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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良 || 隋唐运河与胜芳

      中国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全球有许多城市的孕育,起于运河、繁荣于运河。运河成为这些城市的血脉,运河城市感恩于运河的哺育滋养。运河沿线不但是经济流,更是一条文化带,运河城市有着共同身份和价值的认同感。运河是蕴含着异常丰富的文化富矿的一条河流,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相处过程中的卓越创造,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

        隋炀帝为了加强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南北经济的交流,于公元605年开挖以洛阳为中心的联接五大水系的隋唐大运河。至此,共用五百余万民工,费时六年,大运河全线贯通,全长2700公里。隋运河比途经天津的元朝京杭运河要早500多年。在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基于战争的需要,为了收复辽东被占领的土地和遏制高丽势力的扩张,历经两年的时间,“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帝纪第三·场帝上》。用河北民工百万余开挖了洛阳到北京琢郡(今涿州)的永济渠,永济渠北部就是利用了桑干河(永定河)原有的河道开挖的。水路适合长距离、大吨位物资的运输,这是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唐太宗欲东征高丽,即有人建议“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唐纪十五》)。在隋以及唐初征伐高丽的历次战争中,把大量军队和军事后勤物资集结在涿郡治所蓟城等地后,通过水路运往前线,永济渠对此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永济渠的开凿,客观上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沟通南北的重要经济纽带。    

        在宋辽金时期因永济渠北段时常闲置,加之河道受桑干河(永定河)泥沙淤积的影响,隋唐永济渠从天津市独流 “北通琢郡” 这段在历史上消失得比较早。因此,这一段永济渠的走向在史学界历年来存有争议。

       第一,介绍天津历史文化的大多资料认为,天津地区的形成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唐中叶以后天津仍然是南粮北运的水陆码头。宋金时称“直沽塞”。元朝改称“海津镇”,成为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据《三岔河口记:沽水灵圣精卫填海》散文里介绍:“据载:天津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北运河交会处、金钢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会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笔者于2018年3月25号上午在天津古文化街参观天津非遗展示馆时,看到明确标注着隋唐运河北上是经过天津三岔河口通往北京通州的。

      第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永济渠北段自天津经由潞水北上,至武清县西北之旧县治东北,转向西北,再循桑干水北上。该图集标注永济渠利用桑干水一段路线大致沿凉水河东南行,进入通州南部约马驹桥、于家务、永乐店一带进入天津武清境内,沿今凤河路线汇入潞河。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永济渠路线与谭其骧的观点大体相同,只是在具体路线上略有偏差,永济渠大约沿凤河东, 南行至大兴区东南的周营村东行进入通州境,沿通州与廊坊交界北侧一线入武清,再沿凤河进入潞河。

       第三,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先生的《永济渠考》,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 《 隋唐永济渠考 》,均依据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永济渠北端应是自今天津独流镇西入巨马河(拒马河)至信安,然后北经永清东侧,安次(旧州)西北抵达幽州蓟城(今北京)。 

        关于永济渠北段走向的第三个结论,不但文献记载的清晰,而且还有其它历史记载来佐证。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宋辽边境的塘泺曾云:“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永济渠为一水”,“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为一方。”而《太平寰宇记》霸州破虏军(此处破虏军即指信安)有 “永济河自霸州永清县界来”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幽州安次县有以下记载:“本汉旧县,东枕永济渠。”

        据《永乐大典》中《顺天府志》永清县的“沿革”中记载:“隋大业七年(611年)因开渠通辽,于县西五里置通泽县,后罢。”在该文献永清县“河渠”中再次记载:“通辽渠在县西北五里通泽村发源,至县西南流入霸州淀泊,每水溢时,则北流与桑干合而东注。”通辽渠的这些记载所指就是永济渠北端。

       永济渠北端从天津独流镇西入拒马河至信安,然后北经永清,安次西北抵达北京这一走向,已经在学术界得到了主流认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辉,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韩嘉谷先生的《永济渠不经天津辩》,天津市著名历史学家、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罗澍伟老师,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陈喜波教授和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文录均持这一观点。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辉在《永定河与南海子之缘》一文中,从北京角度研究认为永济渠通过信安。该文具体阐述:“隋唐时期,永定河的故道桑乾河位于蓟城南不远的地方,东南与永济渠相接。永济渠属于隋唐大运河的北段,从大约今天津以西的信安、廊坊一带经过,沟通了北面的桑乾河和南面的易水、拒马水。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伐高句丽,'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于涿郡’,沿着桑乾河到达涿郡(《隋书·炀帝纪》,卷85)。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也通过桑乾河来到涿郡,'誓师於幽州城南,因大饷六军以遣之’(《旧唐书》卷3)。”

       但是,宋《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三河合流之处,割文安、平舒二邑户,于河口置丰利县。关于丰利所处的位置还有争议。一种观点丰利位于今文安县城;另一种是前些年霸州地方历史研究者认为丰利地处于信安(因为历史上信安为淤河口,判断是河口);还有一种丰利县治所处的位置是胜芳,笔者根据文献和地方史料记载,认可专家对这一结论的判断。为了便于永济渠物资的运输、结集军队的管理,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令沿永济渠设置了两个新县,析安次、固安二县地置通泽县,析文安、平舒二县地置丰利县是合乎情理之中的。

