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小平，男，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姜春燕，女，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精准扶贫中资产建设的经验、困境与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H19106）、南昌大学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育苗项目“积极社会政策视角下中国农村减贫政策的创新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FPFZ01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在反贫困领域，社会工作一直是积极的实践者。由于社会工作具有专业性和实践性两种品格特征，在协同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二者会发生碰撞。专业性的理想化与实践性的现实化交融会导致其在参与精准扶贫中呈现出隔阂与形塑两种状态。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力量容易采取了两种策略介入精准扶贫。在专业自信主导下，社会工作坚持用专业标准去介入精准扶贫，会呈现撤退主义和老瓶装新酒两种特点；而实践性则要求社会工作采取短期取向下的量化嵌入和非内源性取向以及先易后难的介入策略。隔阂与形塑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工作力量在介入精准扶贫时的自我坚持与自我保护。这一结果实质上是场域框架下的社会工作专业性与实践性非均衡化型互构。
［关键词］社会工作；精准扶贫；专业性与实践性
现代社会工作起源于人类的反贫困事业，因此反贫困一直是社会工作的核心使命之一。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我国社会工作同反贫困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起来，如何让社会工作更好地助力脱贫攻坚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议题。国家为此制定了专项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在国家政策强力指引下，中国社会工作力量介入脱贫攻坚的广度与深度极大增强。
与此相随，学术界有关社会工作与脱贫攻坚关系的研究也呈现井喷态势。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基于价值和能力两类视角。价值视角预设社会工作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与脱贫攻坚战略具有高度契合性，它为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提供了天然的价值指引。在精准扶贫提出之初，王思斌教授就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价值共通之处，曾指出社会工作把服务对象生活境况的改善放在首位的价值观与精准扶贫所要求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后续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既是社会工作专业使命，也体现了精准扶贫的价值取向，与精准扶贫的扶志、扶智相结合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此外，社会工作的个别化、自我决定等理念也与精准扶贫具有共通性，这些理念还能“浸润”精准扶贫的理论视角。能力视角预设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与方法能有效推动贫困群体脱贫。它主要源于社会工作在我国农村有着诸多成功扶贫实践案例。顾东辉最早从贫困者个体、社区、贫困文化与扶贫具体工作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社会工作对精准扶贫的介入优势。之后，学者们更为细致地分析了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能力优势。在个体层面，学者们认为社会工作需求分析框架能够对贫困户“个人困扰”进行很好的社会觉察；通过为贫困群众提供信心重建、新生活适应、能力提升等服务，回应易地扶贫搬迁的经济、社会融入问题，激发扶贫对象的内在脱贫能力和自助能力。在系统层面，社会工作还能通过改善社区文化氛围修复受困个体的社会支持网，显著提高扶贫资源使用效率；能通过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和文化建设推动“内源性”精准扶贫；还能通过改变精准扶贫工作主体系统、激活服务对象生态系统、培育精准扶贫工作服务的支持体系进行专业化减贫。
近年来，随着社会工作参与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能力视角越来越受到来自实践案例的挑战。由于实践条件不一，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实践可能会存在着多种形态。其中，有些实践形态与价值视角、能力视角的观点相矛盾。例如，林顺利就发现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存在实践中的脱嵌，表现为中层脱嵌和情境脱嵌两方面。也有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实际介入过程中会存在影响力有限、个案服务不足特征。还有研究发现二者间存在实践张力,如介入过程中政策设计和执行存在落差，介入目标在短期攻坚与长期发展、经济成效与社会成效之间难以有机统一；在具体资产建设上，社会工作在乡村扶贫实践中存在着结构和能力的窘境，在对贫困群体进行赋权增能时也会存在专业融合和文化识盲问题。
