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刚主先生因研究晚明史料,三十年代中,曾受鲁迅先生称许,但并未见过鲁迅。在给我的《鲁迅与北京风土》一书写的序中还说:“遗憾的是,我虽然承蒙鲁迅先生的谬奖,而地隔南北,始终没有与鲁迅先生见过面……”这是因为文化古城时期,谢老先在天津粱任公家教馆,而住在北京,又在北京教书,后又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其间始终没有在上海呆过,没有机会见到鲁迅。
先生一生著述极多,留给后人,嘉惠来者,自是毫无问题的,但人们往往要问一句:先生这些学问,如何获得的呢?刻苦用功,治学谨严,老而不衰,是一个方面,这是主观的。另外还有客观的一面,那就是上学与工作,既得力于良师益友,又得力于好的学术环境。这方面可说的很多,这里我只说一个机构、一个人,那就是国立北京图书馆和大兴袁同礼氏。
谢老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之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当时北海西岸的图书馆大楼还未造,北京图书馆暂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袁同礼氏还没有从美国回来。五十年后,谢老在《春明读书记》中,记当时的情况说:
“我还记得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曾在北京图书馆服务过一个较长的时期。那时这个古代建筑馆阁式的图书馆尚没有建成。我就在中南海居仁堂内办公。及至新馆建成以后,我就到这个新建的馆中作科研工作。我还记得工作休息时间,就依靠着石栏杆旁边,观看苍翠的琼岛和北海太液的秋波。回来之后,就为北京图书馆馆刊写文章。我写的有'张南垣父子事辑’'彭茗斋著述考’等篇,偶然翻阅旧的馆刊尚可以见到。”
刚主先生当年的工作很有意思,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不是编目,不是买书,更不是当馆长、当主任签字、画圈圈。而只是看书、写文章,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职务。当时的馆长,在先生初到馆时,还是粱任公,其时任公还未生病,清华国学研究所去了好几个人。一是王国维先生的助教海宁赵万里先生,他在清华时不是学生,是职员。二是孙楷第先生,三是谢老,四是许世瑛先生,这些人每月一百块钱工资,(当时北大、清华等校毕业生八十元起薪,因为他们是研究所去的,所以一百元。)工作就是看书,写文章。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这样也为国家培养出真正的人材了。
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那洋洋八十多万字的《晚明史籍考》,这部历史性的著作,最早成书于一九三一年,经过两次修订,最新版本刊于一九八一年,前后经过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老夫子一生心血的结晶了。这部书最早是先生在梁任公的启示下编写的。柳亚子先生当年曾评价这部书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先生治学,一生的精力至于明清史籍,所以其第二部最重要的著作,就是《明清笔记谈丛》,其他著述论文,亦均以此为基轴,触类旁通,精深渊博,其最著者如《东北流人考》《张南垣父子事迹》等,都是极有历史价值的专著。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阳湖,其祖辈宦游于河南安阳,常自署“安阳谢国桢”,或署“罗墅湾乡人”,盖其祖宅在安阳罗墅湾,其童年时代即在罗墅湾乡村中度过,先生祖父名谢暄,七十余年前为项城袁世凯幕僚,袁在那拉氏死后,回项城洹上作寓公时,先生祖父与袁亦时有往还,袁抱存写印之《圭塘集》中,收有谢喧与袁的唱和诗,我旧有一本,若干年前,先生见了,这一小本书就给了老夫子了。
