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人生，城市之败

——缺乏城市治理智慧的不当处置使得政府不经意间将自己置于公众的对立面。

——为生活在城市灰色地带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机会才是一座城市包容性与政府执政智慧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从土地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城市化的基本前提。

当2009年冯仑在哥本哈根的国际论坛上阐述着他的立体城市的宏大计划时，可能不会想到，在每年大量外地人口涌入的北京，早已以另外的方式呈现着城市的“立体”。

井里蜗居，井外流浪，在北京丽都广场上徜徉的人们大多不知道他们脚踏的热力井盖下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而生活在这个难觅阳光的世界中的人，或许就是我们身边从未注意到的外地零工和乞讨者们。

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居住在窨井下达10年之久的王秀青们不可避免地见了“阳光”，而各界的关注带给他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如他一般的城市流浪者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失去唯一可安身的居所。

当然，在此之前，王秀青般的“井底人”一直为躲避巡警和城管进行着长时间的猫鼠游戏，并且即使此次“风头”一过，他们或许依旧会重新撬开已封死的井盖，继续着“井底人”的人生。

于是，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如此之大的北京，对这些流浪于这个城市的人而言，为何又表现得如此之小，甚至如此缺少温情？

2011年，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但包容的北京有时看起来依旧如此之小，小到难以在可见阳光和月亮的土地之上为进城的赤贫者纳出一小方容身之地。

任何人不敢说城市贫民不属于城市，可实际上，他们往往被人为排斥在高楼耸立的城市之外。而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在北京上演。去年7月，广州白云、天河等地被曝在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水泥锥，以驱赶露宿街头的流浪者。类似的事情还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城市救助站的乱象。城市流浪者与其流浪之地的政府像是天生的冤家，在公众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城市社会治理局面愈发严峻的悖论中，上演着一次又一次不对等的博弈。

尽管被曝光的城市赤贫者被侵害的事件背后有着多重原因，但这种博弈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缺乏城市治理智慧的不当处置使得政府不经意间将自己置于公众的对立面。尤其对于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谁又会保证自己将来一定不会成为不当处置的牺牲品？

事实上，无论国内外，大型城市里的底层收入者与政府之间从来难有和谐可言。2005年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骚乱就发自著名的贫民窟拉库尔纳夫。 历史上美国在对待黑人贫民窟问题上也曾屡屡发生暴力冲突。即使在以自由经济和平等受誉的香港，也出现过政府部门洒水驱赶公园流浪者并引发大规模抗议的事件。

这是因为，城市底层收入者往往是城市经济增长红利惠及最少的群体，难以分享发展果实使得群体财产收益、受教育水平、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情况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同时，这种恶性循环也使得他们成为城市犯罪的高发群体，给城市安全带来更多的隐患，也自然成为让地方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群体。

然而，贫富分化过大的情况之所以在大型城市体现得更为突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比起中小城市，大城市虽然对于从外地涌入的低收入者有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作收入，但同时为维持生活所须付出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也更高。更高的生存风险虽然成就了一部分怀揣城市梦的淘金者，但仍有很大部分人由于各种因素使得生存状况不仅没能好转反而愈发恶化，以至于成为居无定所的赤贫流浪者。

但是，此间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并不能以市场自由竞争下的优胜劣汰作为掩饰的藉口，也更不能将难以管理作为一座城市无视他们的理由。

尤其在年平均约1%城市化增长率的中国，赤贫流浪者恶化的生存状态无疑让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缺乏幸福感、安全感以及环境归属感，甚至进一步质疑和反对城市化本身。

而一旦当一座城市成为人们心中贫富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的具象化表现时，对城市决策者而言，任何一个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将面临更大的舆论和施行阻力，即使政策和制度本身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所以，基于中国的大多数城市还没能建立起完善高效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的现实，城市社会治理的智慧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激变的语境下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对于低收入者的态度上，城市管理者的手段依旧简单粗暴。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目前在中国大中型城市中广泛上演的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改造。城中村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在中国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土地管理制度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复杂性。显性的共识是，城中村为大的城市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带来诸多的负外部性。然而，在城市保障性用房供应量还远远不够的背景下，城中村里的宅基房在事实上扮演者廉租房的角色，发挥着降低外来低收入者生活门槛的作用。但在一个又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对租赁房屋的低收入者的流向的考虑却一直是公共政策中的盲点。而这个盲点无疑将为这些租住廉价房的人群带来更多的生活不便和更高的生活成本。

此外，未能幸免的还有国内大城市内部的群租房。2010年，北京市对此进行集中整治，但带来的效果是除了给低收入者增加了更多的生活门槛外，“蚁族”群体从未真正消失。

事实上，比起北京环境恶劣的群租住房，香港的“笼屋”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十人蜗居在旧楼狭小的房间内，每个床位用铁丝网围住，因看起来像一个个笼子故而得名。

“笼屋”的存在被港人视为香港的耻辱，但当局的做法是，在无法为这些低收入者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整治和修缮缓解“笼屋”的消防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号召社会福利机构为赤贫的露宿者免费提供“笼屋”住宿并进行救济。

当然，我们讨论的一个逻辑起点是，外来人口的涌入是经济和社会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正如王秀青对媒体所言，“现在老家可能有活干，赚的钱也不比在这少，但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

进入城市的外来低收入者不是因为户籍所在地发生饥荒、战争等而使基本生存权受到威胁，而是为了找寻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发展空间。

所以，尽管以王秀青为代表的“井底人”即使距离城中村租户和城市“蚁族”还有着很远的距离，但一个共同的指向是，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口的涌入速度将高于城市承载能力的提高速度。换言之，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而言，还远远没有到大规模集中消灭城市灰色地带的程度和时机。而为生活在城市灰色地带的人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机会才是一座城市包容性与政府执政智慧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从土地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城市化的基本前提。

所以，当以资本和要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思路不知不觉成为了大多数城市价值取向追求的全部时，我们发现，“井底人”的井底人生，便成为了中国城市困境最贴切的隐喻，亦可谓，井底人生，城市之败。

(张五明 凤凰网城市频道编辑、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