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身份的焦虑》这本书中，有”英伦才子”之称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出了一个困扰着无数人的命题：身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卢梭曾经说过，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直接摧毁了原始人简单的快乐，拥有了彩色玻璃珠的印第安人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宁静岁月，而繁复的商品与商品所带来的广告让人们原本凌乱的心变得更加凌乱。
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人应该节制欲望，远离政事，审慎地计量和取舍快乐与痛苦的事物，达到身体健康和心灵的平静。生活其实真的很简单，一桌营养简单的饭菜，一间洁净整齐的小屋，一位相爱的人，便可以成就一份幸福的人间天堂。但那种生活态度只存在理想中，只有少数一些哲人可以遵循。在现实中，人们并不是吃了自己喜欢的食物，穿上自己喜欢的服装，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很满足，假如邻居吃的是鱼翅，而自己吃的是粉丝，同学穿的是 Dior，而自己只穿着真维斯，朋友住的是别墅，而自己只住着狭小的房间……然后，那美味的粉丝、纯棉的服装、爱人的拥抱都变得不再重要啦。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比较是否真的有意义？我们感知着一切，别人不是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快乐？他们从自己的角度所做出的一些评价，只是代表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许那完全不是我们的价值观，因此，何必让别人在我们自己的思维中跑马呢？
如果少在乎一些别人，我们的心灵将会更简单、纯粹，也会更快乐。
亦舒当年在一部作品中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人一生的成功不是某一方面的成功，而是生活各方面的全面平衡。
没想到这也差不多是德波顿在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德波顿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现代人生存焦虑的几大原因：渴求身份，势利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等等。 看起来，以上这些焦虑的起因，都可以归结为对爱的渴望。
多数人食裹腹、衣蔽体，可是却有更多的人感到不快乐。Why？除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还要性爱成功、感情成功、事业成功、交际成功……
每日忙忙碌碌、四处奔波并不仅仅是为了吃一口饭、穿一件衣，快马加鞭是为了不要落于人后。许多心理良师曾经指导我们：要宽广心胸，不要去攀比，不要太过功利。生存在现代社会，要不去攀比、不功利几乎不可能。你的心可以对比尔·盖茨的财富没有丝毫的微漾，但是你却没法在听到隔壁那个开五金杂货铺的王二居然有百万存款而保持心如止水，没法在得知办公室里高矮不吭声的老赵居然升官进爵、薪俸高涨的消息后波澜不惊。
身边人的状况是对个人状况的映射，一群原本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忽然都不如自己了，也许你会沾沾自喜于自己是这个时代的领跑者之一。倘若猛然间发现他们都爬在你上头了，也会立刻诚惶诚恐。贫穷是相对的，没有一条绝对客观的标尺衡量得出只有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才是贫穷。
“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耻辱。”
贫穷，不再代表你有良好的品德，也不能因此让别人认为你出身贫寒，而给予你更多的怜悯。相反，贫穷意味着在这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中你是懒惰的，懒惰到任何机会都放弃掉，以至于让自己如此穷困潦倒。
现代社会灌输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平等。人人生而平等，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它赋予了人类以生活的希望，不管你出身贵族还是庶民，身份都是平等的。当资本主义社会日渐壮大，这样的观念伴随着社会体制和生产的进步而来，它带给人类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实现自己的任何理想。商业社会恰好又提供给我们公平的机会，不管你是来自什么家庭，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取得你所想要的。
因此，害怕贫穷就是害怕被指责为懒惰、愚蠢。财富被人们所重视，是因为这种集聚财富的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所拥有的一些基本品质，如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因此，经济上的成功或者失败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其尊严的看法。
虽然伊壁鸠鲁认为人类所需要的仅仅是简单的饮食和住宿等必需条件，但是亚当·斯密却在《国富论》中冷静地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必需”不再是简单的饮食和住宿，物质产品已经脱离了仅仅是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层面而带来了非器物性的意义，它们指涉着物质的拥有者的能力、技术、毅力和勇气，这些是人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这也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尊严得以成立的基础。
现代身份理想认为“体面”与财富直接相关，而“不体面”与贫苦直接相关。这种观念鼓励人们努力做得更加出类拔萃之外，也将人们的视域变得狭窄和偏颇。它会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更加广泛地流行，而忽略掉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制度问题。
德波顿在书的后半部分指出了几大解决方法：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西米亚。至于波西米亚，他是希望我们能从波西米亚人身上学到那种更多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生活的优良品质。
英国作家乔治·爱略特说过“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人生的价值。如果艺术不能够激发我们的同情心，那么它在道德方面将毫无作用。“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