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兹·博厄斯（原文发表于《科学》第九卷，1887年6月，587-589页。）
译者按：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类学仍以“文化演进”为主流思潮，这种思潮也深深渗透在博物馆展陈体系中。而此时，德裔美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对史密森学会民族学主管欧提斯·梅森（Otis T. Mason）教授的博物馆展陈观念之批评，挑战了物质演化阶梯式的分类方式。作为后来的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对民族学博物馆分类的论述，已经具有后来“文化相对论”的雏形。他在陈列民族历史与环境方面的观点，对今日的民族博物馆仍有启发意义。
弗朗兹·博厄斯 （Franz Boas，1858年7月9日-1942年12月21日）
在我评论欧提斯·梅森教授的民族学方法观点之后，他的回应主要是对实施国家博物馆藏品计划做了修正。既然这个计划是基于梅森教授从哲学角度上对民族学问题的思考而产生的，我们理当再三审视，以认识梅森教授的价值体系。
梅森教授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对所有种族和国家的各种创造的研究。我充分意识到：有一观点在过往与当下仍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甚至在当我满怀兴致地阅读曼特伽扎（Mantegazza）关于成立“心理学博物馆”的计划书时也发现如此，即：民族学博物馆根据族属来布置陈列藏品。我之所以对梅森教授特别提出批评，一则是基于他在美国民族学家中的身份，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根据他的理论很可能对国家博物馆大宗藏品的陈列方式产生极有份量的影响。
关于民族学研究，我认为，这门学科的目标是去理解那些被称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现象，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是去理解这些现象的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以及生理和心理学基础。这两个分支之间彼此对立，其关系就像是生物学和所谓的系统“器官学”一样相悖。或者就像我在另一篇文章（科学，第九卷No. 210）里提到的：开展地理学研究时，自然科学试图从现象中推导出规律，而宇宙结构学则注重对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分支具有等同的科学价值。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哪一种方法必须在各种民族志研究上加以运用。民族学现象是人类体质和心理特征的结果，并且其发展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要获得科学的结果，这两方面问题都需要顾及。前期研究应该针对其环境，而最终的研究目标是对人类生理和心理学发展特征的历史与规律的认识。“环境”是国家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诸如人与人的关系等社会现象。而且，对当前环境研究也仍有不足：人类的历史，移民地区的影响，以及其所接触的人群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上这些现象，都可能被一个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捕捉到，或者可能在巨细靡遗和一带而过的各种历史学研究中有迹可循。
民族志研究的第二个部分相当困难。人的身体和心理特征本身是环境作用于行为的结果，当下的特征总有迹可循。人们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留有印记，这些印记不可能被未来发生之事所抹去。因而也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成因是极其复杂的。有两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有一个显著的表现：例如在相距甚远的地方发明了相似的器物，且彼此之间并没有共同的起源。对这些发明进行研究的方法之一，就是梅森教授的方法，既对现象进行比较，然后通过类比得出结论，这就是演绎法。而另一种方法是研究各个部落中由于共同心理因素所引起、或受共同环境影响所产生的某种现象，也就是追寻单一现象的全部历史，这种方式既是归纳法。若根据这种研究方法，按照部落陈列博物馆标本算是唯一合格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呈现自然与民族的环境。
让我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些想法吧。建立一个博物馆，对有机体如何适应环境进行详细阐述的想法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种研究旨在去发现生理规律或者是导致产生适应的多元因素。分类和陈列必须与环境一致，以便显示出环境对不同有机体的影响。
民族学收藏即与此相似。其研究目标与心理学相关，而研究方法则是针对环境的。环境既包括自然，也要考虑周边族群，因此相关陈列也必须兼顾自然与人文，这也是唯一能展现出某一现象的特征与周边环境的方法。
