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意大利成为三国公约中名义上平等的伙伴，地中海和非洲就受到了重视，因为该国的主要野心据认为是在那里。“欧洲-非洲”地区被认为是一片单一的“大空间”，而地中海则起着“连接欧、非两个地区的水桥”作用。德、日两国承认意大利的主要利益在这个地区，而德国对非洲的权利要求据说是极为适度的。据里宾特洛甫说，“如果德国能够收回以前属于它的殖民地，它大体上就满足了。”意大利将获得非洲土地的最大部分，至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属地，那“可能将由德国、美国[原文如此]和日本三国瓜分”。
在这阶段，纳粹时事评论员显然觉得很为难，不知如何来说明苏联在轴心国侵略计划中的作用，它即便不是积极的伙伴，也是一个关心的观察家。这并不是说，纳粹评论员清楚地看出，三国公约同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协定有着基本的矛盾。相反地，他们费尽心机来着重说明，三国公约（俄国在1940年11月差一点也参加了这个公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因此不会影响到德苏关系。根据雅赖斯博士1940年10月6日在《科隆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当前这场斗争的结果将是建立一个“政治的欧洲”，它和所谓“地理的欧洲”是不尽相同的。这个“政治的欧洲”到俄国的边界为止，因为俄国本身是一个大陆，所以它可以说是德意两国势力范围以外的一片截然不同的大空间。
但是，如果德-意的生存空间到那累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便中止的活，那就没有满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在东方扩张领土的愿望。因此，直到1941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生存空间的鼓吹者才能强调新秩序转向俄国扩展的种种利益。根据1943年3月21日《德意志总汇报》的文章，大欧洲的生存空间“只有伸展到东方草原和四周沿海地区时”，才有可能永远获得保障。而同大亚洲空间的联系也就得以建立起来了。正象一个作者所说的，对苏作战并占领东方领土，能使原来已经过于偏西的重心移回到大陆的中央，从而达到恢复欧洲均势的目的。因此，把东方地区合并进来，乃是一个联合的欧洲当前的任务之一；各国的舆论都开始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要性，而不只是把战争当作保卫欧洲防止布尔什维主义的一种手段了。因此，每一个国家必须考虑一下自己对这一共同事业将作些什么贡献，并且“必须以合作者的姿态参加这个宏伟的欧洲大厦的兴建工作”。那些新空间的鼓吹者还坚持说，每一个国家必须“完成自己的革命”（即按照纳粹原则进行政治刷新），因为这种国家革命将是欧洲全面奋起的一部分，而欧洲的全面奋起将会带来一种“欧洲大家庭的感情”。
德国报刊和电台正是以这种精神欢呼轴心国及其卫星国的代表应召到柏林去，重订大肆宣传的1941年11月25日的“国家法”中的反共公约的。德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欧洲大会”。据说，这次大会表明：新秩序与战斗在东方的欧洲“十字军”具有共同的意义。为了纪念这次大会，德国电台播送了一支名为“欧洲之歌”的新歌，鼓励欧洲大陆各国人民为团结和消除国际上的不和而战斗。与此同时，柏林邮局使用了一种特制橡皮邮戳，上面刻着“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欧洲联合阵线”字样和一张饰有剑与字的欧洲地图图案。1941年11月28日的《德意志总汇报》趁着当时这股热情发表文章说：“欧洲合众国终于摆脱了不和、斗争和苦难而诞生了。”
这时，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异想天开的计划：以西欧最优秀的人民去开拓俄国被占领区，因为在这些日子里，他们经常鼓励青年人和农民承担起到东方地区去建立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农民壁垒的工作，党的冲锋队（即SA）被派遣到东方去促进殖民计划，而德国许多大学里则全开办了“东方问题研究”的讲座和机构。据称，自从1942年6月荷兰东方中队成立以后，三百万荷兰人可以在俄国被占领区内开辟的“现代殖民地”上过起较为美好的新生活。就德国本身而言，开拓东方地区据望可以大规模地重新分配边远地区农民的土地，而这久已是纳粹最渴望完成的计划之一。
纳粹技术专家和宣传人员提出的另一个同样狂妄的计划是：开发大空间的自然资源，并使成员国在物质方面彼此更为接近。为了弥补这个地区燃煤供应的日益减少，他们打算利用地中海和刚果河流域“潜在的水力资源”供欧洲工业使用，并在直布罗陀海峡兴建一座巨大的发电水闸，利用“大西洋流入的海水”去推动涡轮机。同时，还计划铺设一条“横跨欧洲的铁路”，把顿涅茨盆地同威斯特伐利亚的工业区连接起来，使西方可以较为方便地获得东方的丰富矿藏。将来有朝一日整个俄国“向欧洲开放”的时候，可能还将铺一条四米宽轨距的铁路，连接东西两方，上面行驶六米宽和七十米长的大型客车，其车速将高达每小时二百五十公里。欧洲的运河系统也将大规模地改进——包括完成奥得河-多瑙河之间的运河工程，使黑海与波罗的海连接起来，还要开掘一条“欧洲苏伊士运河”，通过阿尔卑斯山，使上莱因河与波河连接起来。德国的邮电部门也将把电报和电话设备改进得焕然一新。据说，他们已经同“欧洲的所有邮政管理部门”合作，“正在制订一项成立一个综合性欧洲邮政联盟的计划”。
就领土方面讲，要建立大空间就需要接受许多全新的概念，并且要修订一些原有的概念。以德国本身而论，它必须突破“俾斯麦帝国”的狭窄边界，因为今天的德国是“作为一个超国家的主宰者”，正“承担起超出民族国家范围的责任”。因此，“德国的概念”不再受“地图上标明的任何边界”的约束。还有，大空间本身“并不是一个地球物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整个领土可以成为凌驾于国家领土之上的一个统一体”（人民空间）。这样，大空间的地理界限不需要以任何现存的边界来划定。维尔纳·戴茨这时提出了“真实的和幻想的大生存空间”这个令人争论不休的课题。他称真实的大空间为“国际大家庭的自然生存空间”，它的特性、范围和形式，都是来自这种“国际大家庭”的“生物本质”。他把“欧洲国际大家庭”的大生存空间列为地球上六大主要地区之一。1942年3月8日的《德意志矿业日报》曾经较为含糊地提到一个“大西洋欧罗巴经济空间”。
