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多年来,不同的人基于不同之立场曾给予孔子不同之评价,也描绘出了不同的孔子形象。或许,作为一个行动家和孜孜不倦的救世者的孔子更加感人至深。
每当读到《孔子世家》中孔子去世前跟子贡的对话都会有种莫名的感动。
在颜子和子路先后故去后,孔子格外想念早起的弟子子贡。子贡姗姗来迟的时候,孔子负杖逍遥于门,看到迟来的子贡,孔子不免有着嗔怪,也有些感叹,回顾自己救世的初心和一生遭逢,孔子歌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歌罢泣下,跟子贡说:“天下失道已经很久了,没有人能奉我的主张。
昨天我梦到自己坐着受人祭奠”七日后孔子去世。或许是有感于自己的迟到,在为孔子服丧三年后,又在墓前陪伴了夫子三年。
进入春秋时代之后,一度蛮夷猾夏、九鼎动摇,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逐渐丧失了对各地诸侯的震慑力。在各个诸侯国之内,也是乱象迭出,“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覆巢之下无完卵,民生之疲惫困苦可以想见。
为实现拨乱反正的理想,孔子离开鲁国,先后到齐、卫、宋、郑、陈、蔡,在外奔走呼号十几年终究无法施展抱负,期间多次遭受困厄,被“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
在这期间,有人诋毁他,有人构陷他,隐士们觉得他多事,弟子门人中有人认为他迂腐。
在困顿时候,孔子曾先后问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诗》中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意为:不是野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荒野上游荡?),是我的道不对么?为什么竟落到如此田地?”
子路认为可能是老师在仁、智方面做得还不够,子贡认为老师的道大精微但他建议老师顺应时势可以贬损变通下,颜回的回答是:“老师的道大精深,所以天下(诸侯)不能容。尽管如此,老师推广而践行它,不容有什么担忧的呢?”
不同于对困窘局面有些怨怒的子路和子贡,在颜回看来:“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颜回不愧孔门最好学之人,深知夫子之意,无怪乎孔子说“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那什么是孔子的大道呢?《礼记·礼运》。最高目标是大同,最低目标是小康。
孔子在《论语》中曾自述其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简言之,就是天下安定,老百姓不再饱受战乱流散之苦。
汉代人说:“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孔子之所以在不利情况下,仍然汲汲遑遑匆忙于救世,如同寻觅失去儿子般,都没有心情坐下休息会儿。
这不是因为孔子追求权力以及被人认可、信奉、容纳,而是因为他对天下之丧乱、民众之困苦有着切身的痛楚,对于行道的热切。
孔子早年从六艺出发,晚年又回到了六艺。在当世无法实现理想,于是孔子将其理想寄望于后来人,退而修《春秋》,将微言大义寄托于其中,从而给后世留下拨乱反正的种子。
后世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孟子称之为:“《春秋》,天子之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他甚至将孔子作《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驱除夷狄猛兽并称三大历史伟业。
元武宗在一封诏书中评价孔子时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其实,或许更加令人感动不是孔子的博学和为后世启明的圣人地位,而是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行动家和救世者的孔子。
相对于老子及其后世的隐者,孔子更加强调行动和实践。
《史记》曾简单勾勒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情况:孔子临行时老子赠言:“去子之骄气”,劝说孔子要深藏若虚、容貌若愚(或许博学、以用世为己任的孔子在早年难免会有些急切)。
但孔子似乎也在用一生的执着、热忱和行动来反问老子:“你讲了那么多变化的道理,为什么自己不投身到变化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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