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银行，又称“县乡银行”，是民国时期由县财政与民间资本合办，以县为经营区域，定位为服务三农的地方性银行。
自1897年5月，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以来，现代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我国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渐取代了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的地位。
随着现代金融机构的不断发展，在民国政府的主导之下，已逐步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国有银行为核心，以“南三行”、“北四行”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些金融机构以上海为中心，辐射我国东部、中部的主要大中城市，为我国振兴实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在这些在我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金融机构的阴影下，还有一类规模极小的现代银行，他们立足县域、立足三农，在曲折中摸索前行，不为人知。
这就是“县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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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银行最早可追溯到1915年北洋政府时期成立的农工银行。
为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县域资金融通，1915年11月21日，北洋政府颁布了《农工银行条例》，并先后筹建了大宛农工银行、昌平农工银行、通县农工银行等5家农工银行。
但是当时的县域经济普遍比较落后，缺乏现代化金融机构生存的土壤，而且北洋政府对推动县银行也不太积极。因此在北洋政府时期，县银行基本上没什么发展。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了贯彻孙中山地方自治的治国思想，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推动地方（县）自治。自1929年起，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县组织法》、《县地方自治条例》和《确定地方自治之方略及程序以立政治之基础案》。这些法令的颁布，为县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支撑与发展空间，加上30年代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浪潮的蔓延，对县银行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因此，截止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县银行法》颁布以前，全国的县银行达到了37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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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7年以来，虽然国民政府设立了32家县银行，但是县银行由于扎根县域，缺乏自主生存能力，与上海等地的商业银行相比，更是难以有天壤之别。
所以在1940年《县银行法》颁布以前，不管是政界、学界还是银行业内部，对县银行的发展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以1939年2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通过的《对于财政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之决议案》的审查意见最有代表性：
关于县乡银行之设立，困难甚多，一则有碍省银行或地方银行业务之扩充，再则此种银行，无上层机构以调节资金，实行上窒碍甚多，应由国家银行或地方银行于县乡适当处所，设立分支行，不必由各县另行筹设。
即便县银行的争议很大，但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在1940年开始大力推行县银行的筹建。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同时推行各项战时财经政策，复兴农村经济，动员基层力量用于抗战，于1939年9月又再度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全面推行新县制。
实行新县制需要大量的资金，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要求国家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为农村提供资金援助。但是这些国有银行认为农村经济凋敝，不值得在县里设立分支行。而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等原因，也不可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想到了“县银行”。
为了配合新县制改革，在“健全之金融可以增强财政，而合理之财政亦可以稳定金融”的思想指导下，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县银行法》，极力推动县银行的发展，以满足新县制建设各项工作的资金需要，因而《县银行法》就成了支持地方（县）财政自治的制度性安排，这时候县银行开始大量筹建。
截止1945年，经财政部核准登记，发放营业执照的县银行，达到了264家。到了1948年，根据中央银行稽核处统计，全国的县银行达到了53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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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银行法》具体的条款上看，县银行采取严格的核准制，主张官商合股，有代理公库特权，其贷款范围包括农林工矿、交通事业、水利、卫生设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配合地方自治的目的十分明显。
在《县银行法》颁布以后，财政部又颁布了《县银行章程准则》和《县乡银行总行章程》，以监督、指挥、改进县银行的管理，特别是解决县银行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
为进一步加快推行县银行，国民政府原本在1935年打算成立全国县乡银行总行，但因国防最高委员会认为县银行不需要全国总行，于是又撤销了，转而成立了全国县银行推行委员会，直属财政部。但财政部认为该委员会与钱币司职能重复，于是改于中央银行设置县乡银行业务督导处。
督导处成立后，为推行县银行发展，先后订立了《分区管理办法》、《中央银行加入县银行提倡股办法》、《县市银行代理县市库暂行办法》和《中央银行与各县市银行通汇联系办法》，并划分了84个督导区，进行分区督导。其中四川和陕西两省因地处大后方，因此对这项政策推行最为迅速和彻底的，到1945年，四川成立了126家县银行，陕西成立63家县银行，合计已占全国县银行半数以上。而其他各省因战争和资金问题，贯彻落实情况步调不一。