就行政管理方面讲，大空间的组织所引起的问题，显然将通过把主宰民族理论同领袖原则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加以解决。前者是纳粹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后者则是他们在管理国家方面坚持要遵守的。因此，大空间行政管理的拱心石是“领导民族”，他们把“大空间结成一个统一体”，并且“制订出大空间秩序”。领导民族行使领导权的方式必须根据“实际观点来决定”，所以大空间的行政管理可以是以下四种形式之一：（1）结合管理：领导民族将通过外交代表“制订和指导”政策；（2）监督管理：领导民族将行使严密的监督权；（3）政府管理：“所有主要的行政工作将由领导民族的行政管理机构办理”；（4）殖民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下，大空间的人民根本不可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不论采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整个格局都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国际法不可避免地将被抛弃，因为如同维尔纳·贝斯特指出的那样，“大空间的秩序和大空间的行政管理，构成了一种新的共存的法律宪章，以前自由主义时代的‘国际法’和‘宪法’这些名称都不再适用了。”中立的原则也不能接受。“世界的改组”，其“结果可能产生出几个大区域，区域之间仍有可能发生战争”，但是这些大区域内的个别成员国要想“不参加这种战争，特别是欧洲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象另一个纳粹评论员更加露骨地所说的那样，有哪一个小国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在大国面前保持中立呢？中立的危机实际上是我们大陆结构的危机，是旧秩序和帝国崩溃的危机，也是新朝代诞生的危机。小国已经成了无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牺牲品，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在屈服时是不抱任何希望呢，还是充满希望。
德国对大空间宣传的基调总是随着军事形势而变化的。在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惨败的冲击下，主题就完全改变了。这时，他们不仅把殖民主义扩张的调子小心谨慎地降低了些，而且对帝国主义空间的谴责也变成了当时的风气。他们强调指出，德国正从事于保卫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战争，新秩序的建立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过去以后才能加以考虑。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后于1943年4月11日发表的冗长的公报中，德、意两国强调了这一意见，它们着重表明决心消除来自东、西两方的对“欧-非”地区的威胁，作为它们对保护欧洲文明的共同贡献。在1943年2月3日德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布的新的宣传指示中，国外的德国使团奉命采取这一方针：“英美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和繁荣，只会带来另一场残忍的战争”，而欧洲则应被描绘成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混乱，便是有利于所有国家的欧洲新秩序”。欧洲军事堡垒内的“欧洲合作”，这时成为德国最流行的宣传口号，甚至促使绍克尔在结束他对外国工人的发言时也高呼“新秩序万岁！”尽管象戈培尔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德国人过去一直“象魔鬼避开圣水那样”避免使用这种词句。有一时期，有人甚至建议，轴心国可以把它们的国际义务正式订入欧洲宪章。事实上，2月底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归来后，他们的确宣布要制订一项共同的欧洲纲领，并且给人以“欧洲法”随时即将公布的印象。
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那天起，到战争结束时为止，除了涉及俄国的威胁外，很少议论到新秩序。在这时期，德国宣传机构所关心的一方面是尽量缩小自己在领土方面的愿望和野心，另一方面却是夸大苏联的侵略计划。为了想把苏联宣传成为最可怕的怪物，戈培尔于1943年11月命令他的所有宣传机构搞一次他所谓的“新的大规模反布尔什维克运动”，利用红军军事方面的胜利，借题发挥，“使欧洲和我们的敌人毛骨悚然”。同时，德国在欧洲称霸深为可取云云的暗示，宣传起来比以前要谨慎得多。这时，他们只强调这一事实：德国仅仅希望在邻国中居第一位。戈培尔在1943年3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德国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不是凭武力和强权来维持的，而是以自愿为基础的”新秩序。据说在这种新秩序中，“没有‘大国’、‘中等国’和‘小国’”，只有“历史上独特的有形实体，它们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同整体的关系，不可能也毋须建立在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上”。为了使这种论点听来可信，宣传部现在发现有必要收回在对苏联发动进攻后自己向中立国所说的一些刺耳话。因此，它的语气变得痛苦惋惜，说是可惜这些国家对布尔什维克带来的共同危险和德国作战的真正目的全没有较为注意。在这一问题上，有一家报纸甚至断言，德国发动战争不是为了征服邻国，而是为了履行一项有利于欧洲各国人民的使命：“我们不是盲目而疯狂地想征服其他国家的人民才跨越过边界去的……我们是以新秩序和新正义的先驱者身分前往的”。笔者希望，本书以后的章节将对这种说法提供一篇适当的评论。
读过希特勒在1939年到1941年间这段时期里发表的演说的人，一定会注意到一项显著的差别：关于德国对欧洲新秩序的计划，希特勒闭口不谈，而他部下某些人却口若悬河。的确，尽管在1941年初纳粹曾开动全部宣传机器为新秩序这一概念进行宣传，尽管三国公约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措词那么明确，但是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却始终没有加以详述，甚至也没有试图说明它的意义。诚然，1939年10月6日他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曾经用过“新秩序”这个词，但那只是涉及两件具体的事情（解决东欧的问题和改组国际贸易）而已。其次，在1940年的新年文告中，他提到德国人是“为了建设一个新欧洲而作战”的；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说中，他称1941年为“伟大的欧洲新秩序年”。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似乎决心要把“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这句话的真实意义搞清楚。但是当他要求希特勒阐明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时，希特勒只从“自然利益”出发来说明三国公约的目的，显然并没有提到纳粹宣传中所解释的新秩序的较为广泛的目标。在1941年的新年文告中，他露骨地承认，战争时期急需解决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制度，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国际结构。只是到了1944年1月30日，新秩序的寿命显然已经指日可待时，希特勒才在他的一篇讲话中勉强提到纳粹自称代表“欧洲国家大家庭（dieeuropaische
