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对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看法 选自《下一个社会》
第10章 超越资本主义
这篇专访由《新观察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总编内森·加德尔负责撰稿。采访地点是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办公室。本文是德鲁克根据特定的主题和采访者的问题自行编辑并写成最后的文字，刊载于1998年《新观察季刊》春季刊上。
最近，一些资本主义最热情的鼓吹者，像您和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出严厉的批判。
这是为什么呢？
我主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虽然自由市场运作得并不是太好，但其他根本行不通。其实，我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保留意见，因为这种制度对经济顶礼膜拜，把经济当成一切的目的，生命的终极目标，这太片面了。
例如，我经常告诫管理者，薪资比率的极限是20:1，如果他们不想怨声载道，公司士气低落的话，就不能超越这个极限。20世纪30年代时，我就曾担心工业革命造成的严重不平等会使人们陷入绝望，从而使法西斯主义之流乘虚而入，不幸的是让我言中了。
而今天，我认为管理者为自己牟取暴利，却解雇员工，无论从社会上还是从道义上都是不可原谅的。整个社会将因忽视中层管理者和员工之间的歧异，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没能完整地体现人类存在的多重意义。这么短视的制度却支配着人生的方方面面，这对任何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市场方面，资本主义理论本身有一些严重的缺陷。
首先，资本主义理论假设只有一个同质性的市场，而现实中，我们却有3个相互重叠的市场，也就是国际货币与信息市场、国内市场以及地区市场，这3个市场彼此互不往来。
而跨国经济中流通的资金，大部分当然也只是虚拟的资金。
伦敦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每天的交易量，以美元计算，超过全世界一年经济交易所需要的资金量。
这些都是没有效用的资金，它们也没有任何购买力，不可能赢得任何回报。这完全是投机性的资金，以赚取一个百分点最后1/64的利润为目的。它们到处流窜，很容易造成恐慌。
此外，还有一块很大的国民经济，没有包括在国际商业中。美国的经济活动中，大约有24%属于国际贸易，而日本只有8%。
另外还有一种地区性经济。我家附近的医院，医疗质量很高，也很有竞争力，但是，这家医院对40英里外的任何一家洛杉矶医院都不能构成竞争。在美国，医院有效的市场范围大约是10英里，这个原因恐怕连经济学家也解释不清，这是因为，大家都希望住在离生病的母亲较近的地方。
与此同时，推动市场的驱动力已经改变，20世纪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19世纪时，钢铁和蒸汽机是经济的重心，有供给，就有需求。然而，大萧条以后，情形已经完全转变：在传统产品中，都必须先有需求，然后才有供给，无论是住宅建筑还是汽车制造都是如此；然而今日的电子和信息领域并非如此，电子和信息会刺激市场需求。
除了对市场的界定以外，一个真正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市场理论是基于对均衡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已经无法适应变化，更不用说创新了。
其实，正如熊彼特早在1911年就指出的，经济活动一直处于“动态的不均衡”状态中，这种不均衡是由创造性破坏造成的，新市场、新产品和新需求被创造出来后，旧的就被淘汰了。
因此，市场的结果不能用资本主义理论预测的方式来解释。市场其实是无法预测的一个体系，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既然市场不能预测，你的行为就不能以市场为基础，就一个与人类行为紧密相关的理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缺陷。
我们所能说的是，最终，任何长期的均衡都是对市场信息做出众多短期调整的结果。
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市场规范短期行为，它通过价格给你反馈，阻止你像亚瑟王的骑士一样，向所有方向前进，徒然浪费时间和资源。
旧观念告诉我们，如果你骑马的时间够长，你总会碰到些什么东西。而市场告诉我们，如果你五个星期内没有碰到任何东西，你最好改变路线，或改做别的事情。
除了规范短期行为以外，市场毫无用处可言。我曾出席过一些大公司的规划会议，这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基本上来说，规划是一种信念。当财务总监问：“这个项目的回报是多少？”他总是这样问，而唯一的回答就是：“10年后我们才知道。”
很多年前，您在文章中提到，养老基金掌控了美国的经济，您称这种现象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下，养老基金掌握着生产工具。
今天，共同基金的迅速增长，使得51%以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财富进一步分散。
我们是否已经处于大众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时代？
称其为“后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时代。
你也不能称其为经济民主化，因为社会并没有随着这种大众拥有的所有权，而出现一种有组织的治理形式。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现象。
