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氏之诗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以陶渊明为尊。尤其需要注意者，华世奎诗歌对陶渊明的接受，既不同于既往，也不同于时人，形成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三大“别调”，其分别为：一是重陶诗精神而轻陶诗形式；二是重遗民高节而轻田园逸兴；三是东篱之趣中寓有东山之志。
郭则澐尝在《思闇诗集·序》中一语道出华世奎诗作的整体风格，其评道：“其诗如高峰出云，舒卷成绮，闲适之致，雅近泉明。”确实，华世奎尽管没有专门的拟陶和陶之作，却在不同层面对陶渊明的诗学精神予以承继。
辛亥革命之后，甘为遗民的华世奎常以陶渊明自比：一方面，他在诗文中直接以陶渊明代指自身；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则经常拟效将陶渊明诗意化的行为。其《贺乔亦香保衡重葺厅事落成四首》其四尝云“安得工诗有高适，可怜止酒到渊明”，就把好友高凌雯比作高适，而径以陶渊明指代自身。陶渊明嗜好饮酒，甚至爱酒成癖，似乎一日不可无酒，且常形诸诗文，几至于篇篇见酒，更有《饮酒》组诗，动辄云“漉我新熟酒”，“有酒斟酌之”，“挥杯劝孤影”。华世奎也常耽于酒，不仅家里多备有好酒以自斟自酌，还每每有同好招饮，必然一招即去，而一饮辄醉，一醉则歌哭而往往有诗作焉。郭则澐于此感会最深，曾在《思闇诗集·序》道：“公嗜饮，于泉明为近。每中酒纵谈兴废事，辄痛哭不能自制。”他的三百馀首诗中，更是约有八十首都提到了“酒”。除嗜酒之外，华世奎与陶渊明一样也喜爱赏菊。在华世奎眼中，菊已非仅仅为庭院之花木，也并非重阳登高之需，而更多是一种高洁之士忠贞之节节的象征。如其《润台约赏菊即席以诗间示依韵和之》云：“纵然花比人还瘦，晚节常存铁石心。”借咏花而褒扬人之高节。再如《和李惺园、封翁重游泮水四首即次其韵》云：“秋园晚菊霜中艳，冬岭孤松物外春。”将松菊并举，赞其孤倔的精神。陶渊明自谓羲皇上人，其《与子俨等疏》曾自道：“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华世奎也爱高卧迟起。据华世奎之侄华泽咸回忆，退隐之后的华世奎每天几乎都是近午才起床，求字访求者都会被安排在午后。其《次韵和芰洲长夏感怀》也曾自道北窗高卧的逸致：“坐隐闲棋度日长，丁丁余韵绕空梁。静垂麤竹帘三尺，倦卧轻藤蕈一方。座上论文今李白，枕旁试扇女黄香。”再如《寿高彤皆同年凌雯六十》，不仅赞扬高凌雯“静卧云壑阅人世，山中岁月何逍遥”，更求与其同享羲皇之乐，“但闻有无酒与肉，请君早饷我一饕。兀然共醉穷檐下，羲皇之乐乐陶陶。”
除此外，就是华世奎在诗中大量且频繁借用、化用、引用与陶渊明有关的典故，并或以此来表达对陶渊明的钦慕，或借以书写自身的感受、情绪与意志。尤其是，他还将桃花源意象赋予新的意蕴。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土，之后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桃花源意象。后世往往以桃花源喻指隐居胜境或仙境。华世奎诗集中直接提及“桃花源（桃源）”者近二十处，但是，在华世奎笔下，“桃源”不仅是躲避兵祸之地，而且还是亡国遗民理想的精神家园。清帝退位，华世奎坚定决心不仕二朝，但是，与华世奎同仕清廷者大多复出成为北洋或民国政府官员，正所谓“君如来去盘空鹤，我似浮沉贴水鸥”。华世奎对此虽不反对，但在内心深处却还是希望他们最好能隐退不仕。段书云是华世奎平生三知己之一，两人曾同任军机处章京，但后来又任民国北京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华世奎《赠别段少沧同年书云归徐州四首》其四就委婉规劝段书云：“好将谢墅安排定，早向桃源来问津。”希望他能早日作回逸民。
读华世奎的诗，很容易感受到，在他的诗集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集的“陶渊明意象群”。这一意象群以陶渊明为中心，将飞鸟意象、菊意象、田园意象、酒意象、羲皇意象以及桃源意象等凝聚在一起。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意象群寓意着田园之乐、和平之地、自由之境。不过，在华世奎的诗里，更多是借陶渊明意象群来张扬遗民不仕二朝的忠贞之节。据《宋书·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自以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书甲子而已。”在华世奎看来，陶渊明“不仕二姓”与“唯书甲子”的行为，直可为亡国遗民的楷则。感于此，他也终其一生奉之为自己为人与为文的底线。
