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博济石桥”碑为青石质，通高208、宽71、厚24厘米，碑首刻双龙戏珠纹，并阴刻“颂德碑”。碑身四周边缘刻回字纹装饰，碑文阴刻楷书体，共14行，满行32字。碑文兹录如下：
盖闻年岁凶荒，宜救民命，道途滞碍，当整舆梁。凡我善士仁人，皆以此为念也。民国六年夏，永定河决口，淹及安次一带村庄，落垡被灾尤重，波涛澎湃，举目皆然。嗟乎！望四郊之秋稼，形影毫无；叹九洞之石桥，倾斜尽是。乡民冻馁，过客趑趄。愚等既无救济之策，复乏修造之资。对此情形，□深焦灼。迨十月间，幸有上海义赈协会义绅方颂如先生来放义赈，驻此灾区。冬抚、春抚，棉衣、籽种外，恭恳义绅大发慈悲，助义金八百元，在京兆公署请官款捌百元。 隐轩焦县长施银五十元，本镇四乡公同募化二千八百余元，遂将石桥落地重修，接添二洞，共成十一洞，两旁添设石栏。自七年正月起，六越月而工竣。从此乡民得全性命，过客永久通行。伊谁之功？何敢忘德。兹谨勒石而为之颂：永定河决，其势汪洋。禾稼淹没，桥梁毁伤。哀我里党，受此灾殃。不得一饱，难通四方。赖有义赈，安集逃亡。更出义款，修整石梁。逾六满月，告竣称觞。整齐坚固，人皆赞扬。往来车马，便利非常。溯其伊始，寤寐难忘。义绅功德，万古流芳。新铭刘光鑫撰 梦宸赵光弼书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吉日 重修博济桥经理人 公建
博济石桥今已无存，碑当立于桥侧，后移至廊坊市安次区大王务村养老院内。从碑文内容和今天安次区的落垡、大王务的位置分析，桥应在大王务村东北的老龙河河道上，原为九孔石桥。民国六年（1917年）7月28日，永定河北三工决口，京畿各地遭受严重洪灾，永定河、大清河以及各支流河道涨溢，几成泽国。博济桥应是永定河支流老龙河上一座石桥，是联通龙河南北两岸的重要通道。这座桥在地方史志中不见记载，其结构分析为八梁九孔的石梁桥，两端可能在这次洪水中被冲毁。灾后经半年的维修，增加两端各一孔，成为十梁十一孔桥。而该桥的修复完成则是得到了京兆公署及当时的义赈组织——上海义赈协会的大力支持，同时由安次县知事焦隐轩倡议，发动“本镇四乡”士绅筹资二千八百余元，共筹款约四千四百余元完成了该项工程。
一、 龙河与永定河的关系
据清乾隆《东安县志·河渠志》载，“龙河，上无来源，自大兴之田家营入东安境，经由大伍龙、古县、刘各庄、南昌、永丰、田庄等十九村庄，约长七十余里。至罗锅判入武清界。又自解口村入东安境，经响口村，约长十三里，至定子甫仍入武清界。旧由武清之六道口归淀，今至武清石各庄，循北大堤减河归凤河。”从龙河、天堂河的上源看，大致位于北京大兴的立垡村，龙河原汇入北运河，1960年改道入永定河。结合历史地理文献与今天的龙河河道特征看，龙河应为辽金以前的永定河洪水下泄河道，即龙河曾经作为古代永定河的下游河道之一。
二、 碑文记载内容的历史背景
民国六年（1917年）夏7月28日下午，永定河北三工（大兴）决口。这次决口造成京兆地方103县受灾，受灾耕地25万多顷，灾民达600多万人，村民房屋漂没塌毁，流离失所。
水灾发生后，当时的民国政府积极组织赈灾工作，同时委托一些慈善组织办理赈济，因此产生了所谓“官赈”和“义赈”两种救灾方式。总统冯国璋任命原国务总理熊希龄(1870-1937年)为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1917年10月4日，在北京石驸马大街设立“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简称“督办处”），作为领导救灾的官方总机关，以救灾赈饥为职志,浚河修堤,复平土地。为联合中外各慈善团体筹议赈济及处理善后事宜，又发起成立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简称“联合会”）。