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书法具有艺术美。宋代多行年号钱，差不多每改一次年号就铸行一种钱，并且钱文书法一改过去单一书体形式，釆用真、行、草、隶、篆多样书体。
浏览宋钱，就如参观一次古代书法展览，异彩纷呈，给人以美的享受。宋太宗赵灵开御书钱文先例：“淳化元宝”，真、行、草三体各具特色，亦庄亦谐。
皇宋、熙宁等诸多钱币，篆隶成对，或圆润含蓄，或周正古朴，特别是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崇宁、大观钱，钱文流利遒劲，纤细挺秀，堪称一绝。
钱文多，书体多，也给书法名人开辟了用武之地。据说苏轼、司马光等都曾书写过钱文。钱文隆起，立体感强，再加钱币造型上的烘托，比之书帖或拓本更具观赏性。
具有时代特点而又别具一格的宋体字在宋代金银纸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对钱，体现了民族传统美。
对钱的出现，不是始自宋代，而其普遍流行却是在宋代。“对称美是中国美术和文学上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中国传统美学观。
宋钱的对称美，既表明当时文化的发达，同时也为弘扬和发展民族的传统美学做出了贡献。宋代如淳化、至道、治平、皇宋等钱。有许多同时用两种或三种书体。
或真、行、草相对，或篆隶、篆行相对，钱文的位置、字体的大小、笔划粗细都符合。甚至穿孔大小、轮廓宽狭、前身厚薄都一样。细品之，相映成趣，耐人观赏。
纸币，体现了划时代的文化意义。评论宋代交子，彭信威先生说：“不但在经济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文化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
宋交子是一种长方形纸券，是世界最早的纸币。铜版印造，正背均有岀票、印记，正面有屋木、人物图案,有密码花押。
崇宁大观期间宋王朝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据史料介绍：每张钱印用六颗印，三种颜色套印。
第一颗是敕字（即皇帝的诏令），第二颗是大料例，第三是年限，第四是背印。以上四种印用黑色。第五是青面，用蓝色。
第六是红团，用红色。六颗印都饰以花纹。如敕字印上或饰以金鸡，或饰以双龙，或饰以龙凤等，青面印则饰以花木动物景象，如合欢万岁藤、蜃楼去沧海等。
至于红团和背印则是图画故事，有孟尝还珠、孔明羽扇率三军、尧舜垂衣治天下等。这样复杂的印制技术，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
宋代的纸币还有关子和会子。官交子不仅是中国官方发行纸币的滥觞，也是世界第一张官方纸币，其经济价值及文化价值（特别于版画艺术）之高，是举世公认的。
宋王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颇引人注目的时代，其间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全面的长足发展。做为当时的货币宋钱，如未能很好地发挥其货币职能作用，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诚然，受历史的局限，宋朝的货币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波动很大。货币发行本身的弊病也引起过通货膨胀。
但这些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脱离自然经济不久，货币理论研究尚不够先进的封建王国，尤其是刚开始推行纸币。
就是现代比较先进的使用纸币的国家，也往往要受到通货膨胀规律的困扰，何况一千年前的封建帝国。宋代的币制钱法并非如有人说的那样混乱不堪。
南宋币制比较统一，北宋的货币发行也是比较有规律的，因而才促进了两宋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一，宋代的货币理论研究有新的进展。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义轻利的传统，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耻言农，耻言商，耻言利，耻言钱。
但一些封建士大夫不管是岀于维护封建统治，还是出于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他们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也不是、也不可能是置若罔闻的，何况他们的身家老小同样要经受经济盛衰的冲击。
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代表了一部分有见地的封建士大夫阶层。
因此，两宋的货币流通理论研究也是有长足进展的。如司马光的“谷贱伤农”说，就涉及到了发展封建社会主体经济的利害。
他说：“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无积钱数百贯者。自古丰岁谷贱，已自伤民，官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矣。'
农民何以丰产不丰收，这在当今也是一个大课题。这里有政策问题，也关系到货币流通及货币投放结构等经济问题。
再如，沈括关于货币流通曾有这样的阐述：“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人之家，虽百万，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飨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迁而不已，钱不可胜计。”
其意思是说货币流通次数越多，则增值越大，作用越大。这种认识，现时看很普通，而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还有一些理论研究也是很有见地，很深刻的。这些日益成熟的货币理论，既然来源于货币经济的实践，肯定也会影响和指导当时的社会经济。
第二，宋代的币制是相对平稳的。北宋铸钱数量，20倍于盛唐，也有人说10〜30倍于盛唐。
