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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报 - 新文化网美国空军人员和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艾诺拉·盖”号轰炸机合影。“艾诺拉·盖”的名称，源于该机机长保罗·蒂贝茨母亲的名字
将京都移出原子弹攻击目标名单的史汀生
新视界周刊A13版~A15版
七十年前的今天，日本无条件投降。
几天前，日本的两座重要城市广岛和长崎，分别在8月6日和9日遭受了原子弹的攻击。
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七十年，但“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是否合理”，仍然是美国几十年来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
时至今日，美国国内似乎仍未对这个问题达成更多的共识。他们都在争论什么？近日，美国媒体列举了五种最富有争端的话题———
第一，投放原子弹结束了这场战争？
认为投放原子弹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观点，在美国是一种非常主流的观点，实际上，美国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里也都如此记载。
不过一种说法认为，日本政府的会议记录向外界揭示了更为复杂的故事：苏联8月8日的宣战可能给东京带来了更大的打击。历史学家长谷川毅在其著作《与敌人赛跑》一书中写道，“事实上，是苏联发动的攻击，而非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件说服政治领袖决定结束战争。上述两个事件一起，再加上8月9日投放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提出投降理由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投放原子弹挽救了50万美国人？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自己的战后回忆录中写道，一些军队领导人当时告诉他，如果对日本展开登陆作战，那么美国军人的伤亡可能达到50万。
不过，根据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1945年6月中旬的预测，原定于11月1日开始执行的登陆日本作战计划将会导致美军伤亡人数达到19.3万人，其中将有4万人死亡。
不管怎么说，正如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言，在原子弹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使用原子弹，而美军将士在登陆日本时战死在海滩上，那么他将面对美国民众的怒火。
第三，投原子弹只是为了展示威力，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一种说法表示，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只是为了向日本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可以当着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员的面，在一个无人岛或沙漠中引爆原子弹，或是用它炸掉位于东京之外的富士山的山顶。
还有说法称，当时美国还有另一种选择：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美国从截获的通信信息中了解到，日本当时最关注的事情是不要把裕仁天皇当做战犯对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罗斯福于1945年4月中旬去世后，杜鲁门总统重申了上述要求。
第四，日本在遭受原子弹攻击前是否接到过警告？
美国在实施常规轰炸前曾在日本多个城市上空散发传单，敦促平民逃离现场。有关各国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呼吁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美国散发了写有“除非日本遵守上述命令，否则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的传单，杜鲁门在广播中讲话时也曾谈到过“从空中降临的毁灭，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这些行动导致许多人相信，日本平民当时收到过有关即将发生的核攻击的警告。
不过，在核武器首次使用之前，已被选作攻击目标的那些城市都从未接到过任何明确的警报。一种说法称美国是有意忽略警报的，他们担心，接收到预警的日本人会击落装载着原子弹的飞机。
第五，投放原子弹是为了获得超越苏联的外交优势地位？
很多人都持有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希望在苏联参与相关战斗前利用投放原子弹的做法终结针对日本的战争，以免让苏联人在战后制订和平解决方案时扮演重要角色。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实际上，是军事计划而非外交优势决定了实施原子弹攻击的时机。
不过，战后的政治考虑确实对原子弹攻击目标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时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把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城市京都从攻击目标的名单上删除———他本人对京都十分熟悉，他和妻子曾在那里度过蜜月。据史汀生说，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其理由是，如此残酷的行动所带来的痛苦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不可能会令上述地区的日本人与我们和解，而不是不可能让他们与苏联人实现和解。
美国民调你是否赞同向日本投核弹
1945年
8月85%赞同10%反对
1990年
53%赞同41%反对
1995年
59%赞同35%反对
2005年
57%赞同38%反对
2015年
56%赞同34%反对
1945~2005统计数据来源于盖洛普，2015年统计数字来源于皮尤。今年的调查中，65岁以上的美国人仍有70%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合理的。不过，相对的，在18岁~29岁的年轻人中，47%认为使用原子弹合理
日本民调美国核攻击是否合理
调查时间：2015年
74% 不合理因为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
16% 不知道
10% 合理否则可能导致战争持续更长时间
近日，美国媒体从数千封读者来信中，整理出了对这一话题的部分看法，有的表示支持，有人表示谴责。
通过其中的一些看法，我们似乎可以略微窥见70年后，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毫无疑问，我能在这世上，是因为扔了原子弹。我的父亲当时就在一艘满载着美国青年的船上，正准备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的攻击。按照预计，那将是一场残酷的战役。投下原子弹后，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父亲跟我说，当时船上一片欢腾，几千名美国小伙子知道他们不需要上战场了。
———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哈罗德·格罗德曼
那是为了达到一种政治目的，对平民百姓进行的恐怖袭击，是典型的战争罪。哈里·杜鲁门是一个战争罪犯。———纽约州纽约市，劳伦斯·毛斯杜鲁门做了正确的选择。那样做是否救了日本人的命无关紧要，他的做法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减少了美国人的死亡，结束了战争。