总体来看，实践视角的兴起凸显了在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这一主题上，政策重视与学术认知之间存在着多层张力。如何消弭这些张力成为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一道障碍。价值视角和能力视角表明，将社会工作看成精准扶贫的助推器，能较好地帮助社会工作力量建立起参与精准扶贫的专业自信，但也无形中养成了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全能角色观。实践视角彰示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可为形态存在多种可能性，有助于帮助解答当前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各类实践困惑。从本质上看，实践视角是一种问题解决策略，期望研究解决、修正社会工作介入实践中的多层偏差。目前学界倾向将社会工作助力精准扶贫的实践偏差归因为制度缺位、条件不足等方面，而对社会工作力量在精准扶贫中的行动策略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工作力量主体视角出发，通过引入专业性和实践性这对概念来理解社会工作力量在精准扶贫中的介入逻辑。
（一）社会工作的专业性
专业性质和品格是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的保证，也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根本特征。社会工作具有的一套系统化知识体系、价值伦理、专业组织以及实务技能是衡量其专业性的标准。这些标准主要体现在权利为取向、注重道德伦理规范、需求与行动对接、推进社会正义等方面。社会工作在复杂环境中进行的服务会与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和道德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复杂环境下，权利取向要求社会工作优先赋予服务对象权利，保障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项权利的实现。道德伦理规范要求社会工作者解决服务对象的道德伦理困境以及自身的道德伦理选择问题，包括尊重人的固有尊严和价值等。需求与行动对接要求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要将服务对象的需求与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对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获得如何将服务对象需求转换为行动的知识和积累。社会工作所有的专业性尝试，不仅要协助解决服务对象的暂时困境，更要消除文化和结构上的不平等对弱势群体造成的影响，推进社会正义。
（二）社会工作的实践性
对社会工作而言，实践是社会工作实现助人目标的桥梁，它是一个特殊的行为系统。社会工作的实践性就是实践者行为系统所呈现出的特点，它们不仅受社会工作专业角色的影响，更受到具体的制度、文化、政治等现实情境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效果有赖于社会工作者能力、素养与服务技巧。不同的服务者传递服务的方式、方法与切入点存在差异，这也使得社会工作的实践性具有艺术性特征。同时，社会工作服务效果也受服务场景影响。社会工作所坚持的“人在情境中”观点就强调分析情境对人的“问题”的作用。对社会工作而言，情境既包括服务所发生的环境、条件、时空背景，更包括社会服务输送过程中的主客体间的“求—助”关系。情境虽然具有制度与文化特征，是结构性的，但同时又具有建构性和自反建构性特征。此外，社会工作服务效果还受服务递送管道的影响。由于社会工作与福利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这一管道往往与国家的福利递送管道重合。因此，社会工作与政府福利的具体关系也是社会工作实践性的具体体现，它关涉到社会工作服务递送的精准性与成功性。
（三）社会工作专业性与实践性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实践性应该是一种共生互促关系。因为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专业性既来源于实践，又指导着实践。但由于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品性不一，它们对社会工作的发展重点有着不同的强调，导致作为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和作为实践性的社会工作往往会呈现两种不同的发展态势，由此使得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呈现出诸多分野和张力，它往往通过社会工作的结构与行动、专业化与本土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得以展示。在具体服务中，专业性视野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认为应当聚焦于他们可能已经失去或从未拥有的权力，并促进自信、自力更生、所有权、授权、责任、人类尊严和个人愿景。但社会工作的实践者依赖福利递送管道的现实情况又意味着服务过程可能要损害社会工作专业自主性，社会工作不能仅作为“编剧”，而是要扮演依赖编剧的“演员”角色。针对何种情况，迈克尔（Michal）就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从业者的角色变成了捐助者(政府和其他资助者)和受益人(服务使用者)之间的中介”。麦克劳林（McLaughlin）等人对加拿大社会工作者的研究也发现，社会工作容易忙于实践规则和政策制度，缺乏在工作中融入社会正义方法的自信心和能力。
（一）专业性视野下的社会工作与反贫困
史蒂芬（Stephen）和里戈（Rigaud）认为，反贫困与促进社会工作发展是社会工作的两大基石。在长期专业发展中，社会工作在反贫困领域形成了一套自己扶贫的模式。这套模式强调尊重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群体权利，它不仅关注贫困群体当下，也关注其过往经历；不仅关注心理、生理维度的适应，也强调社会维度的改变，并不断营造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在这一模式的驱动下，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应当呈现以下特征。