我的园丁不是个有钱人，但是他每星期从我家后门走过的时候，把我留给他的《华尔街日报》“货币市场”那一版报纸拿走，好作为他股票投资的指南。
我有一个朋友，在当地一个有200万客户的金融服务公司工作，他最近告诉我，他管理的共同基金里，平均每个投资人的投资金额已经从每年10 000美元，增加到25 000美元。
也许如今资本家已变得无关紧要了。在早期崇拜富人的时代，总会有人强烈呼吁，不是说“我们需要富人提供资本”，就是说“富人只是在剥削我们”。你现在再也听不到这两种说法了。
J. P.摩根以前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在他的巅峰时期，其拥有的流动资金，足以满足美国长达4个月的资金需求。
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摩根所拥有的资产，可能只有不到比尔·盖茨今日资产的1/3。一个人拥有这么庞大的财富，是自中国的成吉思汗时代以来从没见过的事情。可是，盖茨的400亿美元财产，如今也只够满足美国不到1天的经济活动需要的资金。
盖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建立的微软公司和我们使用的软件。若单纯以财富而论，他根本无足轻重。他如何使用或挥霍自己的财富，对美国经济毫无影响，因为那只是美国经济的九牛一毛而已。
今天，真正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的财富，掌控在几千万个小投资者手中。
历史上，国家社会主义无法创造财富，也不能有效提供社会服务；资本主义却又忽视了生命其他层面的意义，只注重经济交换。如您所说市场只有短期作用，那么，社会长期要如何管理呢？
我们现在知道社会应由三个部门构成，而非两个部门。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还需要第三个部门，也就是非营利机构。
我相信，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外，确实应有另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也就是将养老金和共同基金所造成的经济所有权分散现象，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三部门”结合在一起，以便满足所有的社区需求，比如医疗保健以及学生辅导等。
我有一些共和党的朋友，认为我们不能没有政府，这种想法虽然十分愚昧，却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战后我们的信念就是，政府可以满足社区的所有需求。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政府像所有的工具一样，只是擅长做某些事，但其他事情却并不在行。例如，在共同防御以及通过征税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财力方面，政府是很在行的。
不过，如果我想修剪指甲，那用锤子来修剪肯定是不行的。同样，把解决社区需求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也是不行的。国家只能做在国家这个层面上必须做的事。国家不能拿地方社区来做试验，国家所做的事也不适合地方社区的实际情况。
政府一般用标准的方法去界定问题，然后固守单一的解决方案。但是在圣路易斯行得通的方法，通常在堪萨斯市都不能奏效，更不用说在纽约或洛杉矶了。
而市场呢？其唯一的动机就是追求利润，当然根本不会有兴趣或能力来解决社会问题。
大家都认为我主要是企业的管理咨询顾问，但50年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担任非营利组织的咨询顾问。15年前，在美国国税局登记的免税非营利机构只有30万个，包括一些著名团体，像美国心脏协会和美国肺脏协会。而如今，非营利机构已经超过了100万个。
我也协助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推动非营利机构的管理，由美国女童子军原首席执行官领导。我的构想很简单，非营利机构不是管理不善，而是根本没有管理，因为没有市场力量去规范它们，它们需要明确的使命，并以最终成果为导向。
我们的基金会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来自世界各地，如日本、巴西、阿根廷和波兰的极为庞大的需求。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设立社会部门，从设立养老院、受虐妇女庇护所，到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之类的地方推行农民种植教育等应有尽有。
为什么社会部门在日本发展得很快，日本社区力量不是挺强大的吗？
日本如今的状况是：首先，传统的社区结构正在解体；第二，受过教育的妇女工作几年辞职生子，等到小孩开始上学，这些妇女的生活就变得很无聊。
日本有什么社会问题？在日本，55岁以上的人就好像被扔进了垃圾堆，即使你很可能再活上30年也是如此。因此老人组织各式各样的俱乐部，从运动到插花艺术应有尽有，目的就是使自己充实起来。
日本新社会团体中，最成功的一个，从事的活动反倒最不具日本特色：为不能出门的老人送餐。
年轻人不再照顾老人，而政府却很反对为老人送餐的计划，因为这表示政府必须承认自己国家的老人生活得不好，的确，这有损日本的名誉，不过却是事实。
青少年和学龄儿童上下学接送的需求也庞大之至，此外，监督他们做功课，为学业差的学生辅导，也同样有庞大的需求。
日本以外的人似乎都不知道，虽然20%的日本学生表现优秀，其他学生却被人遗忘了，而社会团体正在努力帮助这些孩子。
日本还有为妇女举办的英语会话和阅读班。这些妇女在高中或工作时学了一些英文，她们希望能继续学习英文，如今有185 000个这类培训班，连小城镇都有。
日本甚至还有匿名戒酒协会，我不知道这个协会的规模如今发展得有多大了，但有一阵子看起来，日本每一个领薪水的男人似乎都应该成为其会员。
不过，美国的社会问题就更大更多了，单靠志愿组织根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是吗？
