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最快捷、最好做的生意，不是茶叶丝绸，也不是鸦片

大清国最快捷、最好做的生意是啥呢？不是茶叶丝绸瓷器，也不是鸦片，而是前段时间“刺杀辱母案”背后的高利贷。

据《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的记载，在1803年，他们把海外的资金搞到中国来放贷，年利率高达12%-20%，有的甚至达到了40%，更为夸张的是居然有短期借贷的月利率达到了5%，这也就意味着年息高达60%！要知道当时英国市场的直接融资成本不过3%，从中间人手里拿到资金，一般也就在6%-12%。

如此一来，跨国高利贷，成为了当时中英两国之间最具生命力的生意。据《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中的记载，仅1782年这一年时间，广州商人的外债规模就已经高达380.8万银元（折合白银差不多是266.6万两）。

这些钱，大多是他们将货物在中国销售后的款项，不少滞留在中国，从而牟取高利贷利润。这种生意一度成为一些外商的主要经济来源。而这其中的贷款人，多是那些获取了清廷的进出口许可证，却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的中国商人。持证的商人本来就不多，真正有资金实力的就更少了，大概也就三四家左右，剩下的大多数都必须从外商那里贷款从而获取流动的资金。

那么当时中国的商人为何会对资金如此的渴望呢？一个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国还没有成熟的资金市场，所以遇到资金问题一般都是靠熟人关系的社会借贷，从而导致融资难，成本高，高利贷横行；另外一点是因为当时他们需要从内陆采购茶叶瓷器丝绸等物，由于缺乏现在所谓的信用体系，只能现款结算，甚至有的还需要预付款项，如此一来占用了大量的资金。

最为致命的一点就是，当时的中国商人为了获取垄断外贸的特殊许可证，不得不孝敬有关部门，当时无论是朝廷官方还是各级官吏私人，都将他们当成了提款机。虽说乾隆皇帝在英国人面前自吹自擂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但却并不能阻止他对西洋奢侈品的极大需求，而最终为此买单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这些中国商人，他们自掏腰包将其买来作为贡品上贡。

至于外商方面，由于东印度公司垄断了绝大多数的业务，留给散客，也就是所谓“港脚商”的空间并不大。他们最终在两国的贸易缝隙之间找到了高利贷这一新的增长点。

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更大的问题暴露了，那就是高利贷所带来了的压力，迫使中国商人越来越深地卷入了“港脚商”的鸦片走私中，以获取最快捷的暴利。就这样在鸦片和高利贷的双重压力之下，中英两国的贸易陷入了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中，大清国无数的白银开始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