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随着训练有素交警漂亮拌摔重重落地的那一刻，上海失去了一次展示与这个城市文明现代化程度相适应警务水平的绝佳机会。
交警与怀抱儿童妇女在街头对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两年前广东清远交警当街反击怀抱儿童妇女的一幕仍然历历在目。那一次，孩子没有摔落，但是这次事件中的孩子却并没有那么幸运。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重重落地的孩子并无大碍。然而，下一次呢？
在这一次事件中，公众已经开始只保持了底线的期待。几乎没有人认同违法妇女的表现，挑战警察权威的她应当被摔甚至可以突破比例原则当场击毙，也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主要的质疑性舆论只是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不要让无辜的孩子受到伤害。面对一条连对这样的期待都感到委屈和过分的警界人士的短信，我实在无言以对。这个时候谈什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还实在太过遥远。但是，现代进警务难道不应当给公众一个最底线的预期——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辜的孩子都会尽可能避免被伤害？
孩子不应当是撕裂警民关系的缺口， 而应当是凝聚警民关系、展示警察良好公共形象的窗口。遗憾的是，在最近一些年所发生的多起涉及儿童的公共事件中，公众看到的是相反的表现。远如2003年的成都李思怡饿死事件，近如2013年的南京饿死女童案，还有这一次的交警摔童事件⋯⋯
实际上，如何和孩子打交道既是一项需要专业训练的警务技能，也是一项急需重视的专门而独立的警务工作。在从来没有进行如何与孩子打交道“专业训练”、未成年人警务也还远远没有成为独立警务类型的情况下，难以奢求每一个警察都能够不在情绪化的状态下忘掉与生俱来的人性。也许从这个角度看，在这一公共性事件中责难交警的不当表现，的确有些过分了。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就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未成年人警务机构，但遗憾的是不久以后在侦审改革中被撤销。三十余年来，尽管少年审判和未成年人检察已经逐渐分别成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业务范围的重要且至少在形式上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未成年人警务改革始终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这样的状况亟待改变。
未成年人警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在警察日益手腕似铁的同时，时刻提醒他们的心中要充满慈爱。这正是未成年人警务的最大价值，因为只有这样，警察才不会成为仅仅令人生畏的存在。毕竟，我们的警察名字之前是大写的“人民”。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
姚建龙
2017年9月3日于CZ159次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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