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早在红军时代，他就重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粟裕曾说：“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正确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对于战争规律，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不能违背它，否则就会犯错误，因为它是客观的。同时还必须懂得战争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战争是发展的，战争规律也是发展的。我们还要注重探索战争的指导规律，而敌我力量的总对比会决定总的战略态势。一定的战略态势又决定着一定的战争指导规律。”
1952年任副总参谋长时的粟裕
1945年5月29日，粟裕领导的苏浙军区一、三、四纵队的三个主力支队，向对我军攻击的敌军79师发动反击，并于6月2日占领新登城。此后，敌我形成相持态势。
粟裕指出：“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敌人打着打着会变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的形势来变化打法。现在敌军的力量和部署都变了，我们亦必须变。即不可在新登恋战，不宜死守天目山。”
他认为应主动撤出新登、临安，诱敌脱离堡垒阵地，然后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必须掌握作战的主动权，于是，我军后撤七八十公里，并在沿途布置溃败假象，使敌长驱直入至孝丰我军预设阵地，我军大获全胜，先歼宁国方向之顽军52师，再歼进入孝丰之顽。此战共歼敌6800余人，俘虏3000余人，这是粟裕运用辩证法战胜敌人的一个典范。
“粟司令的作战指挥无可挑剔。”陶勇同志这句话令参谋苏荣印象深刻。
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中用唯物辩证法运筹军事谋略，采取多种作战形式，奇正互用，以奇为主，成了战胜强敌的经典范例。粟裕选择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战，迫使敌军提前实施战略展开，以利我达到战略侦察的目的，同时也为这场战争赢得更多的准备时间。特别是当时为保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土地改革工作继续顺利进行，更需要在解放区前部地区作战来进行掩护。
当时国军以四路分进合击，企图围歼我军于苏中地区。一般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应选弱敌打。但粟裕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定打四路敌军中的最强的一路，即宣家堡、泰兴这一路。此路敌军为其主力嫡系83师，抗战中曾赴缅甸作战，由美国教官训练，美式装备，战斗力强。但该敌尚未展开，虽强犹弱，且该敌的最大特点是“骄狂”，而“骄兵必败”！
因此，粟裕采取歼灭强敌，主动向其进攻，并直接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实为奇招中的奇招。我军以3万多兵力对敌12万兵力，并歼敌5.3万人。朱德同志也曾经讲过：“粟裕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楷模，他消灭的敌人比自己的兵力还多。”
1946年秋，粟裕在苏州战役后期
粟裕认为，在战略上考虑打持久战，而在战役上，必须打速决战。尤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三至五倍以上），歼灭敌人一路。兵力不足时，要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适时转用兵力实行连续作战，求得一支部队顶几支用。攻黄（桥）救邵（伯）的作战，他将三万多主力部队插到敌人封锁圈里打仗，这确是一着奇兵险棋。当战场上我兵力不足且无预备部队时，粟裕当机立断采取转用兵力的战法。
在打分界之敌99旅时，他先将准备攻打加力的兵力抽调一部分到分界地区，以五比一的兵力歼灭99旅的两个团；在分界地区敌人被歼灭后，又迅速将在该地区的兵力集中到加力地区，仍以五比一的兵力歼灭了加力、谢家甸之顽三个团。这一仗用兵之巧、收效之奇，堪称一绝。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亲自为军委起草的，给各战略区的电报指出，苏中战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取得伟大胜利……”
粟裕同志始终从实际出发，擅长以奇兵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正兵攻其有备，攻其必救，奇正互变，出奇制胜。这是他指挥作战的一大特色。
粟裕长期在战争第一线，在各个时期指挥过大量的战役、战斗，特别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闻名中外。
粟裕与苏荣谈到打歼灭战时曾说：“我们在考虑打一个战役、战斗时，首先，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如何把仗打胜，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要在总体上不断地削弱敌人，改变敌我态势；第二，必须考虑在战略上的意义，有利于全局的发展。所以军事指挥员应当有战略头脑。”
抗战后期，粟裕率苏中军区主力向苏浙敌后发展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纠集大军拦截和进攻，我军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即“天目山战役”。粟裕因时、因地而变，因情借法，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歼灭向我进攻之顽，共歼敌一万余人。此战役使苏浙军区部队在全军率先实现了由分散的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为解放战争的战略、战役任务作了重要的准备，也为以后解放战争内线作战的各次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粟裕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指挥华中野战军，采取多种作战形式，灵活用兵，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以弱制强的苏中战役的重大胜利。之后，华中野战军挥师北上。华野和山野由战略上配合作战，转为战役上协同作战，进而统一组成华东野战军。粟裕受命战役指挥，他采取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的战法，先歼弱敌，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实现了华东战局的第一个转折。后沂蒙连战连胜，使敌人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
为了打乱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部署，陈毅、粟裕以“耍龙灯”的战法，创造战机，打了泰蒙战役等。特别以包围反包围，突破反突破，用“猛虎掏心”战法，在孟良崮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整编的第74师等部3.2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创造了解放军在敌人重兵集团中割歼强敌的范例。在战役的决策和指挥上，都表明了粟裕独创的战略思想和指挥风格。
1947年7月在南麻临朐前线
值得一提的是，粟裕不仅首先提出举行淮海战役，更重要是他及时地建议把淮海战役转变为南线战略决战。粟裕是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负责指挥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和一个军及江淮、豫皖苏、冀鲁豫三个军区的部队共42万人，占参战兵力的70%；歼敌44.3万，占歼敌总数的80%。这一战役取得的辉煌胜利，与粟裕高瞻远瞩、精心谋划、积极建议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时提出来的……”“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
