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和王朔
王小波就是知识结构上有缺陷。他是学统计的。我有个很好的朋友，和我是中学同学，和王小波在人大的时候是同学，到美国也是同学。统计是非常严格的一件事，归纳法对我要说的道理如果不同意，可以不归纳进来，统计不可以，是不可以回避的一门学问，但可以分类。这弄好了其实是一个人格学，你能听很多人的意见，可以把人家的意见分类……这可以看出来，王小波在阅读上、小说上起步太晚，所以在小说的做法上，大概是杜拉斯这个系列。
我到法国去，有一天住在一个朋友家，我躺在床上看到天花板都是裂缝。早上起来和主人吃早餐时，我发现餐厅也都是裂缝。我说，这个上面为什么都是裂缝?他说那不行，我楼上是杜拉斯。我说裂缝和杜拉斯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个疯狂的女人，我不能和她说你把我家都弄裂缝了。杜拉斯也是很有她自己的特点的。
这又说到刚才，谁对我有影响(的问题)。我不这么看这个问题，以前我总是做一个比喻，我吃羊肉，猪肉，也吃牛肉，我不忌口，但你说我这个食指是猪肉变的还是羊肉变的?它不是这个关系吧?
所以同理，我要说的是，只吃一种肉是危险的。我想小波如果没有突发事件过去的话，随着阅读再宽泛的时候，他会进入另外的境界。这种境界很多人能够体会到。随着你的阅读，学习，接触的面越来越广的时候，人家发现你可能性格都变了。为什么?读得越多的时候越不尖锐，读得越少的时候越尖锐。
王朔他还挺有心气的，他叫“浑不吝”。真的很难一句话说王朔。但是作为一个作家，王朔的作品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语言，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觉得鲁迅先生是这样，因为我们后来很多人就用鲁迅的方式说话，遣词造句，思维惯性也一样。王朔做到了这点。从他开始，像佛教，像圣经，他开创了一种语言形式，就是颠覆性的。以前我们听文件会觉得很神圣，可到他那儿怎么味儿全变了，我们发现可以不那么尊重，不那么神圣，不那么可怕了。语言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王朔做到了这件事。
说《梅兰芳》
说到《梅兰芳》，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这是好几年前了，有一个制片人请我写写梅兰芳的剧本，因为他得到了梅葆玖的授权。梅兰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拍，必须得到家属和文化部的许可才能够拍。他得到家属的许可以后，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大做。我自己的判断是，现在不能够很好地写一个梅兰芳的剧本，有很多东西根本不能写的，应该交给后面三四代人去做，我们不可以做。
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什么?他同时还要拍一个梅兰芳的纪录片，我把这个活儿承担下来了。但是随着后来倒手――因为这个变成一个资源了嘛――就倒掉了，结果纪录片的那个也做不成了。本来那个纪录片我的构想是拍两个版本，一个能在中国广电局审查通过的，另外再拍一个版本卖到海外。
我父亲跟梅先生很熟，梅先生的很多事情我从小都听说过，也见过。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你见过，有时候它就会存在脑里一个叫“海马回”的器官里。这个东西会像牛反刍一样，没事这个影像从“海马回”里倒出来，你再重新去审视这个影像。梅家的很多其他有关系的人，我也有意无意碰上了。
中国所谓的“戏子”真的是非常难。1949年以后，说相声的人生存得好了。以前说相声是真没有地位，叫“撂摊的”，在天桥自己拿着白灰酒一个圈子，说相声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分半钟到两分钟，到两分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人听到最后，到外圈去听去了，随时准备走，因为说完就得要钱了。我小的时候还看见天桥那儿说相声的，说到快结束时，外头就往里扔啃完的冻柿子，“啪”就扔进去，白薯皮也往里扔，不但不给钱还带有侮辱性。我说什么来着?梅兰芳。所以戏子特别难，这个也非常难写出来。这其实跟社会制度的关系不是很大，就是生存。梅先生为什么众人一致说好?首先一个，比如到了深秋，梅先生马上叫账房拿出银子做多少套冬衣，挨家送给清贫的同行。我们现在叫“慈善行为”，梅先生用到点子上去了。有的慈善行为，是给人家锦上添花，那叫没用到点子上，梅先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就一套，大家都一样。
像这样的事情，不是别人不懂，是别人不做。梅先生做得好，而且坚持下去了。像这样的东西，才叫江湖气。我们现在说那个江湖气，是流氓气。江湖气就是人情世故。就跟以前镖局一样的，北京出发了，说是押东西去山东，这一道上豪强很多，你打得过谁?你谁也打不过。镖局的本事是什么呢?派一个人前去说和，我们过两天有货要过，拜托。钱留下。其实就是买路钱。这一趟，镖局打着他们的旗杆，凡是看见这个杆，沿路豪强都不骚扰。江湖就是人和人，社会和社会，社会当中的集团和集团这些关系。所以，如果拍梅兰芳，他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当中。等于在骂现在。
