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十知肩痛孔子曰: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如果说“五十知天命”对年过半百的人来说，况如一条隐形的皮鞭时不时让你的情绪激凌于人到中年的无奈和蹉跎，那么“五十知肩痛”恰似一把明晃晃的钩子，倏忽间就把你身体活生生拽入到每况愈下的不堪和无助。虽说作为一种自古就有的常见病，在电脑泛滥、刷屏盛行的当下，肩周炎已不仅仅是中年人固有的专利。然而大凡人到五十，不请自来的肩周炎简直就如惊蛰虫醒、春分雷鸣一样，成为不少中年人无可逃避的一种身体症候。两年前妻子刚患肩周炎的时侯，面对医生“五十肩”“女人肩” 的说法，我还颇有点半信半疑、不以为然。然而半年前当自己原本伸擎自如、拎扛得力，从未有过任何酸痛和不适的右肩臂，近乎一夜之间也如妻子一样，举，越不过头顶；抱，拢不上左膀；弯，搭不到后背，甚至夜半三更酸麻疼痛的难以入睡时，对肩周炎的厉害和医生的说法，才有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的畏葸和体验。百度上说，“肩周炎又称肩关节周围炎，俗称凝肩、五十肩。以肩关节疼痛和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的常见病症，夜间为甚。本病的好发年龄在50岁左右，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多见于体力劳动者。”除好发于50岁左右、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外，百度的解释还告诉我们，多见于体力劳动者的肩周炎，并非与脂肪肝、糖尿病一样，是一个富贵病。包了全部家务的妻子，常年洗衣、烧菜、拖地，患肩周炎尚可解释，然而几乎不干一点家务的我，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肩周炎竟也不请自来，除了年过半百，唯一可解释的就是：也在电脑上敲敲文字、手机里发发微信的我辈，原来端的也是个体力劳动者！医生说肩周炎与其他疾病相比有一个的特点，就是有一定概率的不治自愈。这多少有点就像青春期的粉剌和痘痘一样，可划入生理性疾病的范畴。所以大凡医生对肩周炎开出的药方，也多为举举手、伸伸臂、甩甩胳膀，多做运动一类的对策。吃药与运动，本来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压力当量的事物，由吃药降为运动且不说效果如何，至少在心理上对治疗的积极性已打了一个大的折扣，因此在那个“一定概率的不治自愈”未有幸降临前，我和妻子的肩周炎颇有日复一日、愈演愈烈的态势。虽可划入生理性疾病的范畴，但肩周炎所带来的痛苦和不便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别的不说，就说穿衣和脱衣，尤其是冬天，要穿脱羊毛衫、棉袄之类，若没有另一人帮忙拎一拎衣背、扯一扯袖口，半天穿脱不了不说，一个不落档，肩膀瞬间迸发的疼痛，能着实让你冒出一头冷汗来。也因了肩周炎，我和妻子真正成了同病相怜、互帮互惠、缺一不可的伴侣。西谚曰：上帝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开启了一扇窗。疾病亦同样，它在给人带来痛苦和不堪的同时，至少也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能让你真切而鲜明地感知你在健康时所无法真正感知到的身体的底子和质素，继而让你对生命、亲情、伴侣等诸多与身体密切相关的事物，有一种或更为新颖或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譬如我和妻子的肩周炎，在让我们忍受身体的痛苦和不堪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中年夫妻的状态和本质，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和解读。这种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和解读，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少年夫妻老来伴，中年夫妻搀着走。”