目前，对演绎法主导地位的限制已经是科学发展大势所趋，而同时类比法论证也不尽如人意，类比甚至被视为是人类绝大多数错误思维的根源,甚至将之归咎为那些处于原始状态的文化中、甚至某些高级文明中的宗教与其它思维方式的根源。科学的发展不断冲击类比论证的主导地位，并提出对归纳方法的需求。
我们不能如此高估类比论证的心理和科学的价值：它是发现问题最有效的方法。诚然，这种方法在早期的哲学体系中一度十分活跃，甚至时常启发科学家们那些如醍醐灌顶般产生的宏伟思想。但是，只要归纳法有用武之地——并且我们相信它的主导作用将与日俱增——归纳就必须详加彻查那些经由演绎而建立的观点。因此，我应该把梅森教授的体系当做一种建设性意见，但是并不适用于科学研究，因为它并不允许运用归纳方法。
但是甚至这样的认知也要有限度。梅森教授把技术性观点作为国家博物馆藏品陈列的核心观念，但这仅仅是一方面的意见。在曼特伽扎所提出的“心理学博物馆”里作为主导思潮的大视野下，更是极为有限。
举个例子，一种“嘎嘎声”并不单纯是制造噪音的意向所产生的结果，也不仅是运用某种技术方法达到的效果：在上述因素以外，噪声可能是宗教观念的产物，因为各种噪音可能被用于唤醒或驱逐灵魂；噪音也有可能是孩子们寻开心的结果，噪音的形式甚至可能是人类某种艺术的特质。因此，同样的器物可能分属于心理学博物馆的不同部门。
让我们进一步探究梅森体系赖以建立的心理学原理。技术是其主导思想。工艺的根基是各安其位，其结果是，使用器物之目的必然导致其归类原则。比如各种各样的烹饪用具和其他涉及餐饮的展陈品应该被归为同类。然则用陶土制作某种器皿的事实并不能导致为此专门成立陶器部门。陶作为质地，理应是附带因素，和所探讨的心理行为学不在一个层面。
有种观点修正了心理学博物内根据发明进行分类的方式。修正的依据是每一种发明被使用的广度：举例来说，陶器的制作是用于生活的哪一个层面呢？一种陶器也许在某一个部落颇为罕见，而在其他部落则较为普遍。但是在这类个案中，分类的依据并非器物的用途，而是生产制作中采纳的法则。因此这类标本并没有根据梅森体系进行布置，把服务目标各异的物件归于一类。因此，我不认为凭借这一点修正就足以使制造技术像梅森教授所认定的那样成为民族志藏品陈列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在民族学上或在其他类似的科学领域——如生物学上——分外谨慎地使用类比论证。我已经说过，历史事件总会投影于人在当下的特征。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可谓达尔文主义的巨大成就，从而使对生物学与心理学进行物理呈现成为可能。这个事实可作此表述：一个有机体在某一时刻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是它整体历史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生物学或民族学现象的特性和未来发展并不纯如其表像，也不尽如其表述，而需要参照其整体历史。物理学家必会对此深有感触。两种现象的外部表征可能雷同，然而内在性质却有所差异，因此依据外部表征做出的类比论证可能带有欺骗性，就像梅森教授的藏品所表现的那样。这些评论表明：同样的现象可能有完全迥异的成因，且我的观点并不与这条颠扑不破的公理有所冲突：“相似的结果来自于相似的原因”。尽管类似的原因产生类似的结果，但类似的结果不见得具有类似的原因。
通过我的陈述可以看出，我并不认可道尔（Dall）先生在讨论今天这一主题的信件里表达的观点，他觉得双方各有一定道理。我已经在别的文章中表达过对关道尔的民族志方法的意见（Verh.Ges. fur Erdkunde, Berlin, 1886, No.7），在此处我也同样继续强调分别研究各种民族志现象的必要性。
在总结阶段，我还是要说梅森教授和道尔先生二位所论述的问题是颇具实践性的。关于这一问题，我与道尔先生意见一致，相信按照部落陈列的民族志藏品将会使公众获益良多。
对于梅森教授用西洋跳棋的方式来布置藏品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民族学的一切现象都是独特的。我们可能不得不让一大片陈列柜空置，因为有些现象仅存在于少数部落中。那些重要的民族学现象，诸如部落的历史发展，周边环境的影响等等，也几乎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陈列。在我看来，民族学收藏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佐证这一看法：文明从不孤立，文明应该是相对的，而且我们的认识与概念的真实性只在我们的文明发展程度范围内有效。我相信，若藏品的排列以部落来划分，这一目标才可能达成。第二个目标是第一个的延伸，即显示每一种文明多大程度上是地理和历史环境影响的结果。这种安排方式有时会打破部落排列的顺序，以便于显示标本的历史顺序，但是我认为后一个目标从属于前者，因此可以考虑用复制品来进行观念阐释，这也是对部落里发生的全部事实的解释方式。当然，由于标本匮乏，也鉴于我们知识的局限，这通常难以实现，但这是我理想中民族学博物馆的样子。我希望在这里再一次声明，我并不全然反对曼特伽扎心理学博物馆，它对科学的发展将有相当的建设性和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民族志博物馆的方式在控制心理学收藏中显示的类比观念上不可或缺，也将是显示人类文化状态的唯一方式。
译文发表于《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15合刊》，2016年3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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