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靡闷，莫尚于诗

 

梅清《高山流水》：

 

近日，有客问曰，你总是写些闺阁闲诗，不是和你对诗歌的主张大反对吗？看到这话，不由“哎”得一声，这几天我刚好为此神思聚焦。

作诗之苦不足为外人道。单说昨晚写《憩省》，颔联的头一句头一个字，我梦里就换了“探、转、绕、笼、倚、栖、枕”，至“委”始安。不是不足以赋形，就是不足以传情。自开春写诗以来，这样的情形说每天都遇到，未免稍过，但隔天一遇，绝对少算。多产是我的特征，但多产不等于轻松。

当然，不轻松也不等于能出好诗。这几天可巧我检视以往初学时的诗作，常自莞尔。如今，也会默默拿自己的诗去和三百首里的作品对比，深感惭愧。就说七绝吧，盛唐时的几首压卷之作：

王翰 凉州词 王世贞评压卷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之涣 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昌龄 出塞 胡应麟评压卷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维 渭城曲 王渔洋评压卷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李白 早发白帝城 王渔洋评压卷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无不是声调铿锵，气动神飞。反顾自己，则娇柔绮靡，委婉含蓄。唐代的这些绝句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真如杨慎所说，言之精在文，文之精在诗，诗之精在绝句。实在是垂范后世，代代使人仰止。可是，问问自己，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好诗？依我看，当然有整个华夏民族命运的低回导致的文气不振，且唐诗已写过的内容今人若再写，也很难超越。

但是有几点也很值得注意。

第一，这些唐诗的作者一生流传的诗作都很少。李白杜甫王维这些大家除外，然而比起他们的生活和写诗的才能来说，他们留下结集的，必定也同样是精选之作。而王翰、王之涣、王昌龄，留存至今的作品就更罕见，不是他们写得少，而是弃得多。只有唐代，才有凭一两首名作永垂诗史的作者（王昌龄在绝句圣手中全面些）。那是因为唐代诗歌的整体水平太高，而那是自汉末魏晋六朝以来的一次绽放。所以我们今人刚开始写诗，就面临这些化作民族语言乳汁的遗产，既是福分，也是灾难。无论童叟妇儒，别人看到你的诗，再回想一下唐诗，马上索然无味。重点而且是，唐诗已经完全彻底地和民族记忆与生活融合在一起了，兴观群怨，达于极致，衰周以来，一代而已。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诗歌的欣赏标准实际上是超越世界各国人民的，是一个被大大提高了的标准，而且是一个确定无疑永远不会被改变的标准，因为这已经成为了千古以来华夏人民的标准，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一个群体的标准。能够和我们的诗教传统相媲美的民族，也许只有古希腊，但它早已经不存在了。而当今欧美国家的诗歌，始终是少数人的事业，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只有诗经、唐诗，是华夏民族共同体的事业。（阿拉伯民族和非洲民族，我知之甚少，可能所说未必尽合事实也未可知。）

第二，唐以前的诗人（乃至初唐诗人，而这其中是很不乏杰出者的，只要想一想连老杜都用“不废江河万古流”来形容他们就知道），除了专门修习文学史者，一般百姓已经很少听闻了。甚至一般文学爱好者，都很少真的熟悉。《文心雕龙》、《诗品》里盛赞的那些诗人骚客，我们中的大多数除了知道他们的名字，有几个人真的在生活中有了感遇，还会吟诵他们的诗歌？有一次我写了首爱情诗，化用了陈思王《七哀诗》中的一句，结果不解释，读者中就有人不明白。可是这些人，就是当年唐代诗人的教科书，就是他们的源泉。就算子建，今天也只有知名度和美誉度，但绝不脍炙人口。而唐诗的特点，就是脍炙人口！——固然，这里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唐代以前，中国社会是贵族制，所以唐以前的诗人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感情思想的方式，都与后世迥异。当然不是说唐代的诗歌反不如他们的好，绝非如此，而是说，自唐之后逐渐进入中古平民社会以及元明清以来变更为市民社会的国人，不太跟高古的诗人遥相冥契，这是情理必然。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唐诗那最高的艺术性与最广的人民性的完美交融，正是奠基于他们之上。

第三，从唐诗的题材来看，至少最好的绝句，它的题材相对而言都非常集中，不出边塞、宫怨、送别、行旅。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唐代诗人之间的艺术竞争是很热火朝天的，那么杰作相对就有更大的基础脱颖而出，十个诗人写边塞，未必出一首好诗；可若是一千个诗人写边塞，留下百十首，就足以成为文学代表作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必定是大浪淘沙留下的。拿边塞诗举例，难道没有值得我们深思之处？为什么王昌龄写了那么多边愁的作品？就是因为他发现那是整个边塞生活中最值得表现的一个侧面。因为那个侧面里的感情最浓郁、最真挚、最动人，也最适合精悍的七言绝句体量。而高适所描写的真正的战斗生活，就远不如王昌龄的有名。因为高适描写的生活，我们不亲自经过，是顶多只有好奇而没有共感的。好奇，一遍就满足了。但是王昌龄所写的思乡和愁绪，却是最容易引起普遍的共鸣的。（这当然不是说高适边塞诗不及王昌龄，事实上我本人更喜欢高、岑的风格。）难道王昌龄写作时没有反思而纯粹出之自然吗？不可能。唐代诗人写作之后，立刻要拿到酒桌上和朋友比赛的，尤其是绝句，非要决出高低不可，因为只有最好的一首才会被谱成歌曲广泛传唱，而唐人是以此为荣的。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发现自己写作的缺陷而及时予以纠正，在下一次的创作中取得进步。又有现实的生活基础，又有积极的写作竞争，怎么会没有好诗呢？