其实对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对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小的责任性愈来愈差的我辈中年人来说，恐怕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搀着走”并非只是仅仅面对自身或对方的疾病。当死亡突然降临到双亲头上，伤痛让你冰冷彻骨的时候，“搀着走”是抱团取暖、用无微不止的体帖驱逐严寒的篝火；当灾难如陨星不期而至，恐惧让你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搀着走”是同舟共济、用一诺千金的誓言抵挡恐惧的铜墙；当子女的桀傲和一意孤行，让你七窍生烟的时候，“搀着走”是儿女自有儿女福、用润物无声的劝慰化解怒气的春水；当事业的失意和意外打击，让你心悔意冷的时候，“搀着走”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用留得青山在的鼓励扬起征帆的长风。甚至这样的“搀着走”，更是粗茶淡饭中，伸一伸筷子便知盐多油少的默契；出门在外时，一听见喇叭就会牵手对方的自觉；半夜醒来时，蹬一蹬被子即晓伴侣有无盖全的本能。如果说“五十知天命” 作为一种精神标识为我们所熟捻的话，那么“五十知肩痛” 事实亦不仅仅只是一种身体标识，至少它对我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知和理解“知天命”的内涵和元素，不无启迪。（原载上海《新民晚报》2015年6月30日夜光杯副刊）
二、响鼓不再重锤敲人手一辆自行车的年头，五十多岁的老郑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一大特征是秃发。他为人特爽朗，即使我们有时不小心，冲口而出当面叫“剩几根同志”，他也从不恼怒。不仅如此，一旦来了兴致，老郑还常用自编的顺口溜自嘲：“骑车要看风向，地方服从中央，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像生活困难时期小孩子多“黄头毛”一样，在吃讲营养的今天，愈来愈多的“草原上不落的太阳”，已成为人到中年的一道风景。然而细窥这道风景，像老郑这样爽朗的并不多见。更多的秃发者对自己“地方服从中央”头顶难免耿耿于怀或讳莫如深，而此中的苦衷，对一头黑发者来说虽称不上感同身受，但多少是能够揣磨和理解的。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三十来岁起一头黑发就渐渐秋风扫落叶了，一个星期天他难得带上小学的女儿去吃早餐，半碗豆浆刚落肚，一边卖早餐的大妈便忍不住感慨：像你这种老同志做人多少舒服，孙女带带，退休工资拿拿。早餐大妈感慨的直接结果是，我的这位同学第二天便直奔上海，花三千多块钱，买了一顶假发。据说他的这顶假发当时还是我们这个县城的第一。因秃发而看走眼的当然不止早餐大妈一个。三年前陕西咸阳的一个作家代表团来本地采风，一起陪同的有我们本地一位四十几岁的王姓诗人。酒酣耳热中不知谁说起了年龄的话题，王诗人是性情中人，硬抢着让对方猜猜自己的年纪。咸阳的一位女作家想来也是爽直之人，冲着王诗人脱口而出：你吗，充其量六十出头。什么？王诗人张大了嘴半天合不拢。见王诗人如此惊诧，女作家有点小心翼翼了，又问了一句：难道你有七十岁了？得知内情的我们－致喷饭。罪魁当然还是王诗人由半秃正向全秃进军的那颗诗人脑袋。俗话说“男人四十一枝花”。对工作事业巳进入稳定期、身体素质正处于壮熟期、夫妻审美却面临着疲劳期的中年的男人来说，“一枝花”的含义更多地具有“墙内开，墙外香”的特质。而对秃发或半秃发的中年男人，此“草原上不落的太阳”，虽非一定就是抑止花儿“墙外香”的－个瓶颈，但即使对不想或不敢在“墙外结果”的，多少也是一盆有碍瞩观的盆景。至于因这一盆景而郁成心结乃至惹出祸水来的，也亦非没有。三十多年前，我们厂子机修车间40多岁的杨师傅是一位秃子，人前背后对带秃、光字的东西极为敏感。如那时离我们不远的杭州湾出产一种叫“玉秃鱼”的小海鲜，骨少肉多、价格也便宜，几乎是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打牙祭的普选。但杨师傅家宁愿吃壳硬、味糙的小沙蟹，也从不让“玉秃鱼”进门。而杨师傅那顶一年四季戴在头上，从不见脱下的藏青工作帽，更是任何人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禁地。