(电影《梅兰芳》电影里有一句话，叫“谁毁了他这份孤单，谁就毁了梅兰芳。”)
这“孤单”是知识分子的话，江湖中人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孤单。以前的人，孤单一冒头儿，他就找事把它解了，不像知识分子，享受这个孤单，认为孤单高贵，他有品格等等，这不是江湖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轻松多了，我们七八十年代，有个什么事，我得骑车到你家里，要不在的话，那骑回来才叫孤单。现在电话里说，咱们上哪儿聊聊，喝个咖啡什么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喝咖啡，常常是解决我们临时的孤单。以前这些事，解决得很好，真的只有到了吃不上饭了才造反。以前这些关于人际、人的心理问题，社会有一整套的解决办法，那么多因素互相结合着，都能解。
我注重的是梅兰芳“江湖”的方面，所以他才会有和齐如山等人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以前人的所谓“最基本线”。我们看齐白石的回忆录，那就是感恩录，什么时候谁跟我说了一句话，谁什么时候帮助我，使我有了改变，其实就是一生当中谁帮助他，他通过回忆录来分别谢他们，这就是江湖人。梅先生张口闭口也都是，“那年什么事是谁帮了我”，全部是这些。关于处理人情的能力，和对人情关系变化的预测等等，那是任何老百姓都看的东西，电影是个大众媒体，你把它拍成小众的就不行了。
算命这回事
算命这里头，我讲的话可能让很多人受打击，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都讲星座。星座这个事跟中国没关系，星座是阿拉伯人发现的，他们是航海民族，在茫茫大海当中，只能靠星座来辨别方向，所以他们就把各种性格、各种可能性，以星座来规划。中国 不是这样的，按照现在咱们说的，你是什么星座，安到自己头上，一定出差错，甚至危险。
中国的算命，其实真正说，是西汉和东汉之间的王莽新政，他为了给自己找说法，就急速发展，说它是合理的。算命发展是对周易这个系统的一次大异化，非常大的异化，对我们现在影响特别大。周易是很简单的道理， “易”就是变化， “这儿”变成“那儿”，“那儿”变成“这儿”，“这么”变成“那么”。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一个“根”，这个“根”是什么?这要说到种族了，种族是什么?就是肾上腺的分泌程度，就是一瞧这个人，说，你三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为什么?他肾上腺特别足，他一定出事。这是西伯利亚人种。咱们现在说蒙古人种，他一上来，有另外的化学物质分泌出来综合它，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不可能三日之内有血光之灾。肾上腺素被综合的水平使他能够避免很多冲动行为。一直到骨相也是，到最后，算命要摸这个骨相，摸骨相是什么?其实就是看你的种族构成，一摸你这个髋，就像刘翔的，刘翔这髋是黑人的髋，你蒙古髋再怎么也跑不过他。那个先天，你是受限的，你再怎么咬碎牙，努力刻苦锻炼没有用。一摸大腿棒，你祖先的血缘大致就知道。所谓“五行”跟这个也有关系，有方位的，这个综合起来形成口诀，综合起来构成你的血缘成分里面哪一个种占的成分比较大，因为到你这一代的时候，那个基因变成显性的了，变成显性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比如你的肾上腺的分泌水平，和被综合的这个程度。这个是要算命的话，这是最底下的那个根据，之上就是催眠，
西化很重要
我小的时候不太懂，后来慢慢自己理。后来我发现， “西化”很重要，好比说外来文化很重要。
我们传统的语言，我们能说到什么?我们说是清朝以前吗?还是明朝以前?在东汉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次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就是佛教(的进入)。佛教早期的翻译，我觉得比玄奘要翻得好，玄奘翻译的接近准确，但是早期语言是有文采的，玄奘的东西没有文采。所以我们现在的《心经》念玄奘这个版本，不如去读“般若波罗蜜多”的版本，那个文采好，为什么?那个是我们念的，最合适的是用广东话念，非常好听。
佛教一开始进来时，为了传教，用非常原始的语言，就是放羊的人也能听懂。后来佛教的语言有一次“雅化”，又重新翻译，变成梵文，这个梵文就是雅言了，有些底层民众就听不懂了。听不懂必然导致信徒的收缩，收缩的结果必然导致供养少了。
