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刚主先生因研究晚明史料，三十年代中，曾受鲁迅先生称许，但并未见过鲁迅。在给我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写的序中还说：“遗憾的是，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奖，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这是因为文化古城时期，谢老先在天津粱任公家教馆，而住在北京，又在北京教书，后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其间始终没有在上海呆过，没有机会见到鲁迅。
先生一生著述极多，留给后人，嘉惠来者，自是毫无问题的，但人们往往要问一句：先生这些学问，如何获得的呢？刻苦用功，治学谨严，老而不衰，是一个方面，这是主观的。另外还有客观的一面，那就是上学与工作，既得力于良师益友，又得力于好的学术环境。这方面可说的很多，这里我只说一个机构、一个人，那就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和大兴袁同礼氏。
谢老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海西岸的图书馆大楼还未造，北京图书馆暂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袁同礼氏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五十年后，谢老在《春明读书记》中，记当时的情况说：
“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北京图书馆服务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时这个古代建筑馆阁式的图书馆尚没有建成。我就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及至新馆建成以后，我就到这个新建的馆中作科研工作。我还记得工作休息时间，就依靠着石栏杆旁边，观看苍翠的琼岛和北海太液的秋波。回来之后，就为北京图书馆馆刊写文章。我写的有'张南垣父子事辑’'彭茗斋著述考’等篇，偶然翻阅旧的馆刊尚可以见到。”
刚主先生当年的工作很有意思，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不是编目，不是买书，更不是当馆长、当主任签字、画圈圈。而只是看书、写文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务。当时的馆长，在先生初到馆时，还是粱任公，其时任公还未生病，清华国学研究所去了好几个人。一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教海宁赵万里先生，他在清华时不是学生，是职员。二是孙楷第先生，三是谢老，四是许世瑛先生，这些人每月一百块钱工资，（当时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生八十元起薪，因为他们是研究所去的，所以一百元。）工作就是看书，写文章。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这样也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材了。
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那洋洋八十多万字的《晚明史籍考》，这部历史性的著作，最早成书于一九三一年，经过两次修订，最新版本刊于一九八一年，前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老夫子一生心血的结晶了。这部书最早是先生在梁任公的启示下编写的。柳亚子先生当年曾评价这部书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先生治学，一生的精力至于明清史籍，所以其第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明清笔记谈丛》，其他著述论文，亦均以此为基轴，触类旁通，精深渊博，其最著者如《东北流人考》《张南垣父子事迹》等，都是极有历史价值的专著。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阳湖，其祖辈宦游于河南安阳，常自署“安阳谢国桢”，或署“罗墅湾乡人”，盖其祖宅在安阳罗墅湾，其童年时代即在罗墅湾乡村中度过，先生祖父名谢暄，七十余年前为项城袁世凯幕僚，袁在那拉氏死后，回项城洹上作寓公时，先生祖父与袁亦时有往还，袁抱存写印之《圭塘集》中，收有谢喧与袁的唱和诗，我旧有一本，若干年前，先生见了，这一小本书就给了老夫子了。
先生原是吴北江的学生，是保定莲花书院的再传弟子，所以先生对吴汝纶学识一直十分景仰，而且评价很高，前两年来信说，应河北大学之约，还想到保定去讲一次学，讲题就是“莲池书院对北方学术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身体的关系，一直没有去成。
先生青年时从吴北江门下考上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这是二十年代中期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旧学研究学府，主其讲席者为粱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等大师。先生同崇明陆侃如氏住在一个寝室中。如今，不要说主讲席者均已先后成为古人，即学生中，在世者亦寥寥可数，均属海内之鲁殿灵光矣。
先生生平之趣事颇多，不善饮而喜言“微曛”“被酒”等等，爱吟小诗而不管平仄，笑着常说：“我是瞎来来的。”音容宛在，古道感人，而今均属广陵散矣。
谢国桢先生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初去世，享寿八十二岁，按人生的旅程说，也已到了耄耋之年，并非夭寿，老成凋谢，纵使哀伤，但亦是事理之常了。但是对先生说来，这样的突然而去，则使人更加不胜惋惜，因为先生确非因老去世，而是因病去世，如果平日注意调养治疗，是可以多活一些年的，而今不幸匆匆大去，安得不使人倍感惋惜痛伤？先生当年五月间在来信中说：
”昨日为桢八十有二贱辰，独酌无偶，乃拖了耿鉴庭大夫之助手，萧龙友之弟子张君与桢同饮，且请其诊脉。他说桢近来贱躯渐安，六脉浮弦者，已稍沉静，心脏无恙，惟仍有肝阳之患，照协和所给三药，即可渐愈，虽有老年血管硬化现象，然身躯内脏机构尚未损坏，如善调养，仍可延年，此虽面誉，而心境实觉稍舒畅，仍可工作也。”
