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阊门外有一座很有气势的五孔的石拱桥，叫五龙桥，据说是因为有五条河道汇聚于此，所以该桥取此名。五条河道分别是山塘河、上塘河（京杭大运河古河道）、外城河（两道）和内城河。独特的水系，在以水上运输为主的古代，成就了明清时期阊门一带繁盛的商业。
出阊门，沿着上塘河往西走，到了枫桥。枫桥在清朝康乾时期，成为了赫赫有名的超级“米市”。在雍正十二年一年的时间内，由湖广（包括江西）运往江浙的大米约一千万石（古代一石相当于现在的100斤），大多汇聚于该米市。来枫桥买米的有杭、嘉、湖、金、衢、严、宁、绍、台等府及福建等地区的商贩。至清末，枫桥米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城镇。真是“因诗成名”“，因米成镇”。
宋元时期无较大“米市”
我们知道在南宋时期，就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谚语，说明在南宋时，吴淞江流域就已经是“天下粮仓”了。而到了元朝，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平均每年通过太仓港运往元朝首都大都的粮食达到一百七十五万石，元朝政府对吴淞江流域的依赖程度更大了。但是，在宋朝时期，苏州只有四个镇，湖州只有六个镇，其中没有一个镇是由米市而形成的城镇。比如杭嘉湖地区，在宋元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市镇，但它们大多是丝绸业市镇，没有一个是因米市而形成的市镇。
宋元时期的“粮仓”之地，竟然没有形成一个“米市”，进而形成一个城镇。细想想，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所谓的“市”最早就是指产品交换的地方，然后发展成商品交换的“固定市”，然后又发展成大宗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的繁华的“经常市”。很明显，“市”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有“大量的商品交易和货币流通”。而在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的粮食大多作为赋税上交给了朝廷，百姓交完税粮后，所剩粮食只够自家生活所需，根本没有大额的余粮来做商品贸易。而那些拥有大宗田产的富豪也没有留下在本地从事大宗粮食贸易的史料记载。在元朝时期，元大都的粮食，主要仰靠南方。而福建、浙江等沿海的少地地区也是缺粮的地方。所以太湖下游吴淞江流域的剩余的粮食也主要是运往北方或者是福建、浙江沿海等地销售。所以那些富豪所从事的粮食贸易主要是把本地的粮食运往北方或东南沿海缺粮的地方销售。米多的地方销往米少的地方，那么米市也只能是在米少的缺粮的地方出现。而整个宋元时期，吴淞江流域都是“米多的地方”，所以该地没有出现“米市”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粮仓竟成缺粮地区
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在明朝--到了明朝中后期，吴淞江流域的这个“粮仓”之地竟然成了“缺粮”地区，怎么会这样的呢？
原因之一，重税导致苏松地区逃税严重，大量耕地被抛荒。
提起重税，就得从明初说起，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因苏州百姓拥护张士诚，并协助其守城，而对苏州百姓怀恨在心，一当上皇帝，就以没收的那些富豪大户的田产作为官田，然后以此为标准，对苏州府和松江府的百姓课以重税。到了宣德五年，周忱来苏时，苏州府已经积欠了“七百九十万石”粮税。
重税导致的后果是明显的。首先百姓完不成粮税，官府就会“追比”，把事主抓进衙门打板子，逼他交粮，事主往往会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甚至被打死。更为恶劣的是，官府还会派官差上门催粮，把事主家里仅有的糊口的粮食也抢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比”，百姓纷纷逃离家园，这样就使得大片耕地被抛荒。
原因之二，明朝政府鼓励栽桑、种棉，使得粮食种植区域日渐缩小。
明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鼓励各地栽桑种棉。后来还规定可用棉布、棉花折纳税粮，“棉布一匹折（米）一石”，“棉花一斤折米二斗”。这样的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农家种植棉花和纺纱织布的积极性。
吴淞江流域的高地地区的土质是砂土，粗而松，地势又高，适于种植木棉。又因为该地区近海地区常会遭到海潮的侵害，而离海稍远的地方又很难解决灌溉问题，所以不适合种植水稻。由于政府的鼓励，由于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从松江到当时属于苏州府管辖的嘉定、太仓一带，在明朝前期就已经是“三分宜稻，七分宜棉”了。昆山一带“多种木棉，土人专业纺织”；嘉定一带“专种木棉”，种稻土地仅及棉豆土地的十分之一。如此大规模的栽桑、种棉必然导致原有粮食作物耕种面积的日渐减少。
原因之三，栽桑、种棉收入大大超过种粮。
以种棉为例。每当秋天棉花上市之时，市镇上的牙行商人就收购棉农出手的棉花，转销于外来客商，导致棉花集市贸易的不断兴旺。嘉定县新泾镇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种植地区，其种植的棉花历来受到外地富商巨贾的青睐，附近农家“春作悉，以栽花为本业”，“花才入筐，即为远贩所购”，棉花刚刚采摘下来，就被外来客商买走，真是非常畅销的紧俏商品！太仓的鹤王市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棉花交易市场，“每岁木棉有秋，市廛阗溢，远商挟重资自杨林湖泾达，而市之沃饶甲于境内。”“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真是声誉卓著！“每秋航海来市，无虑数十万金。”一季的成交额就有白银几十万两，可见当地的棉花商品交易量非常大。而界于华亭、青浦之间的七宝镇四乡也是棉花集散地，四乡农家所种棉花，“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棉农靠着种棉花，就可以“公私赖焉”。什么意思？就是靠种棉花和纺纱、织布的经济收入不仅可以完成官府的赋税，而且还可以满足全家日常生活所需。
