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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全球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下)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

□刘志彪

应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说明我们过去认可的某些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尤其是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继续实施所谓的扬长避短策略,放弃对GVC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是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全力拓宽瓶颈部门。

过去在静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们长期定位于GVC上的低成本环节,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静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当开放战略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初级要素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使其产出增加并使其出口具有竞争力;同时会使缺少比较优势的资本品进口增加。这样,国际贸易的规模就成为内生变量。对本国比较优势偏离度越小,其产出就越有国际竞争力,出口就越多;同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品产业产出会减少,相应地对其进口会增加。但是由于有竞争力的出口会带来更多的收入,使得该国有条件实现这种进口。这一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过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贸易量迅速增长的历史轨迹。不过,该理论对未来中国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其中问题之一是:当我们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产品时,并不能排斥其他初级要素密集的经济体也作为竞争者参与竞争。当某些可能具有更强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进入全球化市场,而地区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因种种原因出现滞后时,再继续把竞争优势集聚于原来的初级要素,可能非但难以实现出口收入的持续增加,反而会陷入“贫困化增长”的不良格局。

问题之二是:案例研究证明,以不适当的方式把自己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在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中,被走“高端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俘获,很容易在市场势力非对称、非均衡的网络中,被长期锁定在GVC的低端,长期走“低端道路”,其产业升级的任何实质性努力,都会遭到高端企业的阻击,因而只能长期维持粗放型增长模式。

问题之三是:这种定位容易在不安全和不稳定的GVC中,成为被上游企业遏制的对象,从而影响国家产业安全。这个事实已经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践所证明。

根据动态的竞争优势理论,对战略性瓶颈部门的拓宽,可以从幼稚产业开始。按照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可以对幼稚产业设置阶段性的成长保护期,以隔开外来竞争。在保护期内,政府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企业提高竞争力。除了可以补贴消费者、使用者,以及鼓励国内消费者优先购买国货外,还可以通过鼓励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进行资产兼并,迅速做大做强。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产业政策采取鼓励生产者提高产量的办法是低效的,甚至容易导致相关政府部门“被俘获”,出现欺诈和腐败现象。应该按照发达国家补贴幼稚性新兴产业的通常做法,主要采取补贴消费者的办法。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让国内消费者或用户用货币投票机制选出最强的生产者,淘汰落后企业。同时可以减少欺诈和腐败现象。

如何培育中国的“隐形冠军”

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更多GVC上的“隐形冠军”,对于中国打造现代化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制造业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如果说小国经济可以通过嵌入全球经济实现专业化分工和合作,从而建立起依赖外部关系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大国来说,却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依靠不断增长的、规模巨大的内需优势,去建设独立自主的、开放的工业经济体系,是中国最需要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的、关键的技术和知识,是市场换不来的,也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基础厚实的制造业和强大的军事工业。不过,我们强调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必须独立自主研发,并不是主张闭关锁国、关门研发,而是要在GVC的开放链条上,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要素,善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

当然,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优势和控制地位。另外,中国目前欠缺的技术,也不可能都由国家出面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因此,一是在实施扬长补短策略的过程中,需要集中力量去补最短的“板”,由此边际收益会更高;二是更需要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在战略追赶中的主体作用。根据笔者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长期观察,未来中国企业攀升GVC,可以采取的针对性政策是:让大型国有企业搞连续性的累积性创新,而破坏式的颠覆式创新则放心地交给民营企业去做。前者需要长期的积累,有时必须忍受一定时期的甚至较大的亏损,比如大飞机项目、大型船舰、大型电机工程等;后者处于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竞争的最高境界是颠覆产业和产品的界限和定义,民营企业当之无愧会成为主力军。三是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在开始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应对国内的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民营企业把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以防止急促的对外开放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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