Volkerfamilie）”所承担起的任务。甚至在那个时候，他也还是没有把霸占外国领土的行径说成是代表欧洲的一项行动，他只是说要把那些德国人居住的、过去属于德国的、或者经济上是德国所不可缺少的国家加以统一。
希特勒本人对新秩序的种种宣传一般总抱冷漠的态度，这一点不仅在他对德国作战目的的公开宣言中有所反映，而且也表现于他不愿意考虑他的顾问们向他提出的某些建议。这些顾问建议按照德国政论家不时提出的比较开明的方针去改组欧洲大陆。德国外交部显然至少有两次向他提出了这种性质的建议，可是两次都立即遭到拒绝。第一次是在比利时投降之后，冯·施特恩格拉希特（后来是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向他建议成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第二次是在1942-1943年冬天，当时里宾特洛甫显然已经拟好了一项计划，准备在德国的领导下使各被占领国家重新取得一定分寸的独立。
每当希特勒考虑重新安排欧洲地图时，他所想到的就是征服，接下去在可以办到的地方就直接并吞。戈培尔曾经扼要地说明了希特勒在这方面的态度。1941年2月11日，他在体育馆发表演说对，直截了当他说明德国是在为它的生存空间而战，“至于生存空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等到战后再去讨论”。关于希特勒如何追求生存空间一事，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对法国战败的第一个反应是强迫法国割让大片领土，把它们并入德国版图。接下去，经过仔细考虑后，他打定主意：从英帝国方面或许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他推迟了肢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作，以便使后者能追随德国进攻英国。最后，当英帝国拒不屈服时，希特勒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因为对苏联发动进攻似乎使他可以获得他在其他地区不能得到的大片领土。
希特勒改组西欧的初步计划，载在1940年6月19日在戈林总部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报告里，因而保存下来了。该报告表明，希特勒当时已经决定要把挪威和卢森堡变成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位则仍在考虑之中，因为德国有可能给予“佛兰芒人特殊的待遇”并建立“一个勃良第邦”。至于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将“重新并入”德国，同时还将成立一个“布列塔尼自治邦”。法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还不仅是这一点，因为希特勒显然还想并吞法国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方，“这些地方根据所谓历史的、或者政治的、人种的、地理的理由，或是根据任何其他的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不属于西欧而属于中欧的”，因此他授权内政部的施图卡尔特根据这种方针去拟订一个肢解法国的计划。
可是，希特勒经过仔细考虑后，似乎已经断定，“将来对英国作战时，倘使以可能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同法国人“合作”，那就对他更为有利。在这阶段，把力量集中在英帝国的“破落产业”（1940年11月13日他同莫洛托夫谈话时这样形容它）上，似乎可以获得较多的利益。因此，希特勒决定：他“不准备并吞法国（看来俄国人原是这么揣想的），他只是想组成一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大国的世界性联盟，包括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苏俄和日本”，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从北非到东亚”想牺牲英国来满足自己的所有国家的“一个联盟”。如同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希特勒对俄、德、意、日四国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的确作了长时间的全面的考虑，并且开始意识到，“使它们的生存空间发展的势头正常地全部指向南方，将是明智的方针”。日本已经转向南方了，但是它不得不工作几世纪，才能巩固在那里获得的领土。同样，意大利也将向南方，向北非和东非扩张。至于德国本身，它已“同俄国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等到西欧的新秩序建立起来后，它也将向南方，即“在中非境内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寻求生存空间。作为德国的势力今后将向“南方”扩张的一个保证，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显然准备在使苏联加入三国公约的那项协议草案的第一个“秘密议定书”内写入一项声明，大意是：除了“在缔结和约后，欧洲各国的领土将进行的调整”外，德国的领土要求将指向“中非地区”。
因此，在1940年夏末和1941年春天之间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这一次倒是由纳粹宣传人员忠实地反映出来了，因为希特勒显然准备承认，德国的命运（至少是它最近将来的命运）在于南方的非洲。如同希特勒在1940年9月17日同苏涅尔会晤时告诉他的那样，他并不把德国在中非获得“一大片殖民地”看作是一片“移民区”，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这类土地了，他只把它看作“一种提供原料的殖民地”。这将意味着，对法国作出某种让步，并对维希政府的各种缺点假装没有看见，只要他的计划在开始时不会由于法国和它的北非领土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注定失败的话。因此，法国暂时将承担起非交战国的任务，这就是说，它必须“在它控制的地区内，特别是在非洲殖民地内，容许并尽力以它所能支配的一切支持德国军事领导当局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然而，由于西班牙最后不愿意同新秩序共命运，这项重大的非洲事业终于落空，因为“向非洲进军”取决于西班牙的合作。佛朗哥将军从一开始就为西班牙的合作索取很高的代价。他在1940年6月提出的西班牙参战条件的一份备忘录里，坚持要满足西班牙对直布罗陀、法属摩洛哥、奥兰、里奥德奥罗附近地区和几内亚湾各殖民地的“民族的领土”要求。希特勒并没有因此灰心，他还是想设法使西班牙和法国的观点调和起来，并说服马德里和维希，使它们认识到，倘使轴心国在非洲的事业成功了，它们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前途”。但是尽管佛朗哥一再保证说，西班牙“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同轴心国完全一致”，尽管他公然承认“历史的命运”已经把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他“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但是当轴心国联合进攻直布罗陀并向北非进军的日期确定下来后，佛朗哥却认定西班牙在经济上无力参战。于是，所谓“费利克斯战役”（占领加那利群岛、北非和直布罗陀的代号）只得无限期地推迟下去，而希特勒也就开始再一次把野心转向东方，因为他心里一直感到他所追求的生存空间应该在那方面。