这种“以织助耕”的经济收入与纯粹的耕种粮食的经济收入相比，哪个更高呢？根据当时的上海县人叶梦珠记载的物价资料，我们将两者的经济收益加以比较：以康熙中物价较为平稳的年份为准，米价为每石银8钱，棉花价为每担银3两，2石米值银1两6钱，1担棉花值银3两。比较结果，种棉收入竟然超过种粮收入的近一倍！
种棉入戏，栽桑的收益也远远超过种粮。“苏松常”棉作区是“棉七稻三”，“杭嘉湖”蚕桑区是“大半植桑”，那么从明朝后期开始吴淞江流域的这个“粮仓”之地真正用来种植粮食的耕地的所占比例就一半都不到了，这样下去，这个自南宋以来的天下“粮仓”之地自然就成了“缺粮”地区了。
外粮涌入形成“米市”
进入明代以后，商品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促使农家经营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新模式。这种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倾向，集中体现在新型的棉作经济和蚕桑经济，其他经济作物栽培与手工业经营，日益明显地压倒了传统的稻作经济，从而改变了先前的以“苏湖熟，天下足”为标志的水稻种植为主体的农业结构，代之以与商品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因经济效益的显著而一跃成为主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明朝末期，昆山人顾炎武亲眼目睹了原来是“天下粮仓”之地的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缺粮的严重情况--每当夏天麦子熟了的时候，每当秋天稻谷收割入仓之后，就会有无数的外地粮船联翩而来，出现在京杭大运河与吴淞江流域的大大小小的江河之中。于是，那些中等收入的人家就纷纷前去买米来保证全家老小的一日三餐，于是路上、街上到处可见买了米，背着米袋子回家的人。
至少最早在明朝后期，吴淞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仰食四方”的现象。据史料统计，当时吴淞江流域的低地地区（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鱼米之乡）已经要输入30%到40%的商品粮了。那么可想而知，吴淞江流域普遍种植木棉的高地地区和普遍栽桑养蚕的低地地区，所需外来的商品粮的所占比例就更高。
从明朝末期以后，进入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外来粮食主要来自哪里？明朝有一位叫黄希宪的官员提到了这一点：“吴所产之米原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江西、湖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济运，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抚吴檄略》卷一）黄希宪用了“续命之膏”这样重的词来形容“江广”之米对吴地的重要性。进入清代以后，这种形势更加明显，《雍正朱批谕旨》中有一份鄂尔泰的奏折，其中有这样的话：“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湖广（湖南湖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重要的粮食基地了，南宋时期的“苏湖熟，天下足”变为了明清时期的“湖广熟，天下足”。清朝雍正年间的《朱批谕旨》中有个叫何天培的地方官在奏折中对此也有所提及：“天下粮米……平日藉客商贩易流通……江浙之米皆取给于江西、湖广。”据全汉昇教授的估算，雍正十二年一年中，“自湖广运往江浙的食米，约为一千万石左右。装载这一千万石的湖广米船，由汉口出发，沿江而下，大部分都运往苏州出卖。”外米不断涌入，商品粮大量输入，交易频繁，又数量庞大，就形成了兴旺的“米市”，大约是在明朝后期，吴江的同里、平望就已经是很大的“米市”了。平望镇“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同里镇“米市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而到了清朝康乾时期，枫桥就成为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米市”，“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
这些进入苏州枫桥的江（江西）广（湖广）之米量的不同对苏州米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苏州织造的总管李熙在康熙五十一年奏报米价时说：“苏州……因湖广客米到得甚多，所以米价甚贱，上号不出八钱，次号不出七钱。”在康熙五十二年又说：“至于苏州米价，今日因湖广、江西客米来少，所以价值稍增。”在康熙五十五年又说：“窃苏州八月初旬，湖广、江西客米未到，米价一时偶贵，后即陆续运至，价值复平。”也就是说如果江西、湖广之米来得少，米价就上升；反之，米价就下降。
枫桥米市交易稻米数量如此之大，已经能左右米市行情了。而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当时修纂的《苏州府志》上就已经称枫桥市为“米市”了，而到了清末，枫桥就正式由市升为镇。
除了枫桥米市，苏州还有平望、同里两处较大米市。
平望镇“东接吴淞，北达镇扬淮泗齐鲁之域，行而为通津，坦而为要道”，故“帆樯之萃，粟米之聚，百物喧阗。”“里中多以贩米为业”；“以米业为大宗”，镇上米行、米栈遍布。平望镇不仅是商品粮集散中心，而且还制作特殊加工的冬舂米，这种冬舂米“虽他处亦有，而平望为独盛”，商贩多至平望镇籴买后转销他乡，生意十分兴隆。
同里镇在明初，“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到了清初，“居民日增，市镇日扩”。镇上米市在冲字圩、洪字圩、东稔圩、稇（拼字，禾字旁加一个廉）圩等处，“官牙七十二家，商贾四集。”
■王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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