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之学对于两汉政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何谓“谶纬”，却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首先，“谶”在古汉语中的原始涵义是应验之意。《说文·言部》云：“谶，验也。”吕思勉先生曾对此问题有过一番论述：
谶纬相附，始于西京之末。若徒论谶，则其所由来者旧矣。《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竹部》：“谶（签）验也。”二字音义皆同，即今所谓豫言也。······今俗所谓求签，实即求谶，乃古之遗言也。
吕思勉先生将“谶”与后世之“签”等同，可能未必正确，但是其指出“谶”由来已久，即是预言，的确很有道理。“谶”是中华文明早期中的一种神秘主义文化形式，其实质就是有关于社会政治的预言，以语言文字形式表达的被称为谶语、谶言、谶谣或省称为谶；以符号、图画等形式呈现出来的叫“图谶”。
“谶”盛行于先秦、秦汉时代，譬如秦始皇时代的“始皇死而地分”即是谶语；陈胜吴广起义之时，所造“大楚兴，陈胜王”之语也是。“谶”与政治的结合，其实反映了一种政治诉求，制造“谶语”之人，企图借助谶的传播，造成一种舆论场效应，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至于“纬”，则出现于两汉之际，是与另一个概念“经”相对应的。《说文》云：“纬，织衡丝也。”“衡丝”即横丝。段玉裁注：“引申为凡交会之称。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
简单地说，纬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纬书即是解释儒家经书的书。“纬书”一般托为孔子所作，常把经义的解释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论及各种方术神秘主义文化相掺合，以言吉凶祸福、治乱废兴。纬书中杂有相当多的谶语，故而二者紧密联系。
纬书《春秋演孔图》中记录了一则惊人的孔子感黑帝而生神话，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谶语：“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纪散，孔不绝”。
“谶纬”一词虽然连用，但“谶”作为政治预言，出现时间很早；而作为儒家经书神秘化解释的文本，“纬书”则出现于两汉之际，其中又往往有大量“谶语”。故而，“谶”与“纬”是两件紧密相连，但又有所区别的事物。
前文中所提及西汉昭帝元凤三年的“公孙病已立”之语，就是一个典型的“谶语”，它深刻影响了昭帝至于西汉后期的政治。彼时儒生眭弘对于“公孙病已立”和当时那一系列灵异事件的解释，其中“汉帝宜推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的言语更是惊世骇俗。
眭弘所依据的理论恰是其祖师董仲舒的“天命”理论，他认为昭帝不具备天命，没有执政合法性。眭弘虽然为辅政大臣霍光所杀，但是“公孙病已立”之谶依然像魔咒一样发挥作用，日后昌邑王、宣帝之立与此多少有一定联系，前文已论，在此不再赘述。
眭弘虽然被杀，但是“天命”问题始终困扰汉室，尤其是当现实政治发生治理危机之时，是否拥有“天命”就会成为一个严峻的理论问题。
汉宣帝虽然起自于民间，但却精于帝王之术，最终在霍光死后，将霍氏灭门，成为真正的强势君主，汉王朝在宣帝时代也实现了所谓的中兴。但是，宣帝之后的元帝却一改自武帝以来的强力控制模式，国家权力从社会经济等诸多层面退出。汉武帝时代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帝国事实上的治国理念却是儒法并用，或谓儒表法里，昭帝、宣帝时代相继沿袭。
“柔仁好儒”的汉元帝执政之后，却一改旧有模式，“纯任德教而用周政”，开启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儒家思想专制时代。汉元帝所尚之儒并非汉初以陆贾、贾谊、董仲舒的国家主义儒学，而是“盐铁会议”之上主张削弱国家控制的“贤良文学”之儒。
从表面上看，笃信儒学的汉元帝执行的一条宽松主义治国路线，但是对于汉帝国而言，骤然到来的宽松意味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削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削弱。汉元帝的宽松，并未达到一般百姓受益的效果，反而造成了豪强势力做大的局面，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
财政一旦削弱，政权的根基就会脆弱，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天顺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元帝时代，正是由于财政实力不振，汉王朝的统治才会出现真正系统性的危机。
现实治理出现严峻危机，传导到意识形态层面，“天命”流转的话题就会再度热起来。经学大师京房曾于召对时问元帝曰：
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
京房直陈汉朝已经面临全面社会危机，如以儒家“天命”学说，这就是“天命”流转的征兆。元帝应曰：“亦极乱耳。尚何道！”儒生的危机解决方案是“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复古”难道就真能解决问题吗？
“复古”并非是具体的危机应对方案，“承衰救乱，矫复古化”更多的意义是企图以复古为手段，重新获得“天命”的眷顾。
汉元帝的复古改制并没有消除汉室对于“天命”的恐慌，在他执政时期，皇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于天意的恐惧。
据对《汉书·元帝纪》的统计，元帝统治的十六年中，书中直接引用诏书有十九处，因天象或自然灾害而颁布的达十二次之多。诏书所称，大都为“灾异并臻”、“天惟降灾”、“阴阳不和”、“阴阳错谬”、“阴阳不调”等等。在相信“天人合一”的汉朝政治文化中，天降灾异就是意味着现实政治的不当，而灾异频仍，就可能暗示着天命将终！
汉元帝时代的“天命”转移话题始终没有成为事实，而到了汉成帝时代，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升级的趋势。汉成帝在正统史书的评价中非常糟糕，他与赵飞燕姐妹的那些艳史成为千余年来中国人的谈资。事实上，汉成帝也算是一个非常倒霉的皇帝，他在位25年，大汉朝天下灾异频现，王朝面临全面系统性危机。