虽然1941年德国人对俄国采取的冒险行动有一个特色：即在发动军事进攻前先作了周密的政治策划，但是这种策划主要并不是为了要实现新秩序所标榜的目标，而是为了要保证对有关地区实行残酷的剥削。1941年4月20日以后，罗森贝格以希特勒“东欧地区问题中央研究代表”的身分制订了一项改组东方地区的宏大计划。他或许会争辩说，这个宏大的计划同他过去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明的新秩序的广泛概念是一致的。但是他的计划的重点在于德国将要获得的利益，而不在于欧洲的总的利益。按照罗森贝格的看法，德国必须集中力量在苏联被占领的地区内建立“三个庞大的国家单位，按照三种不同的法律加以管辖”。第一个是波罗的海地区。它开始时将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尽管最后“通过对适当的种族成分德意志化，通过德国移民向该地的迁徙，再通过把不良分子全部清除出去”后，它将变为德国本土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个地区不仅将移去一些伏尔加河居留地的德国人（“在不良分子全部被清除以后”），还将移去“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而且——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还有英国人”。但是，对原来的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和它们的内陆地区——白俄罗斯之间，将作出显著的区别。白俄罗斯由于“性质完全不同”，只能用作该地区的其余地方和总督辖区以及瓦尔塔兰的种族渣滓的“垃圾堆”。第二个地区是乌克兰。它将成为“与德国结盟的一个独立国家”。第三个地区则是高加索，它“同北面毗邻的地区一起”将成为“一个有一名德国全权代表常驻的联邦国家”。
总而言之，这根本不是希特勒本人所关注的那种大空间的规划。这一点，1941年7月16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讨论东方领土组织问题的会议上，他已有所表明。这时候，他关切的只是德国能够并吞多少被征服的领土。所以，在7月16日的会议上，他着手挑出可以立即并入德国的地区。他说，奥地利从前的行省加利西亚应当成为“德国的领土”。“整个波罗的海地区”——罗森贝格所建议的“德国保护国”地区——也应成为大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东北方面，列宁格勒必须夷为平地，然后再把它交给芬兰人，而且芬兰人还“要东卡累利阿”。在南端，必须把所有的外国人从克里木“和可能的最大的内陆地区”清除出去。然后，由德国人移居进去，再使它象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侨民居留地和“巴库周围的地区”那样，成为德国的领土。
在这次会议上，希特勒还表明了他对这一意见的看法，即对苏战争是代表全欧洲的一场战争，因此不仅是德国，而且所有同德国合作的国家都应该从中得到好处。这是宣传人员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他们认为，东方战役已经使德国能够用苏联的自然资源“供欧洲使用”，而发动这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战争，现在意味着“欧洲的公益应当放在民族的私益之上”。这也是遇到合适的时候希特勒本人在演说中乐于利用的话题。不过这一次是开诚布公说话的场合，希特勒并不是在作宣传性的演说。当时，维希有份报上恰巧刊登了一项声明，强调在反苏战役中所有欧洲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促使希特勒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怒气发泄出来了。他坚持说，主要的问题是：德国人自己知道他们要些什么。德国人不需要把他们的目的向全世界公布，德国的道路决不应因为这种宣言而弄得较为艰难。实际上，这种宣言是多余的，“因为只要我们武力所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在我们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我们反正也无可作为”。虽然鉴于德国人在东线遭到的挫败，希特勒后来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但是我们应当把他的这些话看作是对俄国发动进攻时他的真正的态度和实际的意图。假定希特勒发觉自己可以任意胡为的话，那么东方的生存空间无疑将按照他在1941年7月16日的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样组织起来，该地区里新秩序所标榜的目标将被人悄悄地忘得一干二净。
在纳粹宣传人员致力于说明新秩序外交结构的大量文件及评论中，他们总是费尽心机地强调轴心国的合作要比盟国阵营中的合作优越。据他们认为，极权主义运动之间观点的相同，以及轴心国领袖之间的友谊，使三国公约在国际关系中独具一种“特质”，并且赋与轴心国一种其敌人无法与之竞争的团结精神。因此，当英国、美国和苏联各自追求自私的、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德国和它的盟国却能够集中力量，致力于实现新秩序这一目的。只要轴心国——至少，在欧洲地区——完全由希特勒支配，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意大利和各卫星国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来看，纳粹宣传人员所描绘的卫星国如何自觉地、和睦地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那幅总的画面，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就德国和意大利而言，人们一般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新秩序的领导权的。因此，当所谓“欧洲青年协会”——轴心国和各卫星国青年运动的联合会——于1942年9月在维也纳成立时，它既有一个德国主席也有一个意大利主席，而为了实际的目的，该组织的管理工作则交由德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GloventuItaliaria del