       目前,学术界已经开始认可从永济渠途径胜芳这一结论。从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永济渠是不可能途径现文安县城的,应当与胜芳有着很大的关联。明朝地方志中就记载着胜芳地处河口。据明朝纪大纲等纂修的崇祯版《文安县志》记载, “据一统志……汇会通、瓦济、易水者经县之西、之北,汇滹沱河者经县之,东南俱达于武平(即胜芳淀)”。另外,历史上胜芳所处的位置在文安东北、大城(平舒)县的西北边界交界处。胜芳在解放前隶属于文安县管辖,其东部相连的辛章村归属大城县管辖。而信安相对远离文安和大城,认为信安是丰利故城的史料证据不足。

       永济渠途径胜芳的史料考证是充分的,那么胜芳古镇的古河道究竟是不是永济渠故道,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考证的问题。当地百姓惯称的穿心河,历史上叫胜芳河或中亭河(中亭河的老河)。我们从目前遗存的历史痕迹看,有各种迹象表明胜芳河就是永济渠故道。一是从胜芳到独流之间的台头有一条台头小河,今70岁的人对这条河流还有记忆,在1951年胜芳古镇的地图上也有清晰标注,这条河道从东偏南进入胜芳河;二是前往信安方向的胜芳河上的桥叫永济桥,还有去信安方向的路叫信安道,应该与永济渠有所关联;三、在胜芳以北5公里的信安到胜芳之间有一个高桥村。县志记载:宋朝村里有一条南北的河,因上面架着一座高桥,桥下可以通过各种运输船只,所以村名来源于此。虽然这条河流现已消失,但村里百姓仍然有把该村分成村东、村西的习惯。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黄盛璋先生《永济渠考》的考证图所标注的丰利县位置正处于胜芳,这个研究结论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文录研究员和天津市著名历史学家罗澍伟老师均认同隋唐运河永济渠途径胜芳这一结论。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文录研究员在2019年11月“河南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高层论坛”上做了《永济渠流经胜芳考证及价值》的主旨发言:“据永济渠北段的相关文献记载,胜芳地处河口,历史上位于文安大城之间。因此,永济渠流经胜芳的史料考证是充分的。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流经胜芳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能在学术界形成'流经胜芳说’的共识,就可以推动隋唐大运河永济渠胜芳段的考古工作。如果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北段的考古工作能全面展开,必然会发掘出更多的文化遗产,让永济渠流经胜芳得到考证。”

        罗澍伟先生在《胜芳访古:中亭河历史之谜》一文中认为:“穿镇而过的中亭河就有桥梁五座:普济桥、通济桥、永济桥、广济桥和裕济桥,居于五桥之中的正是永济桥,其它四桥亦以济字居中,这种命名,难道真的与永济渠没有任何关系吗?……自独流口至信安之永济渠,废弃远比信安至幽州段为晚”;而且解放后调查北京附近古河道时,发现北京以南一条永定河故道,流向永清,经黄先生判断,应即隋代永济渠信安至幽州段,后为永定河夺道乃致湮废。此说如成立,那么,隋代的永济渠很可能流经胜芳。历史上大运河有两条,一条是隋唐大运河,在地下;一条是元明清大运河,在地上。今后,如能对隋唐大运河进行全面的考古发掘,永济渠流经胜芳,将不再是历史的悬念了。”如果穿过古镇的河道就是隋唐运河遗存得到考古证实的话,那这个具有世界级文化遗产水平的遗址,将具有重大的文化与旅游开发价值,可以让胜芳重塑辉煌。

          殊不知,《文安县志》和《廊坊地名志》均认为,隋所置丰利县治仍然是现在的文安县城。据文安志书记载:“当三河合流之处,诏令割文安、平舒二县地置丰利县,县治设在今文安县城……。唐初属瀛州。贞观元年(627),以丰利、文安两县相近,遂撤销丰利县,文安县城由柳河东侧迁至被撤销的丰利县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陈喜波教授在他的《隋唐运河北段河道经行路线研究》论文中,依据地方史料,也认为丰利县治就处在当今的文安县城。其结论的依据是文安县的地方志。“既然隋炀帝途径淤河口并置丰利县,可知永济渠一定经过今文安。” 可以肯定地说,隋唐永济渠与当下的文安县城是毫无关联、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文人不明就里,将宋朝《太平寰宇记》的文献记载直接套到文安志书里去了,结果造成了以讹传讹,一错再错。

          我们将期待着对隋唐运河能够进行全面的考古挖掘,让胜芳的历史真相得到更多的还原。如果这一结论得到最后确认,那隋朝在运河河口处所置的丰利县治的官府及军事文化,才是胜芳真正的历史文化之根。在隋朝胜芳就已经奠定了其政治和军事地位,她是隋炀帝三征高丽,军力运输的一个重要水路交通枢纽。可以说胜芳是一个具有14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悠久的城市。到了元朝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南方的粮食等主要物资从此不再通过胜芳、信安等地,而是经天津直接转运到京都北京,信安和胜芳的漕运历史早于天津三岔河500多年。到了明朝永乐年间天津才正式建城,胜芳建城史要比天津早上8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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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良,退休干部,地方文化学者,曾任霸州市胜芳古镇管理委员会主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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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金爽

审校:袁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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