先生原是吴北江的学生,是保定莲花书院的再传弟子,所以先生对吴汝纶学识一直十分景仰,而且评价很高,前两年来信说,应河北大学之约,还想到保定去讲一次学,讲题就是“莲池书院对北方学术的影响”,可是后来因为身体的关系,一直没有去成。
先生青年时从吴北江门下考上了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这是二十年代中期全国、甚至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旧学研究学府,主其讲席者为粱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赵元任等大师。先生同崇明陆侃如氏住在一个寝室中。如今,不要说主讲席者均已先后成为古人,即学生中,在世者亦寥寥可数,均属海内之鲁殿灵光矣。
先生生平之趣事颇多,不善饮而喜言“微曛”“被酒”等等,爱吟小诗而不管平仄,笑着常说:“我是瞎来来的。”音容宛在,古道感人,而今均属广陵散矣。
谢国桢先生于一九八二年九月初去世,享寿八十二岁,按人生的旅程说,也已到了耄耋之年,并非夭寿,老成凋谢,纵使哀伤,但亦是事理之常了。但是对先生说来,这样的突然而去,则使人更加不胜惋惜,因为先生确非因老去世,而是因病去世,如果平日注意调养治疗,是可以多活一些年的,而今不幸匆匆大去,安得不使人倍感惋惜痛伤?先生当年五月间在来信中说:
”昨日为桢八十有二贱辰,独酌无偶,乃拖了耿鉴庭大夫之助手,萧龙友之弟子张君与桢同饮,且请其诊脉。他说桢近来贱躯渐安,六脉浮弦者,已稍沉静,心脏无恙,惟仍有肝阳之患,照协和所给三药,即可渐愈,虽有老年血管硬化现象,然身躯内脏机构尚未损坏,如善调养,仍可延年,此虽面誉,而心境实觉稍舒畅,仍可工作也。”
接到此信后,十分喜欢,因为我知道夫子身体一向很好,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很健康,而且还在积极工作着。年内奔走南北,耽书之癣,老而不衰,到处访书、看书、买书,今年正月间去上海,在元宵节左右,老夫子还特地到苏州去,专程到吴江图书馆看书。还为吴江图书馆题了字,写了对联。夫子近年来访书时,每买到一本特别中意的便宜货,必然来信相告,前年在杭州,买到一本光绪初年刻本《胡庆余堂药目》,只花了五毛钱,先生大喜过望,在来信中大大夸耀了一番,说别人不懂得买这样的书,不懂其社会价值,也不懂其历史价值。我看了信也的确为先生高兴,因为胡庆余是晚清东南一大财阀,后来破产,即
著名之“胡雪岩事件”,江浙及上海受其牵连而倒闭的钱庄、银号有百余家之多,此药目尚系胡庆余未破产前所印者。迨破产后,药铺已属他姓,只给他干股每年三干两,即改称“胡庆余堂雪记”矣。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似此珍书,五毛钱买到,怎不可喜呢?因此先生喜,我也为先生喜了。
六月间王湜华兄写信告我,谓先生外出时不慎跌了一交,已住医院,自己不能写信,托他写信告诉我。八月间我和王运天兄回北京闲逛,第一次到首都医院看望,先生躺在病床上,精神已渐恢复,后来又去了两次。八月二十七日我即将回沪时,又去看望,先生已坐在小沙发上和我谈话了。那天运天逛颐和园去了,先生还问:“京簠儿子呢?怎么没来?”同时问我上海华东医院条件如何?和我很高兴地约好,九月初回上海见面。不想我回到上海后,九月四日去苏州,一到苏州,大家就说谢老去世了。我听了还不相信,后来果然噩耗传来了。怎么会突然发生意外呢?据传有天半夜里,老先生小便把床单、病人穿的睡裤等都弄湿了。
打铃叫护士小姐,小姐进来一看,嫌他老人裤子、床单弄脏,生气了,把湿裤子,床单拿走了。一去不复返,也不说再送干裤子、于床单来,老先生傻等着,靠着枕头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也未盖被子,高级病房,又开着空调,冻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高烧四十度,就此两三天时间,老先生就去了……怎不令人倍加伤感呢?