宋钱种类多，且铜、铁钱、纸币兼用；还有人提到北宋钱币的割据特点，这些都说明了宋代货币发行的复杂性。但据此说宋钱发行混乱则根据不足。
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决定其货币发行也不是随意的。从全国钱名的一致性似可证明这一点。
宋代诸皇帝重视钱币铸行，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宋代的货币发行制度是健全而严格的，对于那些擅自铸钱或不顾质量滥铸者是严令禁止的。
如“五年，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陆，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亦请即广安军鱼子铁山釆矿碳，置监于合州，并销旧小钱以铸减轻大钱，未得报，先移合州相地置监。州以上闻，朝廷以易简、辅、固为擅钱，皆坐贬。”
另外，宋朝皇帝在推行币制上也是比较慎重的。如“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曰：’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于是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如上所述，两宋钱每隔几年就发行一种，表面上看，似乎呈现一种混乱状态，其实并没那么严重。钱制如此，大家已经习惯了。
再说变的是上面的年号、形状、大小、轻重没有什么大变化。就像我们现行的人民币，改变一下上面的年份，并不会引起混乱，也不会阻碍它的流通。至于钱分等级，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有此必要。
宋时成都、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专行铁钱，陕西及河东两路则铜、铁钱兼用，其余地区通用铜钱。这就是前文提到的宋钱的“割据性”，也是宋代币制混乱说的一个论据。
这种特点，出于何种考虑，值得探究。古代铸钱多依山置监，可川蜀地方并非无铜，何以专行铁钱，而且严禁外地铜钱流入，本地铁钱流出？是地方专治，人为的形成割据吗？
这似乎不大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北宋皇帝开国初为强化中央集权制，能做到“杯酒释兵权”，怎能容忍货币铸行这一事关国家盛衰的大权由地方分治？
关于这个问题，有二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所谓的割据是相对的，并不是完全封闭式的。铜、铁钱虽不许交流，但允许银、帛交流。
其二“割据”有割据的意义，割据，使币值波动呈局部性。如太宗时，四川铁钱因发行过多，币值大减，一匹罗增至两万钱，可是从整个国家来看，那时的币值还是稳定的，局部并未影响全局。
宋钱作为当时的一般等价物发挥了货币的职能作用。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媒介作用。正常的货币流通能促进商品流通。
宋代发生过钱荒，也发生过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过不良影响，但这都是暂时的或局部的，而且多是因为外部因素促成。
纵观两宋300年，商品经济还是很繁荣的。宋钱的发行量大，正是适应了扩大商品流通量的需要。宋钱的减重，是客观存在，并且有的钱币减重很严重。
但货币本身的价值和它的价值尺度职能是两个概念。做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人们所关心的是它只要能当钱使用，能买到商品，不会去计较货币本身究竟实际具有多大价值。
因而做为交换媒介的货币，不一定非要足值的货币来充当。可以由不足值的，乃至完全没有价值的货币符号来代替。
说到宋钱的购买力，有人将宋唐物价做比较，得出结论是宋比唐高，因此说宋钱贬值，购买力强。这个问题我以为应当发展地看、历史地看。
两个历史时期，两个朝代,经济基础、经济政策，包括治理方法、分配方式等都不尽相同，物价是不可比的。
就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朝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稳中有升，只要不出现大的波动，也是比较正常的。
两宋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包括矿冶、制瓷、丝织、棉纺等）、商业（包括城市、农村、边境贸易）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江西昌南镇生产的瓷器，无论质地、色泽，还是造型艺术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闻名全国，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名景德镇，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瓷都。
宋朝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末年东京汴河沿岸街道的繁华景象。画面上店铺林立，各种商贩喧嚷叫卖，车马行人往来不绝。
农村集市在宋代发达起来，粮食、布帛、牲口、陶瓷器等都在集市上买卖，很多集市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小市镇。据说夜市就是始于北宋。
由于宋王朝推行了一些利于农业的改革措施，所以两宋时期的农业生产无论种植品种，还是种植技术都有很大进步。
南宋时注重水田生产，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稻米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
1.两宋货币史上
2.《北宋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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