Littorio）总指挥阿尔多·维杜索尼共同负责。这件事最后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但却是德国人企图培养起来的德-意平等这种假象的典型事例。希特勒本人经常煞费苦心地强调这两个主要轴心国家的平等地位，以及纳粹“革命”和法西斯“革命”目标方面的“绝对相同”（absoluteIdentitat）。其次，他还一直坚持强调他同墨索里尼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认为墨索里尼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相同。
事实上，这两个独裁者简直难得在对等的条件下会晤。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已经——引用一位几乎经常出现在他们会议上的观察家的话——“接过了领导权，并迫使墨索里尼退居小伙伴的地位”。希特勒不仅完全支配着几次著名的勃伦纳会议，“会议期间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他发言，只让墨索里尼“在会议结束前说上几句话”，而且他总把自己的意图隐瞒起来，不让他的意大利同事知道。因此，在1940年3月18日的第一次勃伦纳会议上，他故意一点儿也不让墨索里尼知道即将在西方发动的进攻，也不让他知道已经部署好的对挪威和丹麦的进攻，尽管这次进攻在会议结束后仅仅三星期便发动了。夏天，他拒不允许墨索里尼参加同法国的联合停战谈判。十二个月后，当他向俄国发动进攻时，他事先并没有向墨索里尼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德国部队即将进军时才告诉了他。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对希特勒把他看作小伙伴的这种倾向深为不满。据齐亚诺说，早在1941年6月，墨索里尼就承认：“拿我个人来说，我对希特勒和他的作风已经受够了。”显然，他对轴心国的会议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发觉自己“被人揿铃地”召唤了去，象“主人叫唤仆人那样”，而且在会议上还不得不听上几小时元首的“丝毫无益和令人厌烦的”独自。仅举一例来说，他不能宽恕德国人在克罗地亚对待他的那种方式，而且希特勒没有预先告诉他要对俄国发动进攻的那种傲慢作风，也使他感到非常恼火。如同日本人一样，墨索里尼也对德国人在占领区内犯下的暴行感到担心，在他看来，这种暴行“使欧洲变得象火山那样炽热而变化莫测”。因此，1940年秋天当他自己对希腊发动进攻时，他打定主意即以希特勒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等到意大利部队准备进军时才通知柏林方面。其结果是，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这一行动气得“发狂”，并且发觉自己仓促地介入了一场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新战争。如同他几个月后很牵强地向国会解释的那样，他感到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事：倒“不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去攻打希腊”，而是为了防止英国利用希-意冲突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
希特勒甚至在演说中也倾向于把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民区分开来。他赞扬墨索里尼是当代出人头地的“天才”，是“古代世界瓦解以来，意大利国土上最伟大的儿子”。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继续声称对他具有最为深厚的友情，而且说他已经“决定永远依靠墨索里尼，并断绝了同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关系”。可是对意大利人民，他却非常蔑视。在同日本人的谈话中，他清楚地表示，他不准备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意大利人，甚至在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意大利人民的看法。例如，1943年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费尔特雷举行会议时（即在墨索里尼垮台前一星期），他曾经严厉地责备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地面部队的“笨拙的、不象军人的举动”使停放在意大利机场上的许多德国飞机都损失了。在1944年4月23日的克莱斯海姆会议上，他对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所有“丢脸的”行为，特别是意大利“军官团”和在东线的阿尔卑斯团及其他团队的作战表现，大发雷霆。
在这方面，纳粹党的其他人士也抱有同希特勒一样的看法。表面上，纳粹党还是坚持德意联盟不能“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是以“法西斯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甚至在1943年9月停战协定签定以后，德国所采取的方针还是，不应因为“罗马一小撮财阀政客犯下的罪行”而责备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是，希姆莱由于他本人不象博尔曼那样是制订纳粹党这方面政策的人，不大担心意大利法西斯的垮台对纳粹党士气的影响，所以他对意大利人的缺点倾向于采取一种远为严厉的看法。1943年10月4日，他在波森向党卫队将领们讲话时曾经指出，意大利人中只有墨索里尼是“伟大的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认为，德国人一定“要明白”，意大利人的软弱在于“他们的血统和他们这个人种”。如果意大利是一个同德国“骨肉相连”的邻邦的话，“那么，要是它保持强大，事态将会大好”。可是，事实证明它始终萎靡不振，“能维持现状也就不坏了，非常之好了”。
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是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垮台，这一点可以从居住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内并在那里工作的意大利人所受的待遇上很清楚地看出来。在保护国内，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象意大利总领事于1942年2月有理由向齐亚诺抱怨的那样，“即便不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差些”，至少“的确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在其他占领区内，移民计划所带来的大批驱逐外国人的行动，也没有把他们列为例外。事实上，意大利人始终就没有被看作在种族上是同德国这个主宰民族平等的。他们一般不准同德国人通婚。三国公约签订才三个月，纳粹党就向德国境内各级党部发出秘密通知，提醒他们，这项禁令已经通过了。