二
我手中有一方青田石章,上刻阳文“瓜蒂庵主”四字,这方章不是我的,但在我手中保存已十个月了。一九八二年初秋,我由北京回到上海,九月四日又去苏州,友人们见面之后,便问讯谢国桢先生病况,我说已经大好了,一周前在首都医院还有说有笑,同我约好九月间在上海见面呢。好友们听了非常高兴。正月间谢老在苏州写了大批的字,来不及盖章就走了。友人便请人刻了两方章给补上,一方名章、一方别号章,听说谢老九月间要到上海来,便托我带给他……孰料在我拿到这方石章的时候,就是先生归道山的那天,这让我如何交付呢?
“瓜蒂庵”是谢老的书斋名,为什么叫“瓜蒂庵”呢?先生在《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序中说:
“我家本寒素,为了奔走衣食,养老哺幼,不得不省吃俭用。偶尔获得一点稿费,得以陆续购到一些零星的书籍,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好瓜珍品,我不过是拾些瓜蒂。所以我起的书斋之名,以前由工资和稿费所人买书,叫'佣书堂’,后来干脆就叫'瓜蒂庵’,名副其实而已。”
先生解释“瓜蒂”,十分风趣,很可看出瓜蒂的意义和以瓜蒂名庵的襟怀。但拾瓜蒂也是不容易的,是要处处留心的,是十分辛苦的。一九八二年农历正月间,江南天气极冷。谢老却乘兴到苏州住了几天,去吴江图书馆看书,逛玄妙观吃油豆腐线粉汤,在友人家吃老酒,应纷来沓至的求书者,即兴挥毫……临上火车时,又绕道去了一趟旧书店,花一元五角买到一本初刻严译《天演论》,他一边翻阅吴汝纶氏的序言,一边笑着说这趟来苏州,收获已经够丰富了,不想临走又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朋友们都为他这种爱书的豪气所鼓舞了。这就是拾“瓜蒂”。
我常常想古人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谢老爱瓜蒂、想瓜蒂、寻瓜蒂、拾瓜蒂、收藏瓜蒂、鉴赏瓜蒂,其思想感情全部寄托在瓜蒂上,以此为乐,乐此不疲,数十年如一日,积满室“瓜蒂”,成一生学养,其情其勤、其趣其乐、其钻其恒,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谢老五毛钱买到一本光绪十年刊的《胡庆余堂药目》,从杭州说到上海,从上海又说到北京,见了熟人就夸耀一番,八十多岁的人了,其天真欢乐处,却像一个孩子,我想这也是一点可贵的赤子之心吧。
前年五月间,谢老开完历史文献会议之后来上海,在上海住了几个星期,我请他来我家,在我那六点三平方米的小楼上盘桓了多半天,极为欢畅。我多少年中仅有的一次看先生红脸,他极有兴致地翻阅我架上几叠线装书,一边翻一边说;“不错,你这点玩艺真不错!”忽然拿着一本书,红着脸说道:“这本——这本希望你能割爱!”我看先生为了一本书居然情急起来,不禁又感动,又吃惊,上前一看,原来是本《圭塘集》,书中有先生祖父的诗。但是这本书是苏州友人王西野的,我不能作主相赠。后来我告诉西野兄,西野兄慨然应允,在谢老回京之后,托人把这本《圭塘集》带到北京,珍重地送到谢老家中,使先生欣然将此“瓜蒂”收入瓜蒂庵中,其生死交情,似乎远远胜过古人之延陵挂剑了。
先生极器重与西野兄的友谊,去年五月间信中说:“西野兄雅兴宜人,极有风趣。虽暌隔非久,然心向往之。”今年江南多雨,五月、六月都在阴雨绵绵中过去了,我时常拳拳于旧事,眷眷于旧情,这“瓜蒂庵主”的石章,是永远无法交到瓜蒂庵主手中了。但瓜蒂庵主的这点情思却也像雨丝一样,仍在飘洒着……世界上有弃瓜蒂者,便有拾瓜蒂者,为了纪念“瓜蒂庵”主人,辛勤地做一个拾瓜蒂者不是也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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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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