
这对夫妇对新中国的贡献虽不是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情壮志,但也用自己的生命在爱着这个国家。
在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时,林徽因的身子因常年奔波的缘故,落下了病根,繁重的工作又让她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养,但她当时最坚定的目标,依然是完成国徽的设计工作。
当时不仅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主导了国徽的设计工作,当时周恩来也做了画龙点睛之笔,这才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国徽。
再次抬头仰望国徽,那庄严肃穆的精神总是不言而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在国徽设计的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948年的北平城
1949年1月,国民党傅作义集团放弃抵抗,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千年古都北平城得以在战火中完整地保存下来。
同年7月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向全国各界人士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设计方案。其中对国徽的要求有大致三点:
第一点要求: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
第二点要求:必须具有突出的政权特征。
第三点要求:必须在形式上注重庄严富丽。
短短一个月时间,负责国徽征选的小组就收到了上千幅投稿,其中还包括朱德让秘书送来他自己精心绘制的一幅稿件。很遗憾的是,这上千幅稿件中,没有一个符合标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这个时候离开国大典仅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很着急。
马叙伦与第六小组
当时负责统筹工作的马叙伦组长只能急得跺脚,无奈之下只好请了张仃和钟灵。这两个人拥有着丰富的相关经验,而且密切合作过多次,对于国徽的设计也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说,他俩设计的草稿,为后来国徽的最终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设计初稿中,其主体都是用齿轮和嘉禾来代表工农联盟。用衬景和正中央的五角红星来代表中国共产党,而且都是在地球上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代表我国地域辽阔。
可这样的稿件虽然符合要求,可人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有些粗糙。况且这些方案类似于此前设计的政协会徽等图案,而且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徽类似,并没有达到彰显中国特色的要求。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为了赶时间而做出来的东西肯定会美中不足的,总不能为了开国大典,将如此重要的东西儿戏。毛泽东也认为此事不妥,特意叮嘱相关单位不必着急,可以交给将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去决定。
毛泽东
有了毛泽东的特批,众人终于能静下心来把国徽做好。可大家也知道,这种事拖一天,天安门上就总觉得少些什么东西,谁心里都不踏实。
为确保在第二年的国庆上,国徽能顺利升起,周恩来亲自挂帅担任指导工作。周恩来建议他们再找一些专家参与进来,集思广益会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思路。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便作为清华大学小组长,加入到国徽的设计工作当中。
当时夫妻俩接到这个工作喜忧参半,喜的是能为新中国国徽的设计出一份力,倍感荣幸。忧的则是,他们现在身体状况都不太好,生怕自己连累了工作进度。可稍作斟酌之后,林徽因还是毅然决然地接下这个任务,因为这是对自己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自己义不容辞。
在了解林徽因参与国徽设计工作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眼林徽因患病的经过,才能更明白她在工作中所要承担的病痛折磨。
林徽因
“南渡北归”是指我国学术界的一场重大迁徙,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众爱国学者、才子纷纷举家南迁,为中国学术、文化保留了重要的火种。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在其中。
当时梁林二人回国没有多久,梁启超的去世和女儿再冰的出生让这个家庭多了几分沧桑之感。恰逢此时,局势不稳。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整个家国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梁林二人知晓平静的日子没剩下多久,便四处考察名胜古迹,编撰出《清式营造则例》《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等中国建筑史材料。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再次发动战争,北平危急。梁林只能一路从北平辗转到天津、长沙、昆明,这一路颠沛流离让身体本就娇弱的林徽因高烧不止。后来总算是在李庄站稳了脚跟,但林徽因的身体也失去了元气。
梁林两人在各地考察时合影留您
在此之前,林徽因本人患有严重的肺病,这一路上条件艰苦,再加上李庄气候阴冷潮湿,一来二去她的病情倒是更加严重了。身体虽然日渐虚弱,可心中的志气却不减分毫。前方战事吃紧时,儿子梁从诫总会担忧地问道:“要是日本人打过来,可怎么办?”
