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和崇祯年间,有一个特殊的刑罚“传首九边”,第一个受此刑罚的是熊廷弼,第二个就是袁崇焕。受此刑罚的人被斩首之后,首级在明朝所谓的“九边”等军事重镇中“示众”,警示所有的边关将士。(明朝被传首九边的两个大臣,左为熊廷弼,右为袁崇焕)
明朝的“九边”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呐?
明朝的“九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泛指明朝建立之时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边防重镇远不止这些。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分封了九个儿子到北方边疆担任“塞王”,简称“九塞王”,这也是“九边”最初的来历,因此也被称作“九塞”、“九镇”。如下图为九塞王的具体分封:
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成功之后,为了防止这些边防的王爷威胁自己及其后人的帝位,逐渐将塞王的权力和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代之以由明朝中央政府委派的军事官员出任边防要塞的指挥官。
到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时期,已经形成了九大边防重镇,分别是:
以上九镇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九边了。
其实之后又在这九边的基础之上增设了几个“镇”,嘉靖皇帝时期在西北地区增设了昌平镇、真保镇,昌平镇在现在北京昌平、真保镇在河北保定,主要是为了巩固北京的防守。万历皇帝时期,在蓟州镇分出了山海镇,主要是山海关地区的防守,主要针对日益崛起的东北少数民族——满族。在固原镇分出了临洮镇,同样是为了加固西北地区的防守,防止满族和蒙古军队绕过东北地区明朝的密集防守,从西北进入中原地区。
如此算来,到明朝万历年间,明朝的九边实际上有13个军事重镇了。分别是:
明朝建设“九边”的意义主要用来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侵,前中期主要是蒙古族,后期是东北地区的满族和蒙古族的联军。
明朝九边的衰落和卫所制度的衰落息息相关。卫所制度中要求军户实行军屯,要将一部分耕种的收益上缴军队,然后再统一分配。边关的将领、宦官监军利用职权侵占了大量的“良田”,而军户分到的田地大都是贫瘠的田地,同时边疆军屯的将领们、监军们劳役士兵,替他们种田,这直接导致军户逃亡日益增加。朱元璋期望军屯能够解决士兵的粮食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简直成了一种奢望,明朝的卫所制度中连军粮都解决不了。由于军户的不断逃亡,卫所中的士兵根本就没有多少,只剩下文书记载中的数字。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尽发北京附近的卫所精兵,号称50多万,实际到位的也就20万左右,其他军户士兵大都逃亡了。连北京附近卫所中的军户都逃亡了这么多,更何况是边疆的军户了!
朱元璋为了保证九边士兵的军粮,曾经将“盐引”卖给商家,这是对军屯的一种重要补充措施。商家为了获得“盐引”就雇佣了大量的农民到边疆开荒种田,为军队提供粮食,解决了边防军缺粮问题。明孝宗弘治年间,明中央政府为了获得更加直接的国库收益,将“盐引”卖给商家,直接用银子来换取,至于边疆军队的粮食供给由“太仓”供给。看似解决了问题,实际上边疆产粮主要集中在将领、监军手中,中央派人从内陆收购粮食运送到边疆直接导致边疆的粮食价格高涨,得益的是那些边疆的产粮大户(将领和监军们)和内陆的商家了,将负担全部转嫁给了中央政府,得不偿失!
最后一点,朱元璋时期,边防军的本地军户和贬谪到边疆的有罪之人构成边防军的主力,如果有战事,则调动内陆的卫所军队支援边防。朱棣即位之后,改变了这一策略,而是让卫所中的士兵轮流到边防戍卫,这更加剧了军户的逃亡,严重削弱了边防军的军力。
明朝中期之后,九边的王爷们、将领们、监军们侵占军屯土地,劳役士兵成为一种常态,这直接导致军户的逃亡加剧。而边防上的将军、监军仍然上报原有的士兵数量,冒领军饷,吃军饷差额也成为常态。如此情景之下,边防的守备废弛、衰落也成为必然。
朱元璋设立卫所制度之后曾经自豪的说:
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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