1.注重在专业价值驱动下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马尔科姆·佩恩（Malcolm Payne）认为，价值观阐明了社会工作实践，是反映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困难情况的精华。作为一种专业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任何干预都受其价值和相关理论驱动。因此，价值视角就认为社会工作的诸多价值，尤其是重视平等、追求公平正义等价值观与脱贫攻坚高度契合。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涉及几个方面：个性化的集体化、接受-拒绝依赖性、非批判性态度-批评性评价、反歧视方法-避免被贴上标签和伤害他人、自决-遵守规则或相互依赖、尊重个人-尊重社区、机密性开放。受价值观驱动，社会工作会认为经济上平等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一方面，解决对差异的认识也是重要方面。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工作者介入脱贫攻坚不仅可以扮演服务提供者，还可以扮演启蒙者、倡导者、革命者角色。例如，通过行动倡导促使资源、服务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从现有不公平的文化习俗和认知入手，改变贫困群体的自我认知，使其看到自身优势与价值，以便在社会中建立更大的平等和正义。
2.递送服务过程中的权利取向
贫困本质上是权利的缺失，而权利一直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原则，社会工作专业性要求反贫困的实践始终在权利的框架下进行，对贫困群体进行赋权。赋权既有个人层面也有社会层面。个人层面要求实践者通过传统的个案管理方式帮助服务对象集中精力，以资产建设为基础，帮助其重新树立个人身份感，重新获得可能已经失去或从未拥有的权利。社会层面要求从个体化实践转向重视集体的赋权，即针对贫困群体、贫困村、贫困社区等采用集体赋权方式，通过集体内部权利的分享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并向政府、社会宣传他们的权利来保证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服务，帮助减轻贫困者的心理社会影响。通过对贫困者个人与社会层面的双层赋权，社会工作能够帮助消除贫困者的权利剥夺感、无助感和边缘感。
3.伦理规范下的需求与行动对接
伦理规范对社会工作专业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工作主要围绕贫困群体生活的社会背景展开，其工作内容通常是在社会系统可以容忍的极限范围内进行。因此，个人职业伦理规范对社会工作反贫困而言十分必要。社会工作者在参与贫攻坚中会遇到各种伦理困境。为确保服务成效，社会工作应从职业道德操守出发进行应对。在此过程中，确保农村贫困者的需求与社工的行动进行精准对接至关重要。贫困的本质是需求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还体现在社会网络、社会资源、社会参与、社会关怀等方面。而满足贫困者这些需求的手段有多种，且侧重点各异。对社会工作而言，其行动对接方案必须基于专业的伦理规范对贫困对象的需求进行专业识别，并制定针对性的行动对接方案，以确保能尊重贫困者的尊严和价值、促进贫困群体的成长与发展、保证贫困群体获得服务的机会等。
（二）实践视野下的社会工作与反贫困
为促进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措施，这些政策为社会工作的反贫困实践提供了一个特定场域。围绕着这一场域的特征和国家政策，社会工作的实践需要以以下特征为指引。
1.政策与行动对接
社会工作采取一系列干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政府落实各项扶贫政策。当前，政府通过服务购买的方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社会工作的各项实践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资助。这种依赖迫使社会工作者在反贫困中采取政策与行动对接的干预措施，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变成政府和贫困群体之间的中介，受政府有关贫困的议程影响，侧重通过将政府的各项扶贫政策传送给政策受益者来实现价值。
诚然，在社会工作发展不充分、社会认知度低的现实下，借助政策采取行动有利于社会工作迅速进场。但是这种干预方式只能解决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结构缺陷所造成的贫困症状，无法从本质上对减贫行动产生专业性的影响。正如在面对南非大规模的贫困时，由于政策和预算限制，社会工作者几乎不可能计划和实施宏观层面的干预，无法对贫困产生根源性作用。
2.依赖实践者的能力
政策为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提供了一个场域。为了维持社会工作与政府的协同关系，实践者要在这个框架内有所作为必须依赖于社会工作者的能力。这里的能力不仅指与政府保持联系、获取资源的能力，更指为贫困群体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建立求-助关系、帮助获得物质和社会资本两大方面。在其他领域，社工所面对的往往是服务对象主动求助。在反贫困中，社会工作面对的更多是“上门服务”。对社会工作者而言，如何从传统的求-助关系快速适应当下主动寻找求助者服务模式是一种及其重要的能力。此外，受政策与行动对接影响，社会工作参与反贫困带有指标性、任务性特征，它要求实践者在短期内满足贫困者的物质和社会资本需求，比如住房、教育、医疗需求等。但社会工作资金来源本就依赖政府，如何在自身预算有限情况下快速帮助贫困群体得到物质保障也是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的一大能力。