接到此信后，十分喜欢，因为我知道夫子身体一向很好，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很健康，而且还在积极工作着。年内奔走南北，耽书之癣，老而不衰，到处访书、看书、买书，今年正月间去上海，在元宵节左右，老夫子还特地到苏州去，专程到吴江图书馆看书。还为吴江图书馆题了字，写了对联。夫子近年来访书时，每买到一本特别中意的便宜货，必然来信相告，前年在杭州，买到一本光绪初年刻本《胡庆余堂药目》，只花了五毛钱，先生大喜过望，在来信中大大夸耀了一番，说别人不懂得买这样的书，不懂其社会价值，也不懂其历史价值。我看了信也的确为先生高兴，因为胡庆余是晚清东南一大财阀，后来破产，即
著名之“胡雪岩事件”，江浙及上海受其牵连而倒闭的钱庄、银号有百余家之多，此药目尚系胡庆余未破产前所印者。迨破产后，药铺已属他姓，只给他干股每年三干两，即改称“胡庆余堂雪记”矣。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似此珍书，五毛钱买到，怎不可喜呢？因此先生喜，我也为先生喜了。
六月间王湜华兄写信告我，谓先生外出时不慎跌了一交，已住医院，自己不能写信，托他写信告诉我。八月间我和王运天兄回北京闲逛，第一次到首都医院看望，先生躺在病床上，精神已渐恢复，后来又去了两次。八月二十七日我即将回沪时，又去看望，先生已坐在小沙发上和我谈话了。那天运天逛颐和园去了，先生还问：“京簠儿子呢？怎么没来？”同时问我上海华东医院条件如何？和我很高兴地约好，九月初回上海见面。不想我回到上海后，九月四日去苏州，一到苏州，大家就说谢老去世了。我听了还不相信，后来果然噩耗传来了。怎么会突然发生意外呢？据传有天半夜里，老先生小便把床单、病人穿的睡裤等都弄湿了。
打铃叫护士小姐，小姐进来一看，嫌他老人裤子、床单弄脏，生气了，把湿裤子，床单拿走了。一去不复返，也不说再送干裤子、于床单来，老先生傻等着，靠着枕头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也未盖被子，高级病房，又开着空调，冻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高烧四十度，就此两三天时间，老先生就去了……怎不令人倍加伤感呢？
二
我手中有一方青田石章，上刻阳文“瓜蒂庵主”四字，这方章不是我的，但在我手中保存已十个月了。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由北京回到上海，九月四日又去苏州，友人们见面之后，便问讯谢国桢先生病况，我说已经大好了，一周前在首都医院还有说有笑，同我约好九月间在上海见面呢。好友们听了非常高兴。正月间谢老在苏州写了大批的字，来不及盖章就走了。友人便请人刻了两方章给补上，一方名章、一方别号章，听说谢老九月间要到上海来，便托我带给他……孰料在我拿到这方石章的时候，就是先生归道山的那天，这让我如何交付呢？
“瓜蒂庵”是谢老的书斋名，为什么叫“瓜蒂庵”呢？先生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中说：
“我家本寒素，为了奔走衣食，养老哺幼，不得不省吃俭用。偶尔获得一点稿费，得以陆续购到一些零星的书籍，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好瓜珍品，我不过是拾些瓜蒂。所以我起的书斋之名，以前由工资和稿费所人买书，叫'佣书堂’，后来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
先生解释“瓜蒂”，十分风趣，很可看出瓜蒂的意义和以瓜蒂名庵的襟怀。但拾瓜蒂也是不容易的，是要处处留心的，是十分辛苦的。一九八二年农历正月间，江南天气极冷。谢老却乘兴到苏州住了几天，去吴江图书馆看书，逛玄妙观吃油豆腐线粉汤，在友人家吃老酒，应纷来沓至的求书者，即兴挥毫……临上火车时，又绕道去了一趟旧书店，花一元五角买到一本初刻严译《天演论》，他一边翻阅吴汝纶氏的序言，一边笑着说这趟来苏州，收获已经够丰富了，不想临走又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朋友们都为他这种爱书的豪气所鼓舞了。这就是拾“瓜蒂”。
我常常想古人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谢老爱瓜蒂、想瓜蒂、寻瓜蒂、拾瓜蒂、收藏瓜蒂、鉴赏瓜蒂，其思想感情全部寄托在瓜蒂上，以此为乐，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积满室“瓜蒂”，成一生学养，其情其勤、其趣其乐、其钻其恒，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谢老五毛钱买到一本光绪十年刊的《胡庆余堂药目》，从杭州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北京，见了熟人就夸耀一番，八十多岁的人了，其天真欢乐处，却像一个孩子，我想这也是一点可贵的赤子之心吧。
前年五月间，谢老开完历史文献会议之后来上海，在上海住了几个星期，我请他来我家，在我那六点三平方米的小楼上盘桓了多半天，极为欢畅。我多少年中仅有的一次看先生红脸，他极有兴致地翻阅我架上几叠线装书，一边翻一边说；“不错，你这点玩艺真不错！”忽然拿着一本书，红着脸说道：“这本——这本希望你能割爱！”我看先生为了一本书居然情急起来，不禁又感动，又吃惊，上前一看，原来是本《圭塘集》，书中有先生祖父的诗。但是这本书是苏州友人王西野的，我不能作主相赠。后来我告诉西野兄，西野兄慨然应允，在谢老回京之后，托人把这本《圭塘集》带到北京，珍重地送到谢老家中，使先生欣然将此“瓜蒂”收入瓜蒂庵中，其生死交情，似乎远远胜过古人之延陵挂剑了。
先生极器重与西野兄的友谊，去年五月间信中说：“西野兄雅兴宜人，极有风趣。虽暌隔非久，然心向往之。”今年江南多雨，五月、六月都在阴雨绵绵中过去了，我时常拳拳于旧事，眷眷于旧情，这“瓜蒂庵主”的石章，是永远无法交到瓜蒂庵主手中了。但瓜蒂庵主的这点情思却也像雨丝一样，仍在飘洒着……世界上有弃瓜蒂者，便有拾瓜蒂者，为了纪念“瓜蒂庵”主人，辛勤地做一个拾瓜蒂者不是也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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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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