而粟裕在淮海战役南线战略决战中，不仅在战略决策上而且在战役指挥上都贡献卓著。
粟裕曾说：“一个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要懂得战略并善于综合分析战略全局，敢于独立思考，要把战役问题放到战略高度去考虑。在贯彻上级战略意图时，如与实情有出入，应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客观实际又能战胜敌人的建议。”
粟裕在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中提出过许多战略建议，有时还是“斗胆直陈”。他说过：“我在作战中提过一些战略上的建议，有时也是有顾虑的，主要怕干扰了中央的战略决策。如果中央军委征求意见时，那就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当中央、中央军委已经形成战略决策或正在决策中，必须持慎重态度。对于符合客观发展规律，按照实情，看准了问题，为了战胜敌人和全局的利益，则以高度的负责精神，甚至是'斗胆直陈’”。
以解放战争为例，粟裕经过深思熟虑、在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同时，紧密联系战区的实际，在五大战略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建议，多数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所采纳。
第一，日本投降之后，内战爆发之前阶段。
粟裕从长远的战略需要和进行大兵团运动战的战略要求考虑，建议举行歼灭拒不投降的高邮、邵伯和陇海路东段日伪军的两个战役，使华中与山东两大战区连成一片，创造华野和山野在战略上互相配合作战的广阔战场。中央军委批准了粟裕的建议，事实证明，这两个战役为后来的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条件。
第二，战略防御阶段。
在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调动大军向我苏中解放区进攻之时，中央军委作出了外线出击的方针。粟裕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独到的先在内线歼敌的建议，他第一次用了“斗胆直陈”。中央军委对此极其重视，指示华中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粟裕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最终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
第三，战略进攻阶段。
刘邓野战军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主力进入豫皖苏地区牵制敌人。战争处于拉锯式局面。粟裕从建军和打大歼灭战考虑，提出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建议，即三个野战军（刘邓、陈谢及华东野战军）在今后一段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消灭敌人一路，并提出了建军等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个建议事关战略全局，他第二次用了“斗胆直陈”。
由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受敌包围、封锁，处境困难，在粟裕第二次“斗胆直陈”的五天后，毛泽东致电粟裕率三个纵队南下江南。粟裕经三个多月深思熟虑后，第三次“斗胆直陈”，他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集中兵力歼敌重兵集团。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听取粟裕当面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这是继苏中战役之后，又一次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度智慧、勇气和胸怀，堪称我军军事指挥史上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又一个样板。
在中央军委这一重大决策确定后，中央调陈毅从华野到中野工作，由粟裕代理华野党政军职务。他采取“先打开封，再歼援敌”方案，即豫东战役，取得了歼敌9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后，中央军委令其休整后攻打济南。粟裕认为要攻下济南这座十万驻军，并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大城市，需要相当时日，故应积聚足够兵力对付徐州方向的敌重兵增援。于是提出在雨季后内外两线兵团会合，采取“攻济打援”方案，既能攻下济南又能歼灭大部援敌，这一方案得到军委认可。
粟裕以内外线兵团中善于攻坚的七个纵队攻城；以善打野战的九个纵队歼灭援敌。经过主席东与粟裕反复筹划和部队的充分准备后，仅八天时间就攻克济南，歼敌10万人，徐州之敌未敢增援。在战略进攻阶段，粟裕指挥豫东战役的胜利，又使国民党军在黄淮地区失去了组织大兵团向我军进攻的能力。在攻克济南后，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固守大城市的信心和力量。
1948年年7月粟裕在豫东战役华野司令部
第四，在战略决战阶段。
1948年9月24日清晨，我军攻打济南的部队突入城内时，担任打援的九个纵队尚未使用，粟裕即向中央军委提出下一步组织淮海战役。次日中央军委复电，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根据战役的不断进展，又适时地提出转变为南线战略决战。可见，粟裕是战略决战的积极倡议者、促成者之一，又是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的执行者。
第五，在战略追击阶段。
1949年2月9日，总前委在商丘研究突破江防的部署，当时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段。会后，粟裕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仅以芜湖、枞阳段作为重点突破地段，有使顽军迅速沿京（宁）沪铁路撤往上海的可能。我军必须把江阴、扬中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可迅速切断京（宁）沪铁路，然后东西对进，对南京之敌形成大包围，有利于歼敌有生力量。
4月20日晚，第七、第九兵团，由西线突破江防成功，粟裕认为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从而对其分割包围。粟裕从西线突破进展情况，看出敌人江防无全盘布置，应防止敌人向杭州逃跑。故及时于22日17时直接电令西线第七、第九兵团立即向郎溪、溧阳方向挺进。东线第十兵团当晚截断京沪路。一部向苏沪警戒外，主力则向溧阳、宜兴方向挺进。
经数日追击，我军东西集团28日晨胜利会师于吴兴虹星桥，封闭了合围口，终于达到了歼灭由南京地区南逃的五个军8万余人于郎广山区，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迅速转入战略追击，解放了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歼敌13.9万人，造成围攻上海的有利态势，圆满实现了粟裕“东西对进，追歼逃敌”的神机妙算。
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略阶段，提出的重要战略建议，对推动整个战局的发展，进而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贡献巨大，这也充分证明了他卓智多谋的战略才华和高超的指挥艺术。粟裕同志不愧为一位杰出军事家、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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