一次工间休息，机修车间几个青工为杨师傅的那顶藏青工作帽打起赌来：谁能摘下杨师傅头上的帽子？谁就赢一包“凤凰烟”。一位不知轻重的小青工走到正坐着喝茶的杨师傅背后，踌躇片刻突然伸手摘下了杨师傅的那顶帽子。杨师傅先是惊谔了一瞬，尔后迅速操起台上的一把榔头向小青工的手上狠命砸去……我们这地方流行一句老话“骨是父精生成，发乃母血孕育”。此话的科学性虽无确切的定论，但秃发或半秃发给当事者带来的遗憾和阴影，除了有碍瞻观的审美残缺外，与“人之肤发受之父母”的人文灌输亦有关联。如杨师傅的发飙虽只是个案，但细细想来多少也有这种人文灌输造成的自卑在内。当然小青工们的对人缺乏尊重，更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大重要的成就，是国人审美眼光的多样化，以及对各种新鲜事物的包容度。诸如对秃发或半秃发者，坊间听到的更多的已是“绝顶聪明”、“聪明的脑袋少长毛”“荷儿蒙旺盛”之类的褒侃和自嘲了。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在半秃发之际，索性斩断三千烦恼丝以－个锃亮的光头招摇过市，看久了同样不乏赏心悦目的坦荡之美。当然审美眼光的多样、对新鲜事物的包容，其背后的实质是对他人尊重意识的自觉和提升。如果说中年男人那“草原上不落的太阳”， 像煞一面响鼓的话，那么挖苦、讽剌之类的重锤，相信会越来越少有人敲打了。（原载上海《新民晚报》2016年5月31日夜光杯副刊）
三、比别人少一点点朋友一起喝茶，说及“幸福”的含义，谓“比别人多一点点就是幸福”。此言炼繁为简，化理论为实用，颇富草根的烟火气，当为箴言看。事后细想，如果比别人多一点点是幸福的话，那么比别人少一点点，何尝又不是幸福呢？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一群上海人去黄山旅游，下山途中大家争相购买黄山的茶叶。上海人一向精明，彼此都有肚里的算盘，讨价还价也惯于单挑独斗。待上车，张三说买的茶叶60元一斤，李四听了老大不舒服，因为同样的茶叶李四花了80元。及至将开车，跑上来气喘吁吁的王五，手里举着一包一模一样的茶叶，“看看看，这包茶叶好容易才还到100元一斤呢！”李四一下子兴高采烈了。笑话当然当不了真的，但如此比别人少付一点点的幸福，如此损人不利己的体验，你能说不曾在你身上发生过？比别人少一点点就是幸福，最典型也最普及的例子，当推酒桌上的喝酒。三五个朋友戓七八位同仁，吆五喊六聚在一起，豪言壮语也好，胡言乱语也罢，有一点大家始终十分清醒：比别人少喝一点点带来的快意和愉悦，实在比美酒更让人陶醉。尤其是与人干杯时，对方照单全收，而你成功地做了小动作，那种得瑟劲和成就感，岂幸福两字所能表述。让别人尽量多喝一点点、自己最好少喝一点点，作为喝酒的准则和境界，外貌上看是国人热情好客传统的体现，但骨子里离诚信和尊重有点远了。问题在于这种比别人少喝一点点的幸福，至少在酒桌上还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想来你也不能人皆浊我独清吧。当然就本文主旨而言，上面这两种现象只能算调侃或别解，其实比别人少一点点就是幸福谁都懂，也十分浅显明白。譬如少一点点欲念、少一点点撷取、少一点点浮躁、少一点点虚名等等，甚至有的时候少一点点美貌、少一点点成功，何尝不是幸福。幸福就如水一样，装在不同的容器中便呈不同的形态，置于不同的温度下更显不同的特质。令人感慨的是，这样的道理并非人人明白，或每时每刻都把握得准。如此想来，他人的引导或帮助，便显出温暖和珍贵来了。挺难忘刚看的一部名叫《灵异客机》的美国影片。说的是某航班客机因引擎起火失事，引起一位美女心理医生的关注。当空难中幸存下来的乘客，戓成为心理医师的病人，戓成为心理医师的邻居、同事，相继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又先后消失后，心理医生对该航班所属的航空公司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揭开真相的过程无疑是艰难而危险的，好在一位同为幸存乘客的帅哥，作为心理医生最长久的病人，一直陪伴着她努力去揭开真相。艰难和危险中，他们深深相爱了，然而一夜的甜蜜中，当爱人也终于循着一只神秘大狗的召唤，再也没有影踪时，心理医生已几近崩溃。真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当然也出乎我的意料。