在德国人和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人之间，广泛的合作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可能的，看来合作主要限于根据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布的“第24号基本命令”互相交换技术情报。甚至连里宾特洛甫在三国公约签订后特别重视的经济合作协定，也直到1943年1月20日才付诸实施，而且鉴于盟国控制住这两个轴心国“领域”之间的海运路线，这个协定主要也还是一纸空文。可是，德国的宣传机构却迅速提出了可以用来实现更为积极的合作的种种方法。它还大肆宣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2年1月签订的军事协定，欢呼它确保了“兵力的适当配置，以便为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作战计划做好准备”。它还强调日本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和德意两国陆军在非洲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联合作战意义，企图暗示轴心国正在采取一种“内线和外线”的战略，即由德国和意大利在陆上负责“内线”作战，而由日本在海上利用其“外线的有利条件”。然而，就连最乐观的德国发言人也不得不认识到，这种合作至多也将是偶然的。为了充实德-日联盟的内容，他们便侧重于德日文化方面的合作，由德国海军上将弗尔斯特主持的德日协会的分会在德国许多大城市里成立起来。对德日文化委员会的种种活动，也给以广泛的宣传。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38年的德日文化协定组成的，由外交部文化政策司的西克斯教授负责。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尽管德国报刊和宣传机构对东方这个新盟国的英雄事绩给予热烈的赞扬，但是有些人显然感到，在对德国负起的“北欧人的”使命写了和说了那么一大套以后，现在又同日本联合起来去攻打它的欧洲姊妹国家，这就德国说来是很不合适的。1942年1月1日，《巴塞罗那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阿尔瓦尔·范内斯的很长的文章，指责德国人“背叛了白种人”并“犯下了雅利安人的变节行为”，因为他们“为欧洲未来最大的威胁……‘黄祸’效劳出力”。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原来已经不安的情绪变本加厉。由于这种指责来自一个早已被认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在军事上）和新秩序共命运的国家，这就使德国宣传部显然特别为难。它连忙在它的国外主要宣传刊物《信号》上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进行答复，说“欧洲团结”的事业早在1870年和1914年使用有色人种的军队来攻打德国时就已经被出卖了。这件事在德国外交部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外交部于1942年3月派该部新闻司的乌拉赫亲王到罗马去，就这个问题向齐亚诺的秘书达耶塔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德国的公众也开始对德日联盟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普遍感到怀疑，因此1942年6月5日博尔曼不得不向纳粹党发出了一项特别通知，要求全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有关“黄祸”的进一步议论，他把这种议论说成是相当于“叛国罪”。但是，这种怀疑显然继续存在，甚至在最高阶层里也不例外，而希特勒本人则对日本人当时正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也开始不安起来。据戈培尔说，希特勒对“白种人在东亚遭到的惨重损失”“深深地”感到遗憾，有时还“忧虑地”问自己，“白种人最终是否能对具有巨大潜力的东方人民保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德国与其他轴心国伙伴和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它与意大利的关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全面地受到希特勒本人的控制。严格他说，西班牙既不是盟国也不是卫星国，尽管佛朗哥很早就向元首和墨索里尼表示过忠诚，可是就西班牙而言，自从1940年底它退出“费利克斯战役”以后，希特勒显然已经不再把它当作轴心国事业中一个得力的正式伙伴了。他得出结论，西班牙“只有在战争的结局已定时，才会出来支持一方”。然而，他认识到，“至少在表面上”同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有利的，由于他看清楚“西班牙的立场极为可疑”，甚至到1944年1月那么晚的时候，他都不敢采取任何“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加入敌人阵营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也不阻止德国报刊对西班牙的态度进行越来越直率的批评，特别是在1943年底蓝色师从东线应召回国以后。德国新闻界态度的这种改变，其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强调西班牙渴望合作建立新秩序的，是报刊上的撰稿人，而不是德国官方的发言人。原先，每当一支西班牙“志愿兵”分遣队到达东线时，或者每当志愿兵频频赴德国作宣传性访问时，他们总是十分显著地加以报道，甚至象1942年4月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国标足球比赛这类体育活动，也被急切地用来作为西班牙同轴心国“团结”的证据。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提到西班牙同轴心国的关系时，则谨慎得多，只把西班牙的态度说成是“非交战国”，或是“强调”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特殊情感的中立”。
