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ucius' 'Consistent Wa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iritual Order
作者简介：董平，男，1959年生，浙江衢州人，哲学博士，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孔子的“一贯之道”，具体展开了二重维度：一是孔子对尧舜三代以来历史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之传承的一贯性，二是孔子在其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对这一价值理念之贯彻的一贯性。此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作者认为实即是《论语》的“允执其中”。“中”即“皇极”，即天道，即性，即“仁”，是为“中体”。“忠”以“正心”为义，“恕”以“如心”为义。“忠”借内省过程使本在之“中体”得以自觉建立，是为内在精神活动意义上的“允执其中”；“恕”借经验活动使“中体”得以展布流行，是为外向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以“仁”为中体，以“忠”、“恕”为中体得以内在建立与实践展开的二重维度，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以来的“一贯之道”，而且切实地重建了个体的心身秩序。“仁”的哲学，即是“中”的哲学。
来源：《孔子研究.学术版》(济南)2015年第20155期
一、作为“问题”的“一贯之道”
关于孔子的“一贯之道”，某种意义上算是儒学中的一大“公案”。《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论语》以“忠恕”连言的仅见之例，但其重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吾道一以贯之”，某种意义上是孔子对其毕生思想的总结，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则是曾子把“忠恕”领悟为“贯”孔子之道之“一”，或径直以“忠恕”为孔子“一贯之道”。但由于“忠恕而已”是曾子所说，非孔子亲说，则“忠恕”是否能够成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在后代学者中便大有争议。如宋代叶适即对此甚为质疑：
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尽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之，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①
按照叶适的观点，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并未自言其为“忠恕”，只不过是曾子“自转为忠恕”，而又“未经孔子是正”，所以是“不可便以为准”的。他认为正因为曾子仅“唯之”而又自以为“忠恕”，所以才使孔子一贯之道终于大迷：“世谓孔子语曾子一贯，曾子唯之，不复重问，以为心悟神领，不在口耳。呜呼，岂有是哉!一贯之指，因子贡而粗明，因曾子而大迷。”②所谓“因子贡而粗明”，是指《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对子贡所说“予一以贯之”，与《里仁》对曾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依叶适之见，其内涵所指显然不应为二。就孔子对子贡所说来看，“予一以贯之”显与“忠恕”无甚关联，而是以“学”为论，故曰：“‘一’以为‘学’，古圣人未之及也，而独见于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贡疑之。孟子自以为无所不悟，然渐失孔子之意。”③“子贡疑之”而使孔子“一贯之道”得以“粗明”，曾子“徒唯”，自以为“悟”而代之以“忠恕”，实则虽“唯”而未尝悟也：“故余以为一贯之语，虽唯而不悟也。”④按叶适的考察，曾子在孔门弟子当中，就其“资质”而论，实在也只算是平平；就其为学大旨而论，则以容貌辞气之行为敛束为主，而“于大道多所遗略”，因此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格”来独得孔子的“一贯之道”：
孔子没，或言传之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按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晩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没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然则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⑤
叶适之意到此已经非常清楚：他是坚决否定理学运动过程中渐次明晰并由朱熹所论定而成为理学之“共识”的“道统说”的。如若“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必有谬误”，那么“道统说”的流行观点即不能圆成其说，而由朱熹所论定的“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的统绪即无由建立而不攻自破⑥。但就本文的论旨而言，我们在这里无意论述理学“道统”问题，而只关心究竟应当如何来理解孔子“一贯之道”的问题。
从叶适关于孔子一贯之旨“因子贡而粗明”之说可见，他是左袒子贡而以“学”为孔子一贯之旨的大抵指向的。孔子之“好学”、“博学”、“多学”，不仅为众所周知，且确为孔子所亲自承认，以至于不仅如“达巷党人”、如“太宰”等皆以此视孔子，而且孔门弟子如子夏也以“博学而笃志”为倡导，如子贡则直以孔子为“多学而识之者”。或正因如此，孔子遂不仅公开宣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而且多次与其门弟子讨论“一以贯之”的问题。孔子质询子贡“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乎”?子贡答曰“然”，即表明子贡确乎视孔子为“多学而识之者”，然孔子明确对此加以否定：“非也”，继而说：“予一以贯之。”然则所谓“一以贯之”者，非指“多学而识之”，则是明白无误、十分清楚的。换言之，“学”虽然在孔子那里是极为重要、十分显著的一种品质或特征，但“学”必以“一”为指向，因此“学”本身并非其“一以贯之”之“一”。就此而论，则叶适所谓孔子一贯之旨“因子贡而粗明”，恐未必为事实。
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其语境似与对子贡所说略有不同。在这里，孔子是明确以“吾道”为论，并且明指“吾道”是“一以贯之”的，其语意落实的重点并不是“一”而是“道”，是强调了“吾道”本身的“一以贯之”。曾子“曰唯”，的确表明曾子对此“一以贯之”之“道”有其心领神会。而孔子未再加质询，则表明孔子对曾子之“唯”甚为放心，体现了对曾子之“领悟”的充分信任。就此而言，虽以“忠恕”二字为“夫子之道”是曾子所下“转语”，“未经孔子是正”，实质上当然只能代表曾子对“吾道一以贯之”的理解，但《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之“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足见孔子对“恕”的重视。虽孔子本人未尝“忠恕”连言，然就孔子学说的内在结构而言，“恕”必基于“忠”，故言“忠”则“恕”在焉；“忠”必形于“恕”，故言“恕”则“忠”在焉。曾子“一贯”之说，虽当时未经孔子是正，而子贡之问，则经孔子是正矣，故以“忠恕”为孔子“一贯之道”，仍有来自《论语》文本的证据。
不过我们认为，在孔子那里，其实是存在着双重维度上的“一贯之道”的，或者说其“一贯之道”是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来获得体现的。首先是历史传承的维度，其次是孔子学说的内在统一性维度。由前一维度，可见孔子对三代以来中国文明传统在历史过程中所凝成的独特核心价值理念之继承与传递的一贯性；由后一维度，则可见孔子经由其历史意识所转换的核心价值理念被贯彻于其思想之内在结构的一贯性。在前一维度的意义上，孔子因其历史意识的自觉而进入于历史的意义世界，从而成为“历史的现实体现者”；因其现实的生活实践体现了历史的意义，从而成为“现实的历史体现者”。他是现实地进入于历史并以其现实—历史的生活而展开其意义世界之无限丰富性的“主体”。在后一维度的意义上，孔子把经由其历史意识所转换的三代圣人之道，普遍地贯彻到了其自身思想的完整结构之中，从而为现实的个体能够自觉地成为“主体”而进入于意义与价值的世界建立了完整的心身秩序。“忠恕”足为孔子思想之纲领而成为这一意义上的“一贯之道”。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其实际上的困难并不在于阐明“忠恕”在孔子思想中有多么重要，而在于阐明这种重要性是如何可能的。本文的主要任务，正在于以前一维度为基础而对“忠恕”进行重新阐释，借以开明孔子的“一贯之道”。在现实的个体那里，正是“忠恕”的心体行履，才真实体现了双重维度意义上“一贯之道”，经验的生活世界才经个体自身的实践而被转换为意义与价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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