也不尽然。志愿组织活动的规模的确十分惊人，超过50%的美国人每周至少在某个志愿组织、教会或社区里做4小时的义工。
为了解决社区问题，他们想出了很多极富创意的点子。这些年来，我积累了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解决社会问题的榜样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其他人可以效仿。
为此，德鲁克基金会每年都会给一个志愿组织颁奖，以表彰其榜样作用，以便别人可以效仿。
有一年，我们给一个很小的社团颁奖，这个社团是由一位移民创办的，他将境遇最差、最没有生产力、接受社会救济的母亲，和一些有严重残障的儿童聚集在一起。这样，残障儿童就有人照顾，久而久之，那些母亲具备了全职工作的资格，并得到很好的待遇。这样，就解决了两类社区问题。
我们还表彰了圣路易斯一个由路德教主办的项目。他们发现自己的教区里大约2/5无家可归的人，大部分是家庭，他们只要很少的外界帮助就能自立。
因此，这个教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了解这些无处栖身的家庭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答案是自尊。
于是他们购置了荒废的房子，找来志愿者重新装修，把房子变成舒适的中产阶级之家，并让无家可归的家庭搬进去住，这件事本身就改变了这些家庭对生活的看法。后来，指定的教友会成员又帮助这些家庭支付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同时帮他们找工作。最后，这个项目中大约80%的家庭，可以永远摆脱任何形式的救助。
另外还有一些组织，例如女童子军组织，参加人数也达到了新的高峰。几年前，他们的志愿者人数降到大约50万人，而今天，已经增加到大约90万人。
过去这些志愿者经常是在家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如今，新的志愿者则常是推迟生育的职业女性，她们在男性环境里工作整整一周后，周末喜欢和小女孩在一起。
在过去2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跟快速成长的美国新教超大教会（Protestantmegachurches）合作。我相信，这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他们的宗旨是让社区活跃起来，鼓励大家采取行动，改善别人的生活，在生活中实践他们的信仰。
从某些方面来说，传统的教会可能正在消亡，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教会则正在转型。
以美国天主教会为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为美国天主教会安排保守派主教一事上一直非常小心谨慎，因为美国天主教会的情势让他感到害怕。怕的倒不是神学问题、神父结婚或是妇女担任圣职，而是担心教区的活动越来越世俗化，完全脱离了主教的控制，而且越来越有蔚然成风的趋势。
我知道中西部有一个比较大的教区，过去有700位神父，现在只剩下不到250位，几乎已经没有修女了，但有2 500个世俗女性，每个教区还有一名世俗管理人员，也是女性。
神父所做的只是主持弥撒和分发圣餐，妇女完全以志愿者身份，负责其他事情。比起有女辅祭的日子，差别实在太大了。
和其他国家相比，包括西方国家，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庞大且有活力的第三部门？
其他国家非营利机构活动的规模远远不如美国，因为从根本而言，这些国家的现代公务员制破坏了社区部门。
在法国，在社区里做任何事几乎都是犯罪。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拥有相当庞大的志愿部门，处理贫困、犯罪、娼妓和居住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福利国家几乎把这个部门摧毁了。
在欧洲，其根本的斗争是把国家从教会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这也是欧洲大陆有这么源远流长的反教权传统的原因。
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1740年左右，乔纳森·爱德华兹提出政教分离，就是要把教会从国家统治中独立出来，反教权主义在美国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因为有了这种自由，美国才有了宗教的多元化和非政府教会的传统。而且正因为宗教的多元化，不同的教派之间才有竞争，因为各派都要拉新的教徒入教。这种竞争构建了社区参与的传统，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社区参与的传统。
除了杰弗逊设立的弗吉尼亚大学之外，在1833年欧柏林学院设立以前，所有的美国大学都隶属各大教派。
论日本
日本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日本从本质而言是一个欧洲国家，更糟糕的是，日本是传统的19世纪欧洲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今天会陷入停滞状态的缘故。
日本就好比我父亲那个时代的奥地利，或像全盛时期的法国，仍旧是个由公务员官僚体系治理的国家，政客们无足轻重，其能力令人怀疑。政客能力不足或腐败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连公务员都腐败或能力不足，就是最可怕的事情了。如今的日本就陷于这种可怕之中。
日本就像德国或法国之类的国家一样，由高级公务员负责监督管理经济的某个部门，通常在55岁时退休，并成为他曾管制过的企业的董事，或担任这个部门同业协会的领导人，薪水十分丰厚。
只是日本的组织性更强一些，官僚始终忠于自己所属的部门，捍卫本部门的利益不受侵犯。以财务省为例，官僚甚至不惜以国家经济衰落为代价。之后，他会被本部门安排担任待遇优厚的行业“顾问”。