虽然县银行在政策层面声势浩大，但是在经营上却困难重重。由于抗战时期国家财政已经陷入困境，已难有财力支持县银行的发展，导致成立的县银行大都资金微小，周转困难。
由于县银行的推行，关系到地方（县）自治能否成功，因此国民政府在1945年又出台了《财政部授权各省财政厅监理县银行业务办法》，将县银行划归各省财政厅直接监管，并要求财政厅对县银行的业务计划、放款、提缴存款保证金和其他业务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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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县银行在政府的行政力量推动下，由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5家迅速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531家，但是由于县银行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导致“调剂地方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目的始终难于实现，更不用说支持三农发展了。而县银行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资本薄弱。北洋政府时期，曾规定县农工银行的资本以10万元为最低限额，但民国时期《县银行法》规定，县银行资本总额达到5万即可。由于抗战时期的县域经济普遍比较靠后，因此要成立一家资本雄厚的县域银行是不现实的。所以县银行资本薄弱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5万的资本总额实在是没有任何风险抵抗能力。
为了抵御风险，县银行也在增资扩股，但是效果不怎么明显。
据统计，1942年，在全国资本额和实收资本二项数据齐全的57家县银行中，实收资本总计1064万元，平均实收资本18.7万元。1943年6月，在财政部登记的109家县银行中，实收资本达到了3204万元，平均实收资本为29万元。而同时期的其他商业银行，实收资本普遍在几千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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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定位受限，且各自为政。一方面，根据国民政府的制度安排，县银行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出纳，虽然财政资金是县银行的主要存款来源，官股、商股各占50%，但是商股对官股又能有多少约束力？而后期官股更是由50%上升到70%，所以导致县银行大都沦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随意支取，极大的挤压了信贷资金。
另一方面，《县银行法》又将县银行界定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不能跨县，主营业务限定在农业。这种制度安排，让扎根县域的县银行更加难以吸收存款，发展业务。因为当时的农民既没有存款，又没有存钱的习惯，稍微有钱的地主又只会信任城市里的金融机构，对县银行这样的小银行实在缺乏信任。因此县银行的业务规模上不去，资本金更得不到有效补充，防范风险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为了生存，县银行不得不违规经营，将有限的信贷资源用于投放利润更高的工商业，而不会投放风险更高而利润更低的农业贷款。
此外，县银行由于自身实力弱小，省一级又没有现在省联社这样的居中协调机构，资金短缺现象十分普遍。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不少县银行时有发行小额本票或兑换券的情况发生，进一步加剧了县银行的经营风险。
作为监管部门的各省财政厅，也理解县银行的经营难处，因此，对于县银行违规经营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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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人才匮乏，经营乏力。一方面现代化银行制度引入到我国不过区区几十年，而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发，教育普及程度远远比不上现在，因此懂现代化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的人才十分之少。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又有大量现代化银行不断筹建，对人才的需求也是极为庞大的。
而县银行大都设置在教育落后、人才短缺的县域，所能提供的薪资待遇，与其他各种商业银行相比，差距甚大，因此难以吸引到有经验的银行管理人才，进一步弱化了县银行的经营管理能力。
县银行作为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在民国时期取得了快速发展，离不开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它的诞生，对改变近代中国金融机构区域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以及对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县银行受落后的社会经济和资金、人才等因素的制约，虽然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数量上取得爆发式增长，但是质量上却并不尽如人意，远远没有达到国民政府“调剂金融、扶助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的目的。
从县银行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发展县域农村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发展，一定要在不过度干预县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压实县域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同时要大力支持县域金融机构发展，提高县域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培养专业化金融人才，提高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水平，这样才能实现县域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
金融机构能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好了，又能更进一步促进金融机构发展。如此，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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