按道理说，除了宫怨这一类政治诗（后人对王昌龄的宫怨诗评价极高，在我们今天就很难引发共鸣，这个跟古代基督教把耶稣与教会的关系比喻成夫妻，有些类似，我们今人总是感到别扭和不可思议）我们今天不大再有情怀去写，其余的题材还是很有生命力的。因为看上去它们都能构成我们的生活本身。实际上唐人是非常注重在描写永恒的生活和情景之中超越前人的。例如汉末《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几句：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这是不是人类自古以来永恒的境遇？应该是的吧。世态之炎凉，从来没有变化。这是可能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就算不经历，也可能看过，即使没看过，听别人说起也不会惊讶，因为这是人类非常普遍的经验常识。那么当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诗人就忍耐不住内心的痛苦，要抒发出来，可是前人已经表达的东西，唐人如何再表现呢？看杜甫晚年七律的绝顶高峰《秋兴八首》中的两句：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用白话平铺直叙的，老杜化为一联对仗，浓缩得多么精炼，同时又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初看只觉用字似太粗，简直使人惊奇，怎会用“多不贱”来形容同学，但再想，这“不贱”恰是反衬有人之贱，谁？老杜本人呀。他含着苦笑自嘲自己半世潦倒，而立于自嘲的基地上，玩味同学少年的“不贱”，这人生的荒诞之感，不是一下子涌现了吗？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依然带着温情，责怪同门友，可是老杜没有责怪之情，因为那不符合他一代天纵的性格，责怪他人有时是缺乏自尊心的表现。他人之可责备，是一种关系依然亲近的体现。而老杜，既不需要同门友听到他的责备而自责，也不需要人的同情。他的自嘲是不为孤傲的真正的孤傲，当然也有阅世深沉之后的老辣与佻挞。他对古诗十九首的改造，一来是人生永恒境遇在自己身上发生时的独特感受，二来是对这独特感受的有意识的独特表达。真正的大诗人，永远不会满意于别人所写的内容，因为他必定要写出他自身的感受，这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在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表达方式是浑璞，这是一句赞美，但只能用一遍，后人再那样写，就不是璞玉而是泯然众人矣了。因为后世文学需要的，不仅仅是表现那一永恒的情境，而是在那永恒的情境之中所流露的独特的个人。

我们今人对唐诗却不容易做到老杜对古诗的化用。为何？因为老杜对古诗的化用是顺势，而唐诗作为花朵，已经达到了传统诗歌领域的最高峰，我们今人如果采撷，是很难再化为己用的。把花化掉，花就不是花了，也丧失了花的功用。花自身就是一种完美。我们今人学唐诗，是逆势。我们更能够借鉴的，是远古之作，重新进入新一轮的轮回。但在这个轮回之中，我们不可能是唐人。正如汉魏六朝诗，在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之中，有的时代，可能只能达到朴茂劲健。希望代代都如唐诗般风华秀发，是无知的幻想。而做不到这一点实在不必自卑。艺术有可能是对时代的反叛和拯救，但首先必然深深地被烙上时代的印记，包括它那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发点的高度。

这么说来，要写好诗，第一要多写，第二要确立最适合自己表现的题材，第三不要好高骛远想入非非，那么达到一定的水平还是有指望的。第一点和第三点自不待言。但是第二点却依然值得多说几句。

唐诗绝句的经典题材既然这样少（要比自然和唐人比，必然比不上是另一回事），其实我们可开拓的余地似乎还很大。但这只是理论上如此。因为其实不是任何题材都适合入诗。

我也希望能够写更加豪迈的诗篇，但生活范围实在有限，而在这十分狭窄有限的生活中能够聚焦我们最深刻的感情、矛盾与欲望的东西，就更少。我们看到唐代诗歌中的军旅诗，边塞诗，是实实在在地打仗、筑城、杀敌，这些生活都是具体的真实的，而不是我们今天的观光旅游（观光旅行能产生的最高品级的作品无非是怀古）。像卢纶的那两首绝妙的五绝，那种惊心动魄、枕戈待命的戏剧性，不发一言却“没在石棱中”的力量，靠想象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如果说王昌龄的艺术还有可学习的途径，还可以运用在别的题材上，但是卢纶的艺术则是最好的艺术对最富张力的生活的提炼，完全无法分割。

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句话是很不高贵的，和他在《诗品序》的开头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的赞誉之隆恰成对比。然而这两句话并不矛盾，诗的最高使命和诗的最低功用是并行不悖的。在这个后诗歌的时代里，以兴观群怨来塑造文明共同体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即使在诗歌的时代里，杜甫也不是一个成功者。然而诗歌的确使他易安穷贱，并且生活得比一般人更容易体会幸福与不幸。

对我而言，穷贱略远，但使幽居靡闷，莫大于诗。如果这算是闺阁闲情，那么古往今来，拥有此闲情之人，当非我一个。圣人闲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与子夏论诗，释民之父母，以致五至而行三无，塞天地以志，彰三代之德。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诗情之闲，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