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天下大同的期许有深厚的本土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发展，别人也要发展，损人利己不是仁道政治，一国之内如此，国家之间也如此。“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政治上的审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内政所需；扶危持颠、公道正义是国际社会的人道之举。“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睦和谐不仅是一国之内国民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至于《墨子》之兼爱、非攻，《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更是尽人皆知。 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梁启超认为世界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三大特色之一。春秋公羊学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只是“所传闻世”（据乱世）的天下秩序观，“据乱世之诸国，各自以己国为内，而于他国，则虽诸夏之族，亦摈斥之。此以国家思想为根核，而一切政教皆本之也。在万国竞存之时，必内自固，而不可妄启事于外。故云先详内而后治外。”这种本国利益至上的观念是天下秩序的最低形态；更高层次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虽有文明程度上的夷夏之分，也只是“所闻世”（升平世）的天下秩序观，而“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这才是天下秩序的最高形态，也就是《礼记·礼运》中的天下大同或康德所谓人类的“永久和平”。中国古代的世界（天下）秩序观是循序渐进、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而非费正清等人所理解的所谓朝贡体系或中华意识。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关于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再探讨》；作者：张允起，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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