当几近崩溃的心理医生像捞救命稻草一样，焦急地翻看帅哥留下的那趟航班所有乘客名单时，她突然疯狂地大哭，继而醍醐灌顶般地清醒了——她在那份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真相是那趟因引擎起火失事的航班，更本就没有一个幸存者，她作为其中的一名乘客，其实也早已不在人世。不同的是别的乘客的灵魂已安然升向天国，惟有她许是比别人多了一点点对人世的依恋，少了一点点对死亡的承受，灵魂迟迟不肯离去。于是那些与她同机懼难乘客的灵魂，戓化作她的病人、邻居，戓化作她的恋人、同事，相继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引导、帮助她的灵魂由活着的人世向死亡的天国安然过渡。影片的结尾十分华美：湛蓝无垠的大海上，女心理医生和她的恋人驾着一艘洁白的游艇，向着海天相连的远方，幸福地驰去。看完影片后，有一个问题一度让我纠结。照理作为心理医生的女主人公，是应该比其他乘客有更坚强、更健全的心理的，包括对死亡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然而恰恰是她最无措也最脆弱。我想这种无措、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死亡发生时，心理医生一直未醒悟“坦然接受死亡，让灵魂早些升向天国其实也是一种幸福”这个道理。当然这部影片给我带来的感慨远非这一点。除构思的新颖奇特让人拍案叫绝外，我更感动那些连受难死亡后的灵魂，也洋溢着浓浓人情温暖、闪耀着殷殷人情关怀的丰厚与博大。虽然这仅是影片的虚构，但相信有这样的灵魂，天国必定是幸福的。再回到“比别人少一点点”的话题。如果说幸福是一枚金币的话，事实上“比别人少一点点”或“比别人多一点点”，无非金币的两面，能看清两面有时并不等于就把握了本质。要把握幸福的本质其实并不难，那就是立足于人性，一切从人性着眼，一切从人性出发。道理十分简单，幸福的本质亦即人性的本质也。（原载上海《解放日报》朝花副刊） （
四、“至少会改标题吧？”认识一位做记者的女孩，因工作上常有接触又与女儿年龄相仿，就一直叫我叔叔。日前碰到女孩，闲谈之中问及她的终身大事，一脸无辜：父母催的急，我也急呀，可不是对不上眼缘，便是无共同语言。其实我要求并不高，我们几个闺蜜也常说，对方至少会改标题吧？女孩走了，我却陷入了沉思。找一个对象，对方至少会改标题——这一要求对做记者的女孩来说，你说高吗？确实不高。但倘若换一个角度，在我们过来人或女孩父母看来，这一要求委实也不低。事实上人到中年，对家有儿女特别是生了女儿的父母来说，女儿的终身大事，真的就像揣了一件精美的冰雕艺术品——虽百般欣赏舍不得易手，但也十分明白若一味捧在手里，结果只会消蚀融化，艺术变成一块普通的冰，且最终极可能成为一滩水的。亦因此，那些宣称女儿的婚姻全由女儿作主的父母，不是不到黄河，便是缺少心肝，且注定是与女儿缺乏沟通对话能力的。环顾周边，大龄或准大龄剩女的增多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皇帝不急太监急”，更似身为中年的父母既身不由已又全力以赴的一道鸿门宴。相亲大会上候选丈母娘数倍于候选新娘，亲朋聚会上敬酒拱手百般求助介绍“漏网之男”等等，皆是屡见不鲜的风景。而支撑这一风景的除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压力，除了“洞房花烛夜可惜隔壁”的焦灼，更有过来人“婚姻就是居家过日子”的彻悟。于是乎“皇帝”成了倍受数落、屡遭盘诘的丫头，“太监”像煞时时追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捕快。其实凭心而论，很多的时候“皇帝不急”也不能只怪了“皇帝们”。自我意识、人生价值的提升和张扬是其一，物质条件、生活能力的改善与增强是其二，网络天空、虚拟世界的热闹同丰畗亦是其三。所以对不少类似于“至少会改标题”的“皇帝们”来说，其实还有一句潜台词：“一个人过得也蛮好，对不上眼缘、没有共同语言，干吗要嫁？”一方面是物质条件充裕后，对财产、收入、工作单位等硬件的不再过于苛求；另一方面是随着物质条件的充裕，对修养、爱好、共同语言等软件的更加不肯造次，你能说“皇帝们”有错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邻居家里的一个故事。那天邻家女孩领着男朋友第一次上门，准岳父倒也是个开明之士，既不问男方的家庭条件，也不问男孩的工作单位，甫坐定第一句便是：你会喝酒吗？男孩腼腆地摇摇头。接着又问一句：你会抽烟吗？男孩紧张地罢罢手。