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给予姚广孝的评价是“黑衣宰相”。所谓“黑衣”就是僧人所穿的一种黑色僧衣,而“宰相”则是辅助帝王、掌管国事的最高官员的通称。在当时姚广孝“冠带而朝,退仍缁衣”,白天在朝堂上辅佐朱棣处理全国军政事务,晚上回到寺庙穿上僧衣诚心礼佛,故而明朝官方称姚广孝为“黑衣宰相”。
不可否认,姚广孝对于朱棣而言,他的功劳却是可被称为“黑衣宰相”,《明史》曾言:“道衍(姚广孝法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姚广孝虽未在正面战场上为朱棣冲锋陷阵,但在后方,他却为朱棣献上一个又一个奇策(如在建文二年这关键的一年,姚广孝就为朱棣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其言:“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他劝阻朱棣不要去攻打城池,应迅速轻装直取京师,而此时京师兵力单薄,我军一定能攻克。而后朱棣听从姚广孝的建议,最终也的确如他所言,朱棣顺利攻克京师,取得大明天下),可以这么说,朱棣能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朱允炆的全国大军,且最终获胜,这之中姚广孝绝对是功不可没的,位居功臣第一,实是实至名归。
当然,对于朱棣,及朱棣子孙而言,姚广孝的确是居功至伟的,但对于一些传统的儒者来说,姚广孝却并不受欢迎,对他的评价多是贬大于褒,而其中题主所说的“黑袍妖僧”就是儒家的学者对他最为普遍的贬斥。
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者来说,朱棣就是一个乱臣贼子,一个造反的逆贼,如曾拒绝朱棣招揽的刘伯温之子刘璟就曾怒斥朱棣:“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就是朱棣死后,史书上给他的评价注定是会是“乱臣贼子”四字。如此,在传统儒者对朱棣多抱着一份敌视的态度下,作为协助朱棣造反的“头号战犯”姚广孝来说,他自然就被儒者顺带给恨上了。
再者,儒家的儒者讨厌姚广孝,姚广孝也讨厌儒家,姚广孝虽然精通三教,与明初儒释道各家学术领袖都有着不错的关系,但本质上他还是讨厌儒家的那些学说的,姚广孝晚年时所编著的《道余录》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就“诋毁”以往的儒者,其序中就写道:“二程先生遗书中有二十八条,晦庵朱先生语录中有二十一条,极为谬诞,余不揣”,说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晦庵)之文稿中,多有谬诞之处。
因此,随着《道余录》的出版,我们也就不难想象那些儒者是有多么的愤慨,毕竟程颢、程颐、朱熹等都是儒家学者极为尊崇的先圣,姚广孝居然说他们的言论都是谬诞得,那么这些儒者对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脸色看。而事实上,随着姚广孝此番言论的出现,那些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儒者,及普通百姓对他的确是深恶痛绝,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家人和挚友。
如姚广孝到苏湖赈灾时,曾到长洲见姐姐,可他的姐姐却是闭门不见,而后他又再次见姐姐,这是姐姐对他虽见了他,但却对他是极尽责骂,骂他是疯子,对圣人不敬。再如,姚广孝还去拜访故友王宾,而王宾也是闭门不出,只是让人传话道:“和尚误矣,和尚误矣”。
如此,基于以上原因,姚广孝在儒家的名声可谓是声名狼藉,“黑袍妖僧”恐怕就是儒家对于姚广孝最直接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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