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给予姚广孝的评价是“黑衣宰相”。所谓“黑衣”就是僧人所穿的一种黑色僧衣，而“宰相”则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在当时姚广孝“冠带而朝，退仍缁衣”，白天在朝堂上辅佐朱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晚上回到寺庙穿上僧衣诚心礼佛，故而明朝官方称姚广孝为“黑衣宰相”。
不可否认，姚广孝对于朱棣而言，他的功劳却是可被称为“黑衣宰相”，《明史》曾言：“道衍（姚广孝法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姚广孝虽未在正面战场上为朱棣冲锋陷阵，但在后方，他却为朱棣献上一个又一个奇策（如在建文二年这关键的一年，姚广孝就为朱棣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其言：“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他劝阻朱棣不要去攻打城池，应迅速轻装直取京师，而此时京师兵力单薄，我军一定能攻克。而后朱棣听从姚广孝的建议，最终也的确如他所言，朱棣顺利攻克京师，取得大明天下），可以这么说，朱棣能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朱允炆的全国大军，且最终获胜，这之中姚广孝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位居功臣第一，实是实至名归。
当然，对于朱棣，及朱棣子孙而言，姚广孝的确是居功至伟的，但对于一些传统的儒者来说，姚广孝却并不受欢迎，对他的评价多是贬大于褒，而其中题主所说的“黑袍妖僧”就是儒家的学者对他最为普遍的贬斥。
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来说，朱棣就是一个乱臣贼子，一个造反的逆贼，如曾拒绝朱棣招揽的刘伯温之子刘璟就曾怒斥朱棣：“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就是朱棣死后，史书上给他的评价注定是会是“乱臣贼子”四字。如此，在传统儒者对朱棣多抱着一份敌视的态度下，作为协助朱棣造反的“头号战犯”姚广孝来说，他自然就被儒者顺带给恨上了。
再者，儒家的儒者讨厌姚广孝，姚广孝也讨厌儒家，姚广孝虽然精通三教，与明初儒释道各家学术领袖都有着不错的关系，但本质上他还是讨厌儒家的那些学说的，姚广孝晚年时所编著的《道余录》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就“诋毁”以往的儒者，其序中就写道：“二程先生遗书中有二十八条，晦庵朱先生语录中有二十一条，极为谬诞，余不揣”，说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晦庵）之文稿中，多有谬诞之处。
因此，随着《道余录》的出版，我们也就不难想象那些儒者是有多么的愤慨，毕竟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是儒家学者极为尊崇的先圣，姚广孝居然说他们的言论都是谬诞得，那么这些儒者对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脸色看。而事实上，随着姚广孝此番言论的出现，那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儒者，及普通百姓对他的确是深恶痛绝，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家人和挚友。
如姚广孝到苏湖赈灾时，曾到长洲见姐姐，可他的姐姐却是闭门不见，而后他又再次见姐姐，这是姐姐对他虽见了他，但却对他是极尽责骂，骂他是疯子，对圣人不敬。再如，姚广孝还去拜访故友王宾，而王宾也是闭门不出，只是让人传话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如此，基于以上原因，姚广孝在儒家的名声可谓是声名狼藉，“黑袍妖僧”恐怕就是儒家对于姚广孝最直接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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