男孩刚出门，父亲就对女儿下了最后通牒：既不会喝酒又不会抽烟，没有一点社交能力，这样的男人怎么做女婿？这个可以视作笑话看的故事虽有点极端，但细想起来与“至少会改标题”亦可作异曲同工之思。在二十多年前一个注重社交能力的准岳父，要求未来女婿会喝点酒、抽点烟，这要求高吗？但对既不会喝酒又不喜抽烟的男孩来说，这端的是吃药和畏途。同样对做记者的女孩来说，能找一个会改标题的对象，初一听要求也并不高，可往深处里想想，如此男孩也实属凤毛麟角。为何？会改标题起码得有相同的学历、差不多的专业和修养，或者更是从事同类的职业，否则一个农民工或蓝领一天到晚去学劳什子的改标题干什么？其实会抽烟喝酒和会改标题，都陷入了一个同样的误区，那就是都注重了表征、太在乎于了细枝末节。眼缘也好、共同语言也罢，找一个男孩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能够担当的责任心，有分得清是非的价值观，当然对我们生有女儿的父母来说，同样重要的还有对女孩的关心、体贴和呵护。谈恋爱是如此，奔着居家过日子去的婚姻更应是如此。很感动刚看到的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个男孩骑了一辆二手的摩托车追女孩，一直追了五个月。这天他开了家里的宝马740去接女孩，女孩一出单位大门看见男孩倚在宝马旁，二话不说拉过男孩：那么贵的车你靠着干什么，弄坏了我们赔不起。男孩愣怔了片刻，随即扯过女孩：走，我们登记去！尽管是段子，但我相信这世界上，爱情和婚姻能两全其美的还是有的。关键在于你有一把怎样的尺子，用什么样的标准。（原载上海《新民晚报》2016年年8月22日夜光杯副刊）
五、谁 是 上 海 人对于江浙的苏锡常、杭嘉湖、宁绍温等地方来说，上海就像被簇拥着的一艘大轮船，虽有水面阻隔，但她所犁出的航道、溅起的浪花、闪亮的灯光以至挥舞的旗语、飘荡的歌声，无疑能顺着风贴着水，或潜以默化或风生水起地渗透、侵漫、熏染和感化的。亦因此，“去上海”成为这些地方百姓几代人信念的酵母，俟稍有一点点条件，便热烘烘地膨胀起来。吾乡绍兴上虞，对此亦如是，且形成了三个“去上海”的高潮。一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至抗战前，亲带亲、邻荐邻地去上海做生意、当学徒、跑单帮，几乎成为闯荡世界的代名词；二是上世纪的八九十代，以从事建筑业为标志，鼎盛时期，整个上海滩中上虞的建筑队伍多达十万人；三是高校取消毕业分配制度以后，填志愿选大学，北、上、广三地中上海占压倒的优势，且毕业以后重返家乡的寥寥无几。有如此三个高潮作根基，吾乡20多万户家庭中，在上海有老亲新戚、儿女兄妹的几占20%左右。受此乡风洇漫，我女儿也未能脱俗，高考分数高出“浙大”一大截，却认准了死理非读“上外”不可。未能脱俗的当然还有我们夫妻两个。考虑到女儿已读“上外”，终究要做上海人，也像周边儿女在上海的同事、朋友一样，女儿尚未毕业，便化百万余元钱在浦东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边，买了一套70来平方的酒店式公寓，算是为登上上海这艘大轮船的女儿拿了一张船票。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一带，虽然开车到陆家嘴不用20分钟，7号线地铁和公交线路亦称得上便捷，但走在马路上，很少能看到原住的上海人，十有七八是河南、安徽、四川的各式打工者和像我女儿这类已买了或租了船票的“准上海人”。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天傍晚为买一个打火机，我从博华路南端向北走了二十来分钟，除了那些河南人、四川人开的建材铺、小饭馆、旅社、小吃店，愣是找不到买个打火机的小超市。印象更深刻的还在于那些河南、安徽、四川的打工者们，他们或三五成群地簇拥在小饭馆、小吃店的里外聊天、吃喝，或男女老幼地在建材铺、旅社门前打牌、玩耍，那份心定神闲的熟稔和随心所欲的恣意，大有我的地盘我作主、早把他乡作故乡的主人感。亦因此，我对“谁是上海人”这一问题，忽然有了欲罢不能的纠结和挣扎。史料介绍，上海自1843年开埠，85%为外来移民。在1940年代，来自江苏、浙江的都超过了一百万，广东、安徽、山东各有10万以上，湖北、福建、河南、江西、湖南亦各有1至3万。