3.服务的环境取向性
社会工作在人们与环境的互动中进行干预，以全人视角看待人。它认为单纯的环境改变或者片面地对处于困境中的人进行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因为不了解环境的影响，离开了社会工作者，贫困者便无法预测未来的变化。受此影响，实践视角下的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应认真思考贫困者与环境的整体交互改变。在干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重心会有两方面，一是提高贫困者对外部环境的应对能力，即贫困者为了从系统中持续获得资源，需要维持与环境的“调和程度”；二是为贫困者的发展提供外部环境支持，涉及社区的包容、非政府资源的输入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困者与环境的交互改变中，合作与冲突必然共存，协助贫困者进行动态调整是社会工作者的实践要求。正如索尔·卡兹(Saul Karsz)所强调的，社会工作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驾驭经济、政治、法律、教育、道德和性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
总体而言，作为一种专业性助人活动，政策与行动对接、依赖实践者的能力与服务的环境取向的综合，容易将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的实践推向均质服务、表层干预、角色单一等简易化倾向，这种做法确实可以呈现非常漂亮的反贫数字，长此以往则不利于贫困群体的能力提升。
对社会工作力量而言，专业性和实践性使得社会工作体现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特征。一个成熟的社会工作体系能够完美的融合专业性与实践性，实现理论发展与实践助人的相互促进。但是，在具体的脱贫攻坚领域，专业性和实践性会让社会工作衍生出两套介入标准。它们分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侧重点、活动空间以及介入模式。要想更好发挥社会工作反贫困效能，需要在专业性与实践性上保证二者的和谐互构。但是，作为策略性行动者的社会工作力量，在面对不同的标准时会呈现出不同应变状态。根据笔者观察，二者的碰撞过程既有相互的隔阂，也有相互形塑。
（一）专业性与实践性在精准扶贫中的隔阂
在面对专业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分歧时，有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选择自我的专业圈，用应有的标准、方法去应对精准扶贫，使得社会工作的介入与脱贫攻坚呈现出隔阂状态。
1.隔阂表现之一：“撤退主义”
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任务，有着强制性、补偿性、物质性特征。与此同时，专业视野下社会工作介入反贫困则更加注重价值倡导、社群认可、自我改变等。二者的差异增加了社会工作协同精准扶贫的困难。面对这一现状，一些社会工作力量会选择偏重专业主义、忽视实践性的撤退主义取向，表现为坚守自己的各项专业标准、价值取向与干预框架，不愿意与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相融入，继续埋头做之前传统的社会工作赋权项目，并从比较难产生影响的领域退出。
例如，自1987年起，乐施会就在中国内陆参与扶贫救灾工作，认为只有通过个人改变、制度变革及社区发展，实现服务对象的“充权”，才能使其摆脱贫困。基于此，在扶贫领域，乐施会依然坚守“公义、充权、包容、问责、创新”的价值标准，通过提升公众对贫穷议题的认知，同时向弱势社群赋权及传授知识，令他们能够自助自强，维持生计。
2.隔阂表现之二：“老瓶装新酒”
撤退虽然有利于维持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实质上是增加了社会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为此，一些社会工作力量还会采用老瓶装新酒办法，尝试用精准扶贫的话语参与扶贫，但具体的介入重点仍遵循着之前的方法与逻辑。例如，在江西省JL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扶贫活动中，工作者会格外强调其是受政府委托、代表政府去做扶贫工作的。在具体干预时，他们还是会按照专业性框架进行。从某种程度上，这种策略具有“精准扶贫搭台，社会工作唱戏”特征。正如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触服务对象。”在这种方式下，社会工作虽然与精准扶贫的互构不多。社会工作力量对精准扶贫的“两不愁三保障”“六个精准”以及一些其他评估要求相对忽视，仍将贫困者自我功能的恢复、社会关系的修复等作为项目的主要目标。
从本质上看，隔阂策略反映的是社会工作力量对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专业自信，认为它们不需要在精准扶贫场域内进行改变和调整。在这种逻辑框架下，社会工作无形中成了指导精准扶贫或者贫困群体改变的“专家”。
（二）专业性与实践性在精准扶贫中的形塑
精准扶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由于政府在整个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政府利益和政府作为始终是其不可逾越的因素。在当前社会工作资源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的大背景下，社会工作力量的“撤退”可能会让自身举步维艰。为此，一些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会进行策略性调适，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相互的形塑。
1.形塑表现之一：中短期取向下的量化嵌入