究其生平出处，华世奎在选择做遗民之后，因为“民国乃敌国也”，故坚拒出仕中华民国政府，此外，也绝不肯接受伪满与日伪的聘请。在天津沦陷日人之手后，曾有人以维持地方局面为名，邀华世奎出面事之，却遭其当面绝之。并且，华世奎虽在民国时期生活了三十余年，却一直保留着辫子，绝不肯剪去。其作于五十一岁时的《甲寅冬十一月自题小照二首》其二曾云：“田园株守作闲人，文物衣冠付刼尘。惟此弁髦难割爱，留同彩服寿双亲。”不仅如此，他还还劝好友保留辫发，其《马景含家桐三十一岁小像二首》其二即云：“弁髦到老休轻弃，同向荒山作逸民。”
究其诗歌，凡纪年月处，华世奎都不用中华民国纪年，而“唯书甲子”。并且，诗集中凡提及清帝之处，都换行顶头书写，或留出空格，又凡“玄”字皆缺笔以避康熙讳。于此，足可见出华世奎乃诚以陶渊明为典笵，不仅托文字以见遗民之志，而且有意向世人展示其惓惓故朝的孤臣之情。在华世奎六十岁时，清朝已亡多年，但是太平之世却迟迟不见，相反，北洋诸军阀却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感于时局，他作有《六十生日述怀四首》，其四云：“一年睡梦一年酣，六十年来百不堪。心似丧家无主犬，身如缚茧可怜蚕。抚松元亮空三径，刻木丁兰剩一龛。忠孝我今都已矣，泣题斋额曰思闇。”全诗语句悲凉，华世奎更是自比丧家之犬与缚茧之蚕，但是，却他却借陶渊明“三径就荒，松竹犹存”之典，向世人标明自己一直未曾愧负忠孝大义。他在写给张之洞之孙张豫骏的《题张翼桐豫骏逊卢诗思图》诗中，也题道：“太尉有孙羞仕宋，不图并代遇渊明。”以陶渊明耻于仕宋的事迹，来褒扬并勉励自己的好友。
陶渊明在他的《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此，“东篱”不仅成为了菊花和种菊之处的代名词，并具有了重要的文化内涵，即东篱喻指隐士的庄园，而“采菊东篱”则喻隐士高尚的情趣，是为东篱之趣。华世奎诗集中“东篱”或与之相关的“篱”一词直接出现了十余处。其中，不少处也是藉此书写其遗民隐逸闲适之趣。如其《周孝怀善培约中原公司六楼登高赏菊设酒䜩作重九即席唱和步孝怀韵》尝云：“有酒不妨篱下醉，寻诗端向个中宜。”
不过，与陶渊明的悠然自得、不闻世事的东篱之趣不尽相同，华世奎并非是甘心退隐，而是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他曾在日记序言中写道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当国变突起，既无力拨乱反正，又不甘忧辱以死面见先颜，以至于今。今世何世？所与并世者何人？必履清道洁，坚坚然独尊其身……虽古道存亡，匹夫有责，向为世所迫，必不得已然后出此最下之途。”退隐天津后，他与溥仪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为吕海寰所作有《吕镜宇尚书海寰丁卯重逢乡举贺诗四首》，其三云：“南内月沉天宝曲，东篱花醉义熙觞。莫论画饼充饥否，数典犹能祖不忘。”则道出了他对张勋复辟一事的支持态度。张勋复辟时，吕海寰曾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华世奎心里清楚，大清不可能再生，复辟之举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但是，在他看来，张勋与吕海寰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还是值得褒扬。
华世奎还颇用心于社会事业，堪为天津士绅的代表。在文学方面，他曾为天津影响一时的城南诗社的重要成员，与当时的朝野名流、息影遗老或其他地方缙绅诗酒酬唱颇多；在文化教育教育方面，他又是当时崇化学会的主讲人员，严修死后，则由华世奎主持学会事务，在提倡国故与研究讲授经史方面贡献甚大，还主持天津每年的文庙祭祀；在社会事务方面，他积极捐资赈济受灾民众，上书政府请求天津当面免除百姓土房与草房的税捐。此外，有两件事也可见出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力。一是，积极参与天津“双烈女事件”，并最终迫使当局改判，一时间轰动全国。二是，他参与了天津的“禁舞风波”，造成了全国性的大争论。华世奎如此的经历和心态，体现在诗歌中，就是他的东篱之趣时时伴随着东山再起之志和务有为于世之心。其最直接表现者，如其《壬申十月初十日远伯生日次日又为其长子夷介完婚贺以四律》所云：“篱边送酒亲元亮，座上围棋伴谢公。”此外，《次韵和张协卿鄂中见寄之作》也尝道：“北海无文举，东山有谢安。”这两首诗中，远伯为张志谭，段祺瑞执政时，曾任国务院秘书长，一直对国民政府持反对态度，甚至不惜参与策划建立华北伪政权；而协卿为张克一，光绪间举人，曾任直隶固安县教谕，现在无法确考他赴湖北所为何事，但是，华世奎的态度很明显，即劝其不做直接反对曹操而被杀的孔融，而做暂时隐居而日后东山起事的谢安。而他的《秋夜述怀》一诗云：“未必陶潜真爱酒，亦非商皓乐投冠。早知闇淡能藏拙，免被人呼亡国官。”则更是认为，陶渊明爱酒是因为面对晋亡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消遣。于此也可以见出，华世奎确实存有想有所作为的用心，只是时势不容，不免如失水蛟龙。
