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有哪些大德高僧被认为死后成佛？

成佛？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可笑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也就是上座部佛教中根本没有佛的差别，修行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而上座部是释迦牟尼嫡传弟子，大迦叶等人结集的佛言教观，反而提倡大乘的大众部佛众，反是一些庶门，散修，大乘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佛说，放下执著，大乘却宣扬慈悲度世，请问宇宙全息，万物轮回因果，既然放下，又何必慈悲？很多人认为印度原始佛教是狭隘的，只求内证自修，不求慈悲度人，中国历史上很多佛教人物也证的全是小乘果，并无大乘一说，认为大乘是佛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国无论儒，道而或诸子百家都有一个天下观，即自己证道了，也要广推于天下，这是一种胸怀与责任，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内涵的根本是善文化，和文化，这为大乘文化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印度大部分地区并无此类似文化土壤，修行人大多内向，孤僻，反而强调苦行，禁欲，个人解脱比较多。这点大迦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实际上禅宗在印度佛教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菩提达摩很可能是个无正史记载的虚构人物，其本质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毕竟印度佛教是没有什么方便法门的，敛于自修，并不强调度众，因此在其最鼎盛时也依然是上层阶层间的小众教派，印度教（即婆罗门教）则始终处于最广大人民中的统治教派，这是很多理性的历史研究者和佛学爱好者的常识性认识，其实大乘乃至佛法在中国的兴起，主要要靠三个关键人物把握下的历史契机，一个是佛图澄，一个鸠摩罗什，一个是玄奘，中国自古是儒家文化圈，儒道文化思想深入骨髓，其实古代汉族人其实是很高傲与排外的，可以说除中华之外皆是蛮夷，是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佛教自东汉以来一直是极小众的，然而佛图澄到来时中国正处于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中华文化的民族凝聚力最孱弱时，这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需要一种文化来冲击中华文化固有的文化据傲和稳定社会民心，大师就在这时候适时出现了，佛图澄很巧妙的利用了统治者的心理，佛教的轮回因果观又极易让倍受战乱，生活贫乏的人民的精神寄托，再加上大师本人就是具备众多神通的大成就者，而广大的迂腐之人又最认神通，异能，因此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用甚大，后世中国佛教界泰斗人物多为其徒，其事纪就不多详谈了，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鸠摩罗什，伟大的译经家，精通多国语言，一生度众无数，最初修小乘，后改学大乘，把龙树空宗的中观，般若思想带入中国，虽然其在世时就遭受过很多质疑，认为他与统治者相互利用，不复佛教本来教义，尤其是与他同时代的小乘派的觉贤大师，很可能比他修证还高，但把般若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做了最完美衔接，是没有人可质疑的。玄奘，《西游记》唐三藏的原形，与罗什不同，他传播的是无著，世亲的大乘有宗，瑜伽部的唯识学思想，成为中国佛教法相宗的开山鼻祖，唯识学是最接近现代科学的佛法修证，其对佛法的修证对现代佛教影响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