在卫星国中，希特勒认为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之同德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其意义和意大利并不一样。可是，拿罗马尼亚来说，他个人同扬·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同墨索里尼的关系还要密切。事实上，他向墨索里尼承认，他“十分尊重”那位罗马尼亚元帅，虽然他“对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并不信任”。安东尼斯库元帅是希特勒遇到困难时曾经请教过军事问题的唯一外国人，也是在元首大本营中敢同希特勒毫无拘束地直率谈话的唯一客人。他还受到特殊的礼遇，希特勒从来没有给予其他卫星国领导人这样的款待。1941年6月，他事先便获悉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他于1942年2月访问希特勒时，纳粹党报以头版新闻报道了他的访问，而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吉斯林，却只给以简短的、不十分显著的报道。在这次访问时，希特勒亲自授给安东尼斯库金质鹰徽大十字勋章。6月里，他成为第一个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外国将领。
就政治方面而言，希特勒对安东尼斯库的这种偏爱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大大加强了后者同匈牙利人的对抗。显然，这并没有使希特勒觉得遗憾，因为他象这个罗马尼亚元帅一样，也“看不起马扎尔人”。何况希特勒本人对霍尔蒂的感情始终就不是很真诚的。首先，那个匈牙利摄政未能全心全意地合作去“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这一直使希特勒感到恼火。其次，他对匈牙利人不愿全力支持东线的战事也非常不满，甚至在公开演说中也流露出这种不满的情绪，时常用不同的词句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他的合作。在演说中，他还倾向于把匈牙利人同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在一起，而对罗马尼亚人则另眼相看。他认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于对轴心国的忠诚，在领土方面都已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匈牙利根据维也纳议定书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又在对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后得到了普雷克穆尔耶、巴奇卡和巴兰尼亚，罗马尼亚在对俄国发动进攻后收回了比萨拉比亚，并且并吞了外尼斯特里亚。在希特勒同墨索里尼的会谈中，他主张“轴心国的外长有责任心平气和他说服这两个国家”，使它们之间敌对的情绪不至于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还说，他本人已经告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如果他们双方不顾一切想要打仗，他决不会阻止，但是他们双方都会因此得不偿失的。”可是，暗地里，他显然已经向那个罗马尼亚元帅暗示，他往后会让那个元帅放手去对付匈牙利的。米哈依·安东尼斯库第一次到东普鲁士访问德国元首大本营后一个月，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942年3月19日的攻击匈牙利人的演说，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巧合。这篇演说一时使轴心国内部很有发生一场战争的危险。
至于保加利亚，希特勒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使他们不能参加这次进攻苏联的“十字军”。他同博里斯国王的关系一向并不错，即使不是真正友好的话，因为国王的“自然的”和“谦逊的”态度显然给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留下很好的印象。希特勒因为保加利亚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战役，所以给了它相当大的报酬，正如希特勒1941年5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忠实的盟友付清了“历史的债务”。如果不是由于保加利亚同莫斯科保持外交关系的话，他无疑会给予它更多的报酬的。这意味着，提到保加利亚在新秩序中的作用时，德国宣传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上，放在亲德派人士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正起着的作用上，而不放在可能牺牲苏联而作出的领土调整上。
至于芬兰，希特勒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它同盟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指美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象中立国的记者指出的那样，芬兰同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定，只是由于对一个共同敌人开展斗争而必须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虽然如此，根据作者写本文时（1953年）业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希特勒的确非常重视北方的这个盟邦。在1941年12月11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在赞扬各卫星国时特别提到了芬兰，并在1942年6月专程去芬兰进行访问。
就德国同各卫星国的关系而言，军事合作或许并不那么突出（有时候的确非常脆弱），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倒是希特勒所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保护”轴心国内的日耳曼人，第二，在德国试图“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保证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合作。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德国的政策是：坚持这些日耳曼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法人团体，有权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制订法律以维护他们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参加武装党卫队和德国其他军事组织，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当局保持它可能要求他们保持的那种关系。例如，斯洛伐克是1939年“战争爆发时手持武器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第一个卫星国。在那里，德国侨民团体的领袖弗朗茨·卡马辛便同里宾特洛甫经常保持联系，里宾特洛甫就用他作为非正式的德国专员。卡马辛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对于自己是德国特务一事也从不隐瞒。