晋唐以来，历代尊陶者共同构建了一部丰富绵长的陶渊明接受史。袁行霈曾将陶渊明诗歌的主题归纳为五类：徘徊回归、饮酒、固穷安乐、农耕、生死。这也成为了后世诗人中以陶为尊者予以继承的主要方面。华世奎对陶渊明的接受，也包括了这几方面，但同时也形成了他独特性。要之：一是，对陶渊明的接受同时体现在人格与诗歌两个方面；二是，尤其推扬陶渊明作为遗民的忠贞之节；三是，跟多数的易代之际的尊陶者不同，华世奎存有东山再起之心，也因此他在诗中常将“陶谢”并用，不过这个“谢”不是池塘春草的谢灵运而是东山再起的谢安。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代文学史，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当时传统诗文大量存在的历史事实，再加上华世奎诗名为书名所掩，故其诗歌方面很少有人关注。而经过对华世奎的诗歌创作加以重新审视，很容易发现当前近代文学史类著作中存在的缺憾，并体认到华世奎在文学史方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一方面，尽管胡适在一九二二年冬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宣称了：“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但是，实际上传统诗词并未断绝，相反其还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华世奎以及他“朋友圈”中的诗人，大多终生从事传统诗文创作，不仅在当时社会有着很大影响，而且还留存下为数可观的诗集著作。这些诗人与诗作，本身就是近代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东进，包括诗文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猛烈冲击，华世奎等人依然坚持传统诗歌创作，无疑具有不乏悲壮的坚守意义。而且，尤其是在日人入侵，平津等地沦陷之后，日伪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他们的诗歌更是作为了一种对抗侵略的武器。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华世奎的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沦陷时期天津传统文化承传的主要形式，并且承担着凝聚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角色。
此外，华世奎之父华承彦，营盐为业，而好诗书，工书法，富收藏，又精通易学。他与诗学大家杨光仪等过从甚密，又同刘锡九等结为九九消寒社，雅集唱酬。在易学方面，他强调以诚为本，以实用为归，著有《学庸述易》《卫道编》《读易随笔》等。晚清社会面临剧变，而华氏家道也自盛而至于败落，华承彦感于此，遂究心易道，一方面广搜诸家之说以考辨，同时又施之于家事以验证，因此其为学带有强烈的致用色彩。晚年，他更以《大学》《中庸》与《周易》互证，由之反对朱熹从《礼记》中析出《大学》《中庸》的做法，提出《大学》《中庸》皆出自《周易》，并“节节疏通而证明之”。华承彦的易学，代表了清代学术的一种新趋向，即反对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割裂，而通过科学考据在复古还原的同时，进一步寻求融会贯通和经世致用。这种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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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燕‖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写在《华世奎集·华承彦集》之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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