由于扶贫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和目标取向，其直接目标是帮助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从而实现脱贫。目标导向会影响政府对社会力量介入脱贫攻坚的态度。为完成政府的购买订单，一些社会工作力量不得不放弃对扶贫对象进行能力改变的长期目标，而选择一些立竿见影的增能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发现贫困户的问题（例如身体缺陷或是缺少就业机会等），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干预，导致扶贫中越来越倾向于计算干预数量的嵌入特点。例如，笔者在R市的调研发现，一些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项目进行了灵活改变，原本周期较长的学习能力养成计划变成了短期学业资助，原本需要通过改善亲子关系复杂个案辅导变成了简单走访、寄款寄物等。这些举措在短期内看似是十分有效的。
此外，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政府为监督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项目的质量，通常会要求社会工作力量建立介入台账。为完成考核要求，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将很大精力放在量化指标的完成上，导致在扶贫实践中也带有量化干预特点，注重积累个案、小组、社区的活动次数。量化嵌入特点在短期内可以产生效用，但由于没有实现贫困群体能力增长，无法保证脱贫的可持续性。
2.形塑的表现之二：非内源性取向以及先易后难的介入策略
目标取向最早由德威克（Dweck）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指在进行某项操作或者作业时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以此为依据，对各类目标实现过程所采取的解释方式。在面对专业性与实践性碰撞时，一些社会工作力量也会坚持这一策略，采取非内源性干预取向。这种干预简单将帮助贫困户达到“两不愁、三保障”作为介入目标，提供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消除贫困群体显现出来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充当专家的角色，将贫困户视为问题人并将其置于被动的地位，直接告知贫困者对于错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对贫困者进行干预，从而更好地回应扶贫任务，帮助贫困户收入达至标准线之上。例如在RJ市的调研发现，社会工作按照致贫原因将服务对象分类施策，针对因病致贫贫困群体，社会工作往往仅采取链接医疗资源措施进行干预，而非采用整体干预方式。这种方法看似能较快产生效果，帮助其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但也忽略了服务对象心理层面的恢复。
（三）隔阂、形塑与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策略结果
隔阂与形塑反映的是社会工作力量在介入脱贫攻坚时会有多层选择与介入逻辑，使社会工作力量会在实际介入中采用策略性和权宜性行动，由此会导致社会工作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呈现多重结果。
1.专业性下社会工作的自我坚持
专业性视野中的社会工作强调在专业价值驱动下实现贫困群体的自身改变。在具体扶贫过程中，专业价值下的社会工作对贫困群体的介入是一种贫困者内源式改变的增长，并呈现出三种特点。一是注重在专业价值驱动下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二是服务的权利取向；三是伦理规范下的需求与行动对接。将贫困群体视为不仅是问题的呈现者，更是问题的改变者。专业性的三点要求促使了社会工作在协同精准扶贫中的自我坚持，这种坚持导致在精准扶贫场域依然用自己的专业标准去对农村贫困群体进行介入。它会有两种行动策略，一是从比较难产生影响的领域撤退，二是借用精准扶贫话语参与扶贫但仍以专业标准为导向。这种撤退主义和老瓶装新酒式的策略最终形成了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之间的隔阂。社会工作无法进行有效的反贫困，在精准扶贫场域也会出现社会工作的边缘化与被领导化倾向。
2.实践性中社会工作的自我保护
在精准扶贫的反贫困任务驱动下，一些社会工作力量在实践中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性的应对措施。一是政策与行动对接，以政策为行动指南，扮演政府与贫困者的中介角色；二是依赖实践者的能力进行适度干预；三是服务的环境取向，从贫困者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场景的互动中提炼干预技巧。上述三点介入看似社会工作在协同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可为，但是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这种策略性的调适使得社会工作在协同精准扶贫中过于追求中短期取向下的量化嵌入和非内源性取向以及先易后难的介入，并形成了实践中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的单向形塑。
专业性与实践性的碰撞产生的隔阂与形塑，又促使社会工作在专业性与实践性中试图取得平衡，经过反复的实践和试探，社会工作貌似在介入人群、介入切入点、介入方法和介入目标上找到了应对措施，使当前的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呈现了一系列特征，如介入人群较为单质，介入切入点多以低层次需求满足为主；介入方法以直接服务为主，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略为单一；介入目标注重短期效应，较少关注长期的能力培养等。这些特征看似一种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平衡，实际上是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妥协。究其根本，隔阂与形塑都是专业自信的衍生品，归根结底是现阶段社会工作在我国弱小的表现。