根据1940年7月21日的斯洛伐克立宪法令，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将由一个国务秘书处来代表。1940年5月，据宣布，他们是一个自治团体，除斯洛伐克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外，有权征收自己的赋税（Volkssteuer）。在克罗地亚，根据1941年6月21日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同年10月随后公布的一些法令，德国侨民团体也获得了自治团体的各种权利，其结果是：（1）他们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耶尔博士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最高权力；（2）日耳曼族人的文官都宣誓既效忠于希特勒又效忠于德国占领下的克罗地亚的首领帕韦利奇；（3）日耳曼族人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德国国旗，唱德国歌曲，穿制服和行纳粹党的敬礼。在罗马尼亚，德国侨民团体的地位，是在1940年8月30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时由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长马诺伊列斯库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后来，这项议定书又由一个协定和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前者是1940年10月6日由安东尼斯库与侨民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签订的，后者则是同年11月21日使侨民团体成为自治团体，并授权给它颁布自己法规的一项法令。象在克罗地亚一样，侨民团体的成员被迫既向当地政府（所谓“罗马尼亚军团国”）宣誓效忠，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在匈牙利，侨民团体的地位也是由维也纳议定书签订时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这项议定书赋予当地的德国人毫无阻碍地保留他们民族风俗的权利，并允许“匈牙利境内德国人民族同盟”在弗朗茨·巴施博士的领导下，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被承认为侨民团体的成员。日耳曼人将有自己的德国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将有适当的人数参加。可是，同其他卫星国家的日耳曼人享有的权利比较起来，匈牙利境内日耳曼人的权利仍然受到严密的限制。他们没有获得法人团体的地位，他们领袖的权力也不能同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侨民团体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地方当局禁止他们在国旗旁边悬挂“万”字旗。在匈牙利议会的辩论中，议员们常常流露出对日耳曼少数民族领袖们敌对的情绪，而在种族上属于日耳曼族的人们，大多数又都拒绝参加纳粹党控制的侨民团体。
象日耳曼人那样，犹太人也成为德国干涉卫星国内政的一种借口。1941年12月，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领土”司的副国务秘书路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德国的计划究竟要求各卫星国参加到何种程度。根据路得的意见，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下列方法：
1.将居住在德国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2.将占领区内已经丧失公民权的所有德国犹太人押送出去；3.将所有塞尔维亚犹太人押送出去； 4.将匈牙利政府移交给德国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出去；5.向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德国准备把居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6.促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制定类似纽伦堡法令的法律； 7.劝说欧洲其余各国政府颁布有关犹太人的法律；8.并象以前那样“自觉地”与盖世太保“合作”以执行这些措施。
有一时期，纳粹当局显然妄想起草一份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共同条约，要求防共协定的所有签字国予以签署，从而使他们的“彻底解决”计划对各卫星国都有约束力。可是，这项计划似乎遭到了反对，因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都不愿意对这种多边的谅解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德国最后决定对各卫星国分别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一个个同德国签订双边协定，允许德国人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出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还是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号令。为了要澄清有关“彻底解决”建议的许多问题，纳粹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在会上，海德里希发觉不得不指出，尽管“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项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尽管“罗马尼亚也已经委派了一名主管犹太人事务的专员”，在匈牙利“却仍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迫使该国政府接受一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顾问”。但是，事实上，正象里宾特洛甫的特使费森迈尔于1943年4月和12月两次访问布达佩斯回来后不得不汇报的那样，外交上的任何威胁都没有能促使匈牙利人改变态度，事实上匈牙利押送犹太人出境的工作直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该国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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