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大多数学子期望通过高考打开人生新局面时，还有一部分同龄人放弃了高考，转而投向国外大学。例如，早在高二就飞赴美国读高中，最后进入哈佛大学的“衡水女孩”张媛琦。在一线城市中，高中国际班的发展十分迅速。2009年，北京市所有公立高中国际班的计划招生人数为440人，而2013年，其计划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355人，约为2009年的3倍。
长期以来，受媒体宣传影响，很多家长和考生都对欧美大学的优点“了如指掌”，争取到国外读书。而美国作家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的新书《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很可能会给那些膜拜西方大学及哈佛模式的人带去新的认识。
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是美国保守主义青年作家、《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多塞特1998-2002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坚持为学校保守主义报纸撰稿——这是很自然的选择。哈佛大学一直就是所谓美国自由派的殿堂，意识形态倾向于民主党，崇尚自然解放，包括性解放，也抗拒资本和权力威权。哈佛大学在保守的美国属于异类少数派，笃信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者和保守主义媒体在这所校园内同样要被边缘化。
美国作家罗斯·格雷戈里·多塞特新书《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
哈佛大学的特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这所高校经常被人用来说明何谓学术理想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宏大概念，但这种印象很可能是一种误会。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甚至斯坦福大学肯定要比哈佛以及哈佛化的中国香港、大陆多所名校更尊重学术自由，更推崇学术价值。哈佛大学以及其他一切以哈佛为建校蓝本的高校，核心特征在于为特权阶层培养接班人。正是因此，学术在哈佛的地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高，无论是校长、教授，还是学生，都注重的是“真正的交易”：追求成功和总能带来成功的人脉关系。
多塞特1998年进入哈佛就读。他很快意识到，学校“毫无遗漏地从美国的每一所高中和每一个小镇里挖掘最杰出和最聪明的（学生）”的招生宗旨只是台面上的说法，哈佛确实会招收“少数贫困学生、新移民的子女和蓝领阶层里绝顶聪明的家伙”，但绝大多数学生来自美国的富人家庭以及美国之外各国官员、企业家家庭。很显然，“社会和经济的层次划分才是实质”，能否进入哈佛这样的名校就读，特权（政治权力和财力）要比天资、学术基础重要得多。
那些少数来自非特权背景的奋斗者们，也将很快发现自己在校园内的陪衬位置，“被迫在陌生的大海里沉没或漂流”。这种结果与哈佛的学生社团传统有关。尽管哈佛没有耶鲁那样的秘密社团，但学生社团历史依然悠久，八个主要的学生俱乐部垄断着校园社交和话语空间，“精英主义是这里的规则”。多塞特曾试图加入其中一个俱乐部，却因为家世过于普通而被拒之门外。
向上流动欲念如何毁掉年轻人
平民家庭的孩子在哈佛校园内等级和特权的氛围下，备受压制，也有部分人试图改变这种命运。《特权：哈佛与统治阶层的教育》书中就讲述了苏珊娜·帕美这样一个被哈佛传统和向上流动欲念所毁掉的例子。
下面就让我们简单来见识一下苏珊娜这个哈佛曾经的社交“女王蜂”。多塞特回忆，苏珊娜容貌其实并不算上乘，“她也许算是漂亮的，如果皮肤上没有涂着厚重的白粉，眼睛里没有射出冷光的话”。苏珊娜给他留下的印象是精明，不带热情地与各路人马搭讪，并很快建立熟络关系，这是天生的交际花，或者说好听点，算是外交家。苏珊娜的交际手段高明，在各个学生社团都能见到其身影，她在其中几个社团大放异彩，成为了明星级学生政客。在她面前，普通学生必须学会仰视，要能以赞赏和欣喜的神态应和她“赏赐”式的目光。
交际花其实是花钱搞掂关系的。“自掏腰包资助公共事务”，是哈佛学生领袖，以及那些从哈佛和类似哈佛的高校毕业后从政者惯用的手段，说白了，这是有钱人玩的游戏。苏珊娜的生日派对，包下一座连锁餐厅，酒水敞开供应，男男女女跳舞嗨得相当尽兴，最后支出了2000美元。