日本工业的效率与竞争力极高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日本的经济仍然以最低的比率——大约8%在国际经济中竞争，其中主要是汽车与电子工业。
因此，日本缺乏世界经济经验，其大部分产业受到保护，效率极低。
如果日本开放它的造纸工业，允许进口，那么日本三大造纸公司就会在48小时之内消失。
每次日本一开放金融服务业，就会被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占先，日本的外汇业务完全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要担任外汇交易员，你至少得精通两国语言。你必须会说英语，因为日内瓦没有多少人说日语。
当日本人在资产管理方面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时，100%的业务就会在短短6个月里被外国公司全部占领，因为日本训练有素的资产管理经理人很少。
每当我看今天的日本银行，就好像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父亲在奥地利管理的银行：4个人做着一个人就能干完的活儿，直到1923年，他们仍然不相信打字机，仍然没有计算器。
虽然银行极度没有效率，人浮于事，它仍然能够获利，因为奥匈帝国的很多工匠不在乎付5%的利息给银行。他们在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不可能得到贷款。
后来，世界发生了变化，奥匈帝国解体，贷款变成坏账，顾客不再借钱了。银行虽然已经人浮于事，却还必须接收从布拉格或克拉科遣返的员工，银行于是被这些管理费用逐渐蚕食，不再赢利。
这就是今天的日本。
日本有一种从1890年就沿袭下来的传统，即企业必须从一些指定的大学接收大学毕业生。直到两年前，企业在业务衰退时，仍会继续接收新人。他们还担心遭到除名，不再被列入可以接收大学毕业生的企业名单中。
我知道有一家公司虽然业务萎缩，但还是从6所大学雇用了280位新人。
新人整天无所事事，到了晚上，就跟上司出去喝得醉醺醺的。这是工作吗？
如何使一个像19世纪欧洲国家一样的日本在21世纪中变得具有超强竞争力呢？
虽然有上述的种种情形，你也不要低估日本人，因为他们拥有难以置信的能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来个180度大转弯。由于日本传统上没有什么同情心，这些变化造成的感情创伤一定十分严重。
400年来，没有一个欧洲以外的国家，能够像日本一样拥有这么高水准的国际贸易。但日本却在1637年采取闭关锁国政策，6个月内他们完全改头换面，造成的混乱也是难以想象的。
1867年的明治维新，日本人又重新开放——又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1945年显然又是不同的情形，他们刚刚战败。
大约在10年前美元贬值时，日本人不失时机地将制造业搬出日本，在亚洲其他比较便宜的地方设立厂房，跟海外华人建立合作关系，并在中国赢得制造业领导地位。
日本很善于剧变。只要日本人获得共识，改变就会极为迅速。
我猜想，需要一次重大的丑闻案才能促成这种剧变，银行倒闭也许足以提供这种动力。到目前为止，日本人迟迟不愿解决其脆弱的金融体制问题，仍然希望问题会自然消失，或逐步解决。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总体而言，您认为目前遍及亚洲的危机会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崩溃，还是由于需要外资，而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实现？
身处危机却想继续经济自由化的进程实属妄想，这不仅对亚洲，对全球都是如此。别忘了，与长期的渐进式改善相比，经济自由化代表立即的混乱。
看看今天的法国。110年来，工会总迷信只要降低每周工作时数，就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所有试行过的地方都没有奏效，它只会使失业恶化，而且不会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
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所有经验都验证了一个不幸的事实：在失业的压力下，国家不会开放，只会关闭。
如果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革命导致了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战争，成为造成20世纪混乱的罪魁；那么未来知识革命导致的科技人才失业，会不会也成为造成21世纪混乱的根本原因呢？
我看不出有什么证据会造成这种情形。电脑出现之后，我们曾担心的自动化带来的失业效应并没有应验。
在微软和英特尔故乡的美国，失业率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准。反倒是欧洲有极高的失业率，因为欧洲没有充分把信息技术整合到社会中去，也没有调整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适应知识时代的需求灵活模式。
那么，您认为21世纪的“基本混乱”是什么？
是人口结构的挑战。在所有发达国家里，人人都在探讨的人口老龄化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年轻人口的萎缩才是大问题。
美国每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2个婴儿，是唯一有足够婴儿可以替代老龄化人口的发达国家，但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外来移民，每个拉美移民家庭有4个小孩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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