林徽因只是淡淡地说一句:“门口不是有条江吗?文人最终还是有那一条路。”
1941年的1月,梁思成为了经费问题去求助重庆国民党政府,而林徽在家中的情况并不乐观。连续好几天高烧四十多度不退,身边的两个孩子年纪尚幼,再加上李庄连最基本的医疗设施都不具备,只能依靠林徽因自己慢慢挺过来。
那两个孩子也只能每天跑出家门,看着一望无际的江水祈求着父亲能早日回来,多少给自己和母亲一点心理寄托。
这一阶段的梁林二人,日子并不好过。一边要担心着前方传来的战报,一边又要继续着学术工作。建筑学是一门需要实地考察的学问,但在战争时期,这显然是极不方便的。于是梁林二人便只能将头埋在书本里,从字里行间之中大概描绘出建筑原本的模样。
梁林二人合影
有一天,重庆突然传来噩耗。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在日军的一次轰炸中不幸去世,而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也被大水淹了。亲人的去世和半生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让林徽因很能接受。那天,也是梁再冰第一次看到父母大哭。
没过多久,林徽因只能强打起精神,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梁思成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般描绘林徽因在家中的样子:
“她无时不在的思想活动让她无法安于病榻,不时地就会像是发表演说,一会儿是佛像,一会儿又是希腊风格,一会儿又回到了她的家庭成员身上”。
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梁林一家人和中国学术界的同胞们喜极而泣。可这个时候,林徽因的身体虚弱之极。梁思成寻遍了国内名医,可都对这多年来积攒下的病根束手无策。为了不让林徽因有所察觉,梁思成也只能憋在心里,时间一久,夫妻俩都显得愈发消瘦。
47年的时候,林徽因做了一场手术,体内的半边肾脏被切除。他们的女儿后来回忆道:
“因为病痛折磨,妈妈这时已经极为瘦弱,很难再把她看成是一个'美女’。但她仍然非常美丽,内在精神的美丽有时会令她'容光焕发’”。
林徽因旧照
建国后,梁林回到了北平城,熟悉的一切让林徽因的病情稍有好转。可使命仍未完成的林徽因,似是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依然是不顾医生和梁思成的劝阻,时常伏案工作好几个小时。
直到这天清华大学通知说,周恩来诚邀各界人士参与到国徽的设计工作当中,梁林夫妇二人心中惊喜,便积极投入其中。
1949年10月23日,林徽因给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
林徽因设计的方案较此前否决的方案来说,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林徽因开创性地把国旗上的五颗金星融进了国徽图案,借鉴了国旗上的五星寓意。又用红绶穿瑗的结来衬托,使得整幅图案既庄严又具有美感。同时还参考了丈夫梁思成的意见,认为底盘应该设置成玉璧的形状,正好点缀当下的局势,有“完璧归赵,天下一统”的含义。
林徽因最初设计的方案
另一边的张仃带队的中央美院也设计出一套方案,其主体没有换做五星图案,而是换成了天安门的形状,整体更加威严、庄重。
可惜这两套方案最终都没有通过审核,方案被驳回后,林徽因只好继续埋头苦干。
其实这个时候,两套方案就已经初具雏形了。相信有明眼人都能看出,稍加修饰后便是现在国徽的样子。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中央美院和清华两个小组整合成一个小组,要赶在1950年国庆之前,把国徽最终定稿,并且制作出来。
国徽的设计不是一个简单的美术作品,也不是单纯的工艺品,而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各路专家经常讨论到半夜,时常心平气和的各抒己见,到谁也不服,僵持不下的情况。每个人都对国徽有着自己的理解,要形成一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几番讨论之后,两个团队都表示要取长补短。
林徽因团队需要吸收天安门这个创意,而中央美院则需要在颜色上更下功夫。双方达成初步的共识后,便开始着手开始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此时也加入了清华大学的国徽设计团队,夫妻二人这次也算是携手并肩完成工作了。
梁林的身体都不好,参与国徽的设计工作更是耗费了他们大半精力,而他们自己却乐此不疲。从这一点来说,国徽的设计工作更加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任何一处细节的仔细推敲,反复论证都充满了设计者们对于工作的严谨态度。在一年多的时间中,几轮人马反反复复推出数套方案,最终才敲定成了现在的样子。背后所蕴含的艰辛,是不言而喻的。
最终入围的国徽方案
这场旷日持久的工作终于要进入尾声,而此时周恩来又提出一个个人想法,现在看来更有画龙点睛之意。
就在清华和央美对国徽的最终形状马上要敲定的时候,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私人想法”。林徽因听闻后,却是眼睛一亮。
周恩来提议:“能否在国徽上面加上麦穗稻穗呢?”
当时两个团队听闻之后,仔细一想,便觉得十分有道理。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不仅在文化习俗方面差距过大,在粮食方面也有不同的偏向喜好。加入麦穗和稻穗的图案,更能体现出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地域团结,更有五谷丰登之意。
周恩来能提出这个想法,还是源自于1942年在重庆宋庆龄住宅处的一次谈话。
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的关键时期,周恩来频繁的来往于延安和重庆之间,再加上他曾担任黄埔军校教导主任一职,在重庆也有不少国民党内部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好友,所以有时也会参加各类聚会。而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又是宋美龄的姐姐,其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
宋庆龄夫人
在革命的道路上,宋庆龄也没少对身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施以援手。
这次周恩来、邓颖超一行人受邀来到宋庆龄的住宅,当周恩来看到壁炉上挂着两株稻穗时,便问道有何深意?
宋庆龄说道:“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深沉的点了点头,接着说道:“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当时在重庆期间的一次谈话,便决定了此后国徽的样子。不仅体现出宋庆龄对于农民的重视,更彰显了周恩来事无巨细的处事原则。
总而言之,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总算是确定了。
1950年6月23日下午4点,全国政协在中南海华仁堂召开一届二次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中南海怀仁堂
至此,林徽因的工作虽然完成了,可国徽还需要最终定型。梁思成便推荐了同样的清华大虚任职的雕塑教授高庄,这一推荐,便又衍生出很多事来。
高庄觉得国徽的图案从平面上来说固然很棒,但如果做出立体的就存在许多问题。可这个图案是经过多轮商讨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批示过了,谁又能轻易更改呢?
于是高庄便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阐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结果得到毛泽东的批示,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去做。当然这是后话,以后有机会再慢慢说明。
梁林在完成国徽的设计后,便又投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项目上。这个时候,梁思成因为劳累过度而住院,林徽因的身体也油尽灯枯。
1955年,重病昏睡多日的林徽因有一天晚上醒了过来,跟旁边的护士说道:“我想见见思成。”
而护士只是随口应道:“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谁也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林徽因最后的遗言。
回顾梁林和国徽的不解之缘,在署名为“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的《国徽设计说明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通过齿轮中心的大红丝结象征全国人民空前巩固,团结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周围。就这样,以五种简单实物的形象,藉红色丝结的联系,组成一个新中国的国徽。
梁林二人和孩子、友人们的合影
这番话寄托着梁林夫妇二人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这背后更代表了那一辈文人墨客的家国情怀。国徽从草稿到成型,也凝聚了无数人的汗水和执着的毅力。1951年5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国际劳动节。凝结着所有设计者和铸造者的心血,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正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之上,而它背后的英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时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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