何谓“灾异”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二端第十五》中说：
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
按照董仲舒的这种理论解释，灾异指的就是自然灾害和一些不正常的自然现象，但这些现象并非纯粹的自然性质，而是上天对人事的示警，是一种天谴论。东汉的的《白虎通义·灾变》中更是将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白虎通义》的这种理论将灾变的责任者具体化到人君，也就说天象示警，意味着皇帝施政有问题，需要反思，需要整顿了。
汉成帝即位第一年，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乙丑，皇考庙灾”。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夏，大水，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杀四千余人，坏官寺民舍八万三千余所。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死。”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壅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
上述这些自然灾害现象在任何时代都算正常的，当时还有一些诸如日食、彗星、流星之类的天象，也被视为灾异。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今日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异像也见诸于史书。依据《汉书·五行志》和《汉书·天文志》一类的史料记载，还出现了很多非正常的灵异事件。譬如，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九月，长安城南有鼠衔黄蒿、柏叶，上民家柏及榆树上为巢，桐柏尤多。巢中无子，皆有干鼠矢数十。”这是一次鼠妖事件，后面还有一次诡异的狗化为人的怪事。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出。去后，有数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击，或死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
既然天象示警，人间就一定会有反应。“天命”再度引起热议，一些阴阳家和方士化儒生不断地鼓吹汉运将终、末世危机，汉朝的三七之厄、百六阳九己经到来，必须改德改命，获得再次受命的合法性资格。
据《汉书·李寻传》记载：“ 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作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甘忠可因此还伪造出所谓的《赤九谶》，鼓吹“再受命”理论，其中有“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等言语。甘忠可的核心主张是通过用封禅、改历等办法来拯救汉家衰敝，并且期望通过新制来重致太平。
如何去理解这个“再受命”理论呢？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要理解一下在“五德终始”理论体系中汉朝的地位。“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或性能，“终始”指“五德”这五种性能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每一个王朝背后都有一种五行的德运，以代表其合法性。
汉朝的德运，其实有点复杂。很多人都知道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在那个神学叙事中，刘邦是赤帝之子，应该是火德的代表。但是，汉武帝泰山封禅，又确定了汉朝土德的地位。班固在《汉书·郊祀志》中说：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命叔孙通制礼作乐，然而尚来不及确立汉朝的正朔之德，只能沿用秦朝的服色、制度，到了汉文帝时期出现了土德和水德的正统之争，张苍认为周为火德，秦历时太短，仅为润德，汉代周而兴，依据五行相胜理论，应为水德。公孙臣、贾谊依据秦为水德，故得出汉灭秦故为土德，然而汉文帝也莫衷一是。到了汉武帝太初改制，兒宽、司马迁赞同贾谊、公孙臣的观点，认为汉朝应为土德，服色尚黄，这才得以改正朔、易服色。
甘忠可的“再受命”理论其实就是要改变武帝时代确定的“土德”正统地位，主张汉家火德，重新确立汉朝的合法性。甘忠可所造谶语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关键的数字“九”，什么“九世会昌”、“赤九会昌”之类的话，意思是“九世”之后，汉朝又能迎来太平盛世。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数字是专门为汉成帝量身定制的，因为按照西汉朝廷对汉家宗庙世次的排序，成帝恰为“九世”。
《汉书·谷永传》载，谷永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书成帝曰：“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在这里谷永说成帝“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是指成帝乃确凿无疑的“九世”。臣子章奏，性质不同于私家著述，故这反映的应该是西汉朝廷所认可的宗庙排序。
甘忠可的这一套东西虽然说是要汉廷完成“再受命”，但并不是要取消汉朝的合法性，相反是有针对性地拍成帝的马屁，期待成帝承担这个“再受命”的历史责任，重建汉朝的统治合法性，通过封禅、改历等办法，改承火德，从而达到致太平的目的。
但是，甘忠可的这套理论并没有得到成帝朝廷的认可，反而将他自己送上黄泉路，“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周上惑众，下狱治服，末断病死”。
甘忠可虽死，但是他生前收了几个徒弟，“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皆为甘忠可门徒，“再受命”与西汉王朝的政治纠缠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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