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历年间（766—779年），“贡茶刺史”李栖筠与“茶圣”陆羽通力合作，让产于太湖之滨的江南阳羡茶走进长安的宫廷，也走向了全国。
平生嗜茶的诗人卢仝（795－835年）曾在有名的《七碗茶歌》中写道：“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虽语带夸张，却可以想见此贡茶当年的江湖地位。
饮茶须有茶具。陆羽《茶经》说：“碗，越州为上，其瓷类玉、类冰。”越州就是如今绍兴、宁波一带。陆羽认为越州窑茶碗釉色青，茶色显得绿，造型也好，可见同时代的唐朝人对盛茶之器十分讲究。
宋朝人喝茶喜欢用盏和盏托，盏就是比较小的碗。他们视建窑（今福建建阳一带）所产黑釉盏为上品，因为黑盏映衬出茶色更白，符合宋人的审美趣味。
到了明朝，烹茶之法大变，是“先握茶手中，俟汤先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盏覆定”，也就是说，用茶壶泡茶，成为普遍的风尚了。原来，唐宋流行“团饼茶”，茶叶都碾成粉状，放入碗盏中加开水，再一搅拌即可饮用，而明初以来，散茶取代团茶，青绿茶均炒焙而成，饮用时需较长时间浸泡，茶香才能充分发挥，故需要用有盖的茶壶。
到这个时候，宜兴紫砂壶终于取越窑碗及建窑盏而代之，得以登大雅之堂。
宜兴紫砂陶壶，早在北宋已经始创。曾寄寓阳羡的大文豪苏轼在《煎茶歌》中唱道：“松风竹炉，提壶相呼。”比苏轼年长一辈的诗人梅尧臣在《寄茶诗》中写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但宋代紫砂壶仍主要是作为煮汤泡茶的水壶使用，是地道的日用品，直到明代，因烹茶风尚改变，才逐步演变成风靡天下的艺术珍品。
在宋元明历代江南名家的绘画作品中，也可窥见这一变化。如南宋钱塘（今杭州）人刘松年的《卢仝煮茶图》、元代吴兴人赵孟頫的《斗茶图》，画中水壶都置于火炉之上。到了明代中叶，同为“姑苏四才子”的名画家唐伯虎和文徵明，均留下过有关茶事的作品，画中除了煮水之壶外，几案上已有泡茶之茶壶与茶杯并列了。
既然品茶之余，茶壶鉴赏也成为雅趣，明清两代江南的文人墨客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紫砂陶艺术的创意中去。据现存文物及文献推断，自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大约五百年间，以各种形式参与宜兴紫砂陶艺创制的知名诗人、学者、艺术家接近百人，堪称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奇观。
宜兴紫砂壶能得到文人青睐，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紫砂陶质地古朴淳厚，不媚不俗，与文人崇尚的气质相接近。如清光绪初年日本人写的《茗壶图录》即赞美其“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年，朴讷如仁人，飘逸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尘如衲子”。真可谓极尽溢美之辞。
紫砂陶最大的特点，是不上釉而质朴自然，文人墨客能以坯当纸，“或撰壶铭，或书款式，或刻以花卉，或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见巧思。”大大满足了他们即兴发挥的创作冲动。
因此，一件出色的紫砂陶壶作品，除了体现制壶艺人功力的壶形、壶色、壶工外，还有文学（如铭文）、书画、篆刻、金石方面的价值，展现了典型的中国传统艺术中“诗书画”合一的风格。
名士配名品，宜兴紫砂壶的身价自然不菲。早在明朝末年文人笔记中就写道：“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清代也有人感叹：“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头一丸土！”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朝廷下诏罢贡茶，结束了前后六百余年贡茶的传统，也让古阳羡茶的官方认可地位告一段落。但几乎与此同时，团茶改为散茶，品茶风气嬗变，兼具实用与鉴赏功能的宜兴紫砂壶，又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挚爱，以至于数百年来享有独一无二的显赫声誉，真算得上是福地宜兴的大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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