在反贫困领域，社会工作一直是积极的实践者。加之政策层面支持，社会工作者可以凭借其价值、能力与精准扶贫上的耦合性在脱贫攻坚中积极作为。但作为专业社会工作力量而言，它在面对专业标准和实践场域的不同要求时会有不同的选择，一些社会工作力量会选择自我坚持，另一些社会工作力量会选择策略性地应对扶贫，最终导致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时产生隔阂与形塑两类现象。
隔阂与形塑的出现实质上是场域框架下的社会工作专业性与实践性非均衡型互构的结果。“专业性-实践性”互构视角是对原有二分取向下的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思维的一种动态化、更贴近现实发展的理想类型分析思路。社会工作专业性是已经形成的对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和科学的知识、积累和认知，是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应然状态；而实践性则是实践者行为系统所呈现出的特点，即社会工作者（行动者）所表现出的行为路径，是社会工作发展所呈现的一种实然状态。所谓互构性视角是指在场域框架内，专业性与实践性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塑造。这种互构的过程是动态化、多维化，社会工作自身价值理念、社会空间格局、社会工作与国家、政府的关系、社会工作模式以及文化秩序所构建的环境系统都会对社会工作介入脱贫攻坚的具体策略与角色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互构是理想化的均衡型互构，即专业性以实践性为导向，实践性以专业性为指导，将专业性的各个要素付诸实践。受脱贫攻坚特殊场域的任务性影响，社会工作力量会进行自发的选择，由此使专业性与实践性的关系演变成了一种非均衡型互构状态。
非均衡型互构状态下社会工作专业性与实践性最突出的特征为错位互构。专业性与实践性本应该是一种正向谐变的互构关系，实践性本应当与专业性要求同向发展。但是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实践性呈现了一种“身不由己”的现实化发展态势。社会工作实践开展不再仅仅受到专业性的影响，在当下社会工作发展不充分、认同度不高尤其是依赖政府资助的现实下，社会工作的实践方案更多都是依靠政策设计而进行量体裁衣。社会工作紧紧可以依靠专业知识进行微观干预，但在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专业性的理念很难打破已有的屏障，反而政策环境、学科自信对实践性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但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并非仅仅体现在微观层面，还体现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社会正义等。宏观层面要求跳出已有的框架进行实践，然而现有条件不支持社会工作离开已有的管理主义，由此形成了专业性与实践性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使得专业性难以解释实践性的行动，实践性不能支持专业性的目标。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实践性的错位互构不仅体现在精准扶贫领域，在其他实务领域都会存在。二者的分野与张力很容易让社会工作力量以策略性的方式来应对各个领域的发展要求，长此以往将会让社会工作丧失自身的独特价值。对反贫困而言，要弥合二者的张力，应当从两方面着手：首先要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信。社会工作本是包容性很强的专业，在参与脱贫攻坚这一重大战略中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归根结底是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发展弱小的表现，继而呈现出专业的不自信。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设，将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技巧与本土问题进行深度融合，在本土化中形成中国社会工作的独特服务能力，增进社会工作的功能性。另一方面是要增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关联性。社会工作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还可以是社会政策的影响者。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如（精准扶贫问题）呈现出个体问题与制度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征。社会工作者要善于运用好社会政策工具，发挥好多种角色，才可以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其次，要重新树立社会工作的自主权。一方面，政府要搭建平台，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合作，健全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引导探索新的合作渠道，拓宽拓深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保障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实践中，社会工作应拓展自身的介入角色，从服务提供者扩展到制度建设者、包容环境营造者，以多元角色应对各种扶贫难题。
（责任编辑：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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