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回忆遵义会议:总理把桌子一拍,马灯都跳起来,没人敢应声。
遵义会议是我们历史上的转折点,其成功召开,意味着我们吹响了走向胜利的号角,这其中周恩来居功至伟。
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 会议开始,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千方百计想推卸责任。而一向儒雅的周总理直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警卫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1935年1月,由于博古等人为首的“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红军在此前历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苦战中还是失败了,他们没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走上了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当时,在长征初期,红军出发时是8.6万余人,但是经过多次的战役,红军已经损失到仅仅剩余3万多人,这都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中央临时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人,毫不顾虑旧中国时期的实际情况,作战时完全依靠国外的军事顾问,把国外的作战经验,照抄照搬来指挥当时红军作战。
国外的作战经验比较冒险,而且更不适合当时红军作战面临的实际情况,但是博古等人不听劝阻,极力反对毛主席当时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
在几次围剿的战役中,几次放弃一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他将红军原来的打游击战的经验,全部推翻,让本来就军事装备简陋的红军,跟装备精良的国军打一次又一次的消耗战,阵地战,实行“分兵防御”方式来作战。
但是没有考虑的是,在当时红军在敌多人少、武器稀缺的的时候,这样的作战方式及其冒险而且不切实际,红军想光靠硬拼,去取得胜利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依然坚持国外的那一套作战方式,在撤出时也采取了逃跑的方式,使红军一直处于被动被打的状态,最终红军损失惨重,失去了3万多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无非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不总结,推翻错误的作战方式,红军面临的问题会更加艰难。
红军在第五次围剿反围剿失败之后,面临敌情严重,在红军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的召开了遵义会议,也是这一次会议,将中国推向了历史性的转折。
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在会上做了反围剿的报告,话语中就是推卸责任,丝毫不对他冒险的指挥方式有反思之心,他只是承认了自己的指挥是有错误,但把失败的原因那归结于敌强我弱,认为是红军对“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人的工作也是做的非常不到位、不彻底,把失败的因素,都归结于红军根据地之间的配合的密切度上,总是在强调客观原因。
就在博古还没讲完时,彭德怀立气的立马忍不了了率先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崽卖爷田不知心疼”,“就是因为你的瞎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
在毛泽东发言时,也说了博古总结的原因,其实是在为自己的错误做辩护,敌强我弱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不是决定因素,在前四次反围剿,敌人30万,红军3万人作战的时候,红军都能取得胜利,那么,为什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偏偏失败,就是因为作战指挥纸上谈兵,只靠外国人“搬家”的经验,来指挥中国作战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才能成功。
虽然有人支持毛主席的说法,但有人也持反对意见,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对谁错,迟迟没有总结出结果。
在关键时刻,周总理做了报告,他还没发言,就直接把桌子一拍,表示非常不满,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警卫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总理在发言中发了脾气,但他也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先把围剿失败的原因,一针见血的指出,就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现在最高原则就是能够取得胜利,这说出了绝大多数的心声,积极的响应了总理。很多一线指挥员都纷纷让博古、李德等人让出指挥权。
最终在周总理的提议和大家的表决下,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意见,也赞成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就这样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转折点,成功召开,意味着我们吹响了走向胜利的号角,这其中周恩来厥功至伟,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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