问题是，她其实并不富有。苏珊娜的父亲是退休军官，母亲是车行销售员，按照哈佛的标准，这是穷人家庭。苏珊娜贪腐丑闻后来曝光后，哈佛学生媒体记者了解到，她在进入哈佛前，就不仅已经按照名门贵媛的标准来包装自己，而且还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她在高中阶段，担任学生理事会主席、肯塔基联合国大会的联席主席、国家荣誉协会副主席、反吸毒反酗酒组织副主席，参加过“州长的天才儿童项目”、西班牙语俱乐部等一连串公共组织，这份履历要比同期的奥巴马和小布什辉煌得多。苏珊娜追求自己的“美国梦”，朝着政客模式启动，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珊娜确实是按照哈佛的标准来包装自己、发展自己的。多塞特指出，“哈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所爱，在这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态环境里，充满了具有超常能力来击败每一个竞争者的生物”。不幸的是，苏珊娜们并不清楚，哈佛还有另一项法则，就是偏爱精英。多塞特评估指出，哈佛对学生提供慷慨资助，但目的是提升中上层学生，而并不专门优待贫困生。更要命的是，学校宽待富人学生的炫富行为，也鼓励包括中等收入家庭和穷人家的学生大肆透支信用卡，因为正常情况下，哈佛的学生毕业后就会进入硅谷或华尔街，获得收入丰厚的工作。
在一个普遍炫富和透支消费的校园，要想显得更有钱，就必须更多花费。前面讲了，苏珊娜家里其实并没有什么钱，为了融入哈佛传统特别是校友人脉圈，她将自己打扮为富家小姐，从室友那里借来名贵服饰，再在标签上署上自己姓名。她的室友究竟还是太过单纯，以及实在太有钱，所以也就不太在乎苏珊娜形同偷窃的行为。但这一点还不足以支撑她奢求的形象所需要展现出来的消费。苏珊娜就打起了学生社团经费的主意，最终东窗事发，被剥夺哈佛学籍和学位，她再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客梦，也不再可能进入华尔街，将投行从投资者那里骗来的钱还给银行以偿还信用卡债务。
苏珊娜的行为自然是不道德的。但她究竟有多大的过错呢？多塞特认为，苏珊娜只是哈佛校园文化和美国社会传统的牺牲品。美国1970年代后彻底转向金融资本主义，金融欺诈罪案的许多当事人即便获刑，也不会因此降低声望，这在很多时候被解读为对创新、创业失败的宽容。多塞特认为，这是对投机的宽容和鼓励，“她的这种自我创新的大胆举措，在我们的文化中有着巨大的共鸣”。
哈佛大学学生派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加入
被败坏的学术与自由
在多塞特看来，哈佛大学的学生成绩近年来严重注水，有更多的学生轻而易举地获得A或A-的成绩评定，获得B评定的简直寥寥可数。更突出的问题是，哈佛各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陷于意识形态束缚，教授们推崇的通识教育实际上是以削除阅读和学习压力来实现的。按照多塞特的说法，哈佛大学历史系甚至不开设美国革命史这样的基础课程，也不注重传授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教授们热衷在课堂上插科打诨，很少有人主动引导学生开阔视野。
学业如此容易，未来职业道路又被校友人脉所铺平，哈佛学生当然有足够的自信选择性解放，以及以民粹化的态度对待校方管理。应该指出的是，多塞特的保守主义背景以及其个人的恋爱失败经历，不可避免使得他对这两方面的批评有所情绪化，但哈佛历史上学生民粹化行动经常演化出现的校园暴力，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哈佛的学生相比美国其他带有保守主义色彩高校的同龄人，对责任约束的认识更为淡薄，这种习气随着哈佛办学模式在全球的示范性扩展，被传送到世界许多地方，催生出多塞特所说的“街头自由主义者”和“客厅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自由，却不容许哈佛校内的保守主义媒体对其行为提出批评。而在9·11发生后，哈佛人甚至群起发表对基地组织的同情评论，嘲笑美国公众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多塞特不无讥讽的写道，哈佛人对爱国主义的处理采取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哈佛校史里其实也在大书特书二战期间的牺牲者校友。其实，多塞特的评论还可以再犀利一点，如果他了解中国社交网络上若干公知的表述逻辑。
对于那些已经很有希望和机会进入哈佛，以及一系列按照哈佛模式运转的高校的青年学子来说，获得光明职业前景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便他们没有多么显赫的家庭背景，却必须服从这所顶级名校的特权传统，也要小心室友和同学掀起的炫富游戏。你必须了解，苏珊娜已经足够优秀，也不能实现那个不切实际的向上流动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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