玄奘的这次译经影响了我们的书面语，他确定下来的中文，对中古世纪以后的中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文字虽然最初发明的时候――按照张光直的说法，他就是为神的，所以他画个小图。他为什么没有语法呢?神看得懂图，你怎么做，神看得懂，所以他不要你说，你的车在外头被扣了，你得把语法什么这些都得调动起来，才明白这件事情的危险性，赶紧跑出去。眼神说话不用这样，两三个手势(就行了)，所以我们有那么多的手势等等，语言不是绝对的。所以中国的文字到后来才开始变成横向的，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变化。
后来到明末，利玛窦进来以后，他是耶稣会的，用《新约》。这个译经怎么译，当初的译者是谁，现在很难查到了，但这次译经没有官方支持，我估计更多的民间的、下层的读书人参与了，因此那里面的话非常适合我们用，它造成了，一个不管是纵向交流还是横向交流，很朴素的神性，“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样的东西非常干净。我自己通过读书，也就是读《佛经》和《圣经》，受到非常大的改造。
另外就是中国语言里有它自己的节奏，话本小说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我的小说里大概标点不起语法作用，而是节奏(作用)。比如说： “他站起来，走过去，说”。要写成一块： “他站起来走过去说”就完了。要把节奏标出来。在读的时候，你会有这个感应。所以说真正道家的东西反而对我有影响，禅宗的东西对我没有影响。
赵本山是“巫”
(阿城在《常识与通识》一书里提过“艺术起源于巫”的观点，如何来的很久没人能理解，在下面阿城有自己的解释：)
其实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看到这些使我首先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怀疑，第二对艺术起源的问题发生兴趣。这也变成我长久的一个兴趣之一。后来我跟朋友们聊起来，就说艺术是起源于巫术。是指“巫”这一类，一般国际上叫“萨满’。
你如果没有宗教信，你没有什么其他排解，艺术也是一个很好的排解。你可以在里头完成这个排解。担子还是交不到别人肩上，还得自己扛着，但是你可以完成压力的这个排解。
我们现在怎么能看到“萨满”?其实东北就有，我插队的时候，六几年，到东北，那个时候还有。现在的“二人转”就是“巫”的一种，每年的春节晚会其实整个一晚上大家就等赵本山呢，为什么是这个状况呢?赵本山就是有这个本事，这就是“巫”的本事。
在古代，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因此“巫”是最大的艺术表演，他是总导演，同时他自己又介入这个表演，舞蹈、音乐、器具、造型，包括器具上的绘画等等，因为需要而产生。这里有一个话题，我从这儿岔出去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艺术家很痛苦，为什么呢?这其实是现代艺术或者说从艺术家开始“签名”之后。宋朝以后，在画上签名，签了名就是他负责了，政治、文字等各种因素都到他肩上去，这个人可能承担不了这么大，因此会把他压垮。所以艺术家经常疯掉，压力把他压疯掉了，海明威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回到刚才说的“二人转”，你要是看过东北“跳大神”的，你就知道他们有什么本事。你说，我昨天梦见我奶奶了，我想跟她说句话。巫婆、神汉说，没问题。然后就开始做。这种做其实是催眠法， (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深浅由巫婆、神汉掌握，以后巫婆神汉就开始说话。在被催眠的情况下，你认为那是你奶奶的声音，如果你不被催眠，像我这样的在旁边看着，跟他奶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整个催眠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了呢?想奶奶的这个孙子得到疏解了。在引导你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有诸多方法，其中包括置换，最重要的就是置换。其他还有歌舞什么的，巫婆、神汉会自己唱，嗓子的音质变调。
我那时候在东北插队，东北9月就下雪了，一直到第二年四、五月份才能出去。非常冷。这多半年干什么?就是炕上弄这些事。那个时候“二人转”还是秘密状态，各个屯子蹿，蹿了以后，说好了就聚到一个地方，谁家屋子里。当你进来时已经脖子往前倾了，这就有戏。所以二人转的本事在哪儿?他是半蹲着在炕上，咱们这个腿，像刘翔，未必有这个功夫。你看，腿那么粗，没有这个功夫。我们看京戏、地方戏都有这种(情形)，穿一个小袍子，实际上演员在里面蹲着走，这都是巫术的手段，非常的神奇，非常的超能力。语言呢?一说你就乐。到后来，有些东西没那么可笑，但是进入这个笑的气氛里，什么你都乐，就是傻乐。这时，比如说赵本山是巫师，他只要点一下你就进入了。他会引导你，所以赵本山自己本事很大，把手绢会扔起来转一圈，接住。这都是他们必要的技巧。这些技巧都是为了催眠。所以就要求“艺”和“术”，其实更重要的是术，只要掌握三五样术，就可以自己当巫婆、神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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