该会要求各义赈组织分别按“急赈”“冬赈”“春赈”“工赈”等名目开展赈济工作，而义赈组织按照“联合会”的要求，接受“督办处”的委托，积极开展赈灾工作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相对“官赈”而言，“义赈”是由民间自行组织劝募、筹集经费并直接向灾民散放物资的赈灾活动。义赈组织主要是指“义赈”所依托的领导、筹赈、办赈等机构的慈善组织。据《京畿水灾善后救济纪实》卷八《义赈》的统计：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达20多个。参与京直水灾救济的义赈组织，既有京畿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的义赈组织，也有全国性组织和个别来自国外的义赈组织。属于京畿本地范围的义赈组织主要有顺直助赈局、顺直水灾义赈会、天津水灾急赈会、京畿水灾赈济联合会等。外地慈善救济组织主要有上海义赈会、上海义赈协会、旅沪顺直同乡会等。还有国外慈善组织美国红十字会和日本义助会等。据《孟宪彝日记》中的“查赈日记”记载，顺直助赈局办公处在北京宣武门南达智桥胡同松筠庵（明杨继盛故宅），当时由大兴的冯恕、史履晋牵头负责。民国六年灾后，安次得京兆“官赈”三千元。安次张家务董事于廷献等函告孟宪彝（时任督办永定河工事宜），说明“龙河应修堤工亦迫不可缓之事，可以工代赈。”（据《孟宪彝日记》民国六年10月11日）
三、 碑文反映的灾后重建情况
民国初期，战乱频仍，社会积贫积弱。在大的灾难面前，民国政府采取了“官赈”与“义赈”相结合的救济方式，是1917年京直水灾赈济的突出特点。熊希龄牵头的“督办处”成立之初，即确定了“放赈之事全行委托本地士绅及各慈善团体”的办赈方针。委托顺直助赈局和顺直水灾义赈会办理1917年年底的“冬赈”和1918年年初的“春赈”。在办理“冬赈”和“春赈”的过程，也体现了官民合作办赈的特征，即由官方委托义赈组织办理“官赈”。与此同时，义赈组织又委托县知事代为办理某些具体赈灾事务，并由地方士绅参与监督。参与此次水灾赈济的慈善组织虽然数量较多，各慈善组织所筹款项普遍不多。用于1917年水灾的各类赈款总计仅300余万元，平均每县不到3万元。顺直助赈局在办理“冬赈”时自筹经费50万元，是各义赈组织中筹款最多的一个。此外，顺直水灾义赈会为“春赈”筹款20万元，上海义赈会筹款近20万元，上海义赈协会近8万元。慈善组织受委托办理各类赈灾事宜，义赈组织成为救灾的主体，官民合作赈灾取得较好的效果。1917年京直水灾救济中的“义赈”在我国慈善救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上海义赈协会是清末民初时期上海的慈善机构，在1917年赈灾中，上海义赈协会的工作范围在霸县、静海、安次、固安。从碑文可以看出，上海义赈协会对这次的灾后捐助救济情况，不仅参与了“冬赈”、“春赈”，还捐献了不少的棉衣、籽种，又为修桥捐助了八百元（相当于总费用的六分之一）。从碑文的颂词中也可看出安次人民对该会救助的感激之情，石桥的名字有“博济”二字，从含义上看，带有浓重的“上海”味儿和教会痕迹，有一种纪念的意味。碑中提到的方颂如应该是具体负责赈灾事务的办事人员，撰文刘光鑫、书丹赵光弼应是当时安次县政府的办事员。
四、 结论
“重修博济石桥”碑保存完整，通过对永定河下游地区灾后重修桥梁的起因、过程描述，对灾情赈济的机构、捐资等具体情况的记录，真实反映出民国初期永定河灾后治理及社会慈善活动的历史，对研究民国时期永定河下游地区的灾后重建和治理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张洪英，现为廊坊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为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北省考古学会理事，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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