作为最大的“全国城”，海纳百川的包容与结缘全球的开放，既是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上海的重要原因，也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但即便如此，缘于各种因素，无论是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外地人，还是一部分上海人，对“谁是上海人”这一问题，并非如飞鸟从天空掠过那般不留痕迹，而是像潜在水底的油珠，注定了要冒出水面来并时不时泛洇一片的。这样的泛洇在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做客、出差时体现的颇为显性，“诺，上海人。”附带着还有手指的直接指点。而外地人在上海乘公交、买东西、逛马路时同样不乏能感受隐性的泛洇，“哂，乡下宁。”音调虽不高也足够你听得分明。而另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老一辈的上海人中，到外地就说我是上海人，在上海则喜欢说我是宁波人、绍兴人、扬州人的并不在少数。这样的双重身份认同，对廓清“谁是上海人”，更添了一份复杂和纠结。其实，对于判别谁是上海人，也有一个十分直接的方法，那就是所说的语言。“谢谢侬，谢谢侬噢。啥辰光叫小姑娘到阿拉屋里来别相。”曾与已故去二年多的沪上著名女作家程乃珊老师有十几年的交往，每次与程老师通话，她那一口腔糯音甜的上海话，将海派文化的滋味和风韵，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有相反的，譬如吾乡有些在上海搞了二三十年建筑的小老板们，偶尓遇在一起，半是方言半是上海白的语言，上海人听不大懂不说，最后弄得连上虞人也要请翻译了。当然凭所说的语言判别谁是上海人，方法虽直接，但不乏有点简单和肤浅了。真正有把握和货色的判别，读读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程乃珊的“上海TASTE”、“上海FASHON”，包括刚刚获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的《繁花》，当是不错的选择和得益。而《新民晚报》不时推出的“上海闲话”专版，既系统爬梳上海话的来历、变异和时代沿革，又个体解剖上海话的指向、含义和使用场合，其活色生香的知识绍介和烟火浓重的生活气息，不仅对判别谁是上海人，乃至对无数欲圆“做一个上海人”梦者，皆是殊为难得了。或许有人会说，在世界都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再纠结和探究“谁是上海人”，颇有点“九斤老太”式的不合时宜了。话虽有理，但我想说的是，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而言，由外地移民而成约定俗成的上海人，昔日二三代人的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谁说不是充满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奋斗，天不我待的机遇、时势，以至不堪回首的失败与挣扎。这个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作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另一种解读，过去存在，现在以及将来依然会同样存在，无非时间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而对宏观层面的城市而言，如何对这个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制度惠泽、人文关怀以及文明引领，这或许也是海派文化发展进步中一个不应忽视的任务。令我们夫妻大跌眼睛的是，女儿毕业后在浦东汤臣大厦的一家银行里仅仅干了三个月，便死活回浙江了。她给出的理由是“既听不懂上海话，也不会说上海话，无法和客户打交道”。对比女儿，想想博华路边那些或三五成群或男女老幼聊天、吃喝、打牌、玩耍的河南、安徽、四川的打工者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不懂不怕、半懂半怕、全懂全怕”这句老话，有了更新也更宽活的理解。（原载上海《新民晚报》2015年10月25日夜光杯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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