———亚利桑那州天堂谷，弗兰克·杜利特尔
投放原子弹是1945年的决定，不是2015年的决定。在杜鲁门看来，20万日本人的死亡，比起40万美国人的伤亡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除了这个考虑，还有开发核武器及其投放所需要的B-29型轰炸机的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费用。如果不投放原子弹，而且有更多的生命损失，那当初为什么要开发原子弹呢？
———马里兰州鲍伊市，爱德华·威索基
把我自己置身于1945年8月。那时，法西斯轴心国毫不犹豫地轰炸、折磨和屠杀任何与同盟国事业有关的人。如果那天早上，我在艾诺拉·盖号轰炸机上（EnolaGay是向长岛投放原子弹的飞机的名字），我觉得我会这样看，那只不过是一颗可能迅速结束战争的大炸弹。假如我有办法的话，我觉得我会每天投一颗原子弹，直到天皇本人说“求求你，别再投了”的那一天。
———印第安纳州卡梅尔市，乔治·赫林顿
只要看看对日本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的人员伤亡的估计，就知道不使用原子弹可能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美国投原子弹的决定是悲剧性的，美国官员应该永远与日本人民一起哀悼死者。但是，如果没有投放原子弹的不幸决定，战争会拖延下去，双方的损失都将会是灾难性的。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扎卡里·霍夫曼
对为了加快一场可怕战争的结束而投下原子弹，我没有反对意见，但我对选择广岛、长崎或任何其他人口集中地区作为靶子持反对意见。与选择把原子弹投在城市相反，美国本该选择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本来也可以展示原子弹的巨大威力，让日本政府知道其继续战争的徒劳，同时也能挽救十多万平民的性命，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受了难以置信的可怕创伤。
———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约翰·凡卡特
没有人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把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来达到相同的效果。即使日本在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后仍拒绝投降，迫使我们不得不投放第二颗，正如在1945年发生的那样，但这会导致死亡人数减少一半。
———马萨诸塞州斯多镇居民伊丽莎白·米晁德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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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挽救了京都？
在人类首次将核弹用于实战前几星期，长崎并没有被看作是轰炸的第一目标。
原子弹投放地点由美国军方高层组成的“目标委员会”和科学家联合制定，京都曾在考虑范围之中。现在的京都，有超过2000座寺庙和神社，包括17处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当年遭受灭顶之灾，恐怕将没有今天的古城。
是谁让京都逃过一劫？外媒对此进行了揭秘。
爱恨交织
“这是一片城市工业区，有100万人口，”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目标委员会”的决策者们如此讨论京都。他们认为，这座古城的高层次人口也是将原子弹投到这里的理由，“他们会更能体会到这种武器的意义。”
“美国军方将京都视为理想的核打击目标，因为这里从未遭受过美军轰炸，大量的工业基础设施保存完好，”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历史学家亚历克斯·维勒斯坦说，“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也倾向于轰炸京都，因为那里有多座知名大学，而他们认为这些知识分子能很好地理解原子弹不是一种简单的武器，而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但在1945年7月初，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下令，将京都从打击名单中除去。他强调，这是出于文化重要性的考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目标。
“一开始，军方不同意剔除京都，而且重新将它放回到打击名单中，直到7月末的一天，史汀生直接找到了杜鲁门总统。”维勒斯坦教授说。
史汀生在7月24日的日记中，透露了与杜鲁门的谈话内容：“他（杜鲁门总统）特别强调，同意了我的建议。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日本遭受到的苦难会在战后长久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能难以与美国和解，而转向与俄罗斯人结成同盟。”
这次会谈后，长崎取代京都，被列入原子弹打击名单。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史汀生反对核轰炸京都，源于他个人的情感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史汀生反对轰炸京都，因为他对这座城市存有个人的情感，这让其他反对轰炸的理由都成为合理化建议。”维勒斯坦教授说。
在1920年代，史汀生曾以驻菲律宾总督的身份数次访问京都。一些历史学家考证后认为，他和妻子曾在那里度过蜜月，对日本文化怀有仰慕之情。或许自恃对日本文化理解深刻，他才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参与囚禁10万名日裔美国人的计划，理由是“从种族特征判断，我们无法理解并信任日裔美国人。”
一种说法
现在学界大多数人仍认为，美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兰登·华纳曾建议美国军方不要轰炸日本历史悠久的古城，包括京都，而不是备受争议的史汀生。京都和镰仓两座城市甚至在战后向华纳颁发奖章。
日本历史学家守男吉田在1995年出版的著作《把原子弹投向京都》中认为，将华纳视为日本文化的拯救者并不靠谱，这只是战后美国舆论宣传的一部分。
“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对与原子弹轰炸相关的消息实施了严密的舆论审查，”维勒斯坦教授说，“这让日本人相信美国非常在乎他们，无论日本人还是日本文化。这对占领当局来说非常重要。”
但杜鲁门总统显然对日本文化不那么感冒，他曾将战时的日本比作“可怕、残忍而野蛮的民族”，称日本人都是“野兽”，仅凭偷袭珍珠港一个前科就不应该得到任何同情。
“个人利益”
即便70年后，作出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依然让杜鲁门在美国学界存在争议。
事实上，历史学家们认为他直到1945年8月3日、也就是轰炸广岛前3天才下令使用“新武器”，但并未参与相关细节的讨论。
维勒斯坦称，有文件证据显示，杜鲁门总统也对广岛原子弹造成的巨大破坏力震惊不已，尤其看到如此多的妇女和儿童殒命。但这并未让他改变主意，仅仅3天后，另一颗威力更大的原子弹在长崎爆炸。
这时又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人———负责原子弹轰炸项目的美军中将莱斯利·格罗夫斯，他同时领导目标委员会。从一开始，他就力主将京都列为打击目标。
在1945年7月19日的一封信中，格罗夫斯称他计划对日本使用至少2颗、最多4颗原子弹，“你可以说，他想使用两种不同的原子弹是掺杂着个人利益在里面。”维勒斯坦说。
而70年后的今天，消失的不是京都宏伟的寺庙和神社，而是付出15万人死伤的长崎。
事实上，即便在8月9日投弹当天，目标也未定为长崎。当时，装载原子弹的轰炸机在小仓上空寻找投弹地点，但坏天气让美国人改变了主意。最终，长崎成为原子弹受害者。
（单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