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 北学崇实典型：贾恩绂与《定武学记》

时值风云激荡的晚清，河北虽非全国学术之核心区城，但当地学人并未放弃对事功实学的追求。贾恩绂的经世学说便是例证。其讲稿式著作《定武学记》，在对颜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倡导“学行合一”“义在利中”等主张，体现出燕赵地区实学思想在晚清发展的新阶段。

一、《严几道先生来书》

时值清末，大儒吴汝纶于莲池书院传授桐城古文，但胸中仍怀复兴北学之志，故始终坚信后辈们会接踵而起，并以此为目标践行实学。贾恩绂即其中代表。

贾恩绂(1866-1948年)，字佩卿，号河北男子，河北盐山人，近代著名方志学家。贾于1890年人保定莲池书院读书，师事桐城派学者吴汝纶。贾后于1893年中光绪癸巳恩科举人。1898年康有为在京联合各地举子公车上书，贾恩绂是签名者之一。贾曾先后主讲于梗阳书院、定武书院及贵胄学堂，并担任过直隶通志局总纂、北京政府财政部盐法志总纂、临时政府顾问、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职。贾著述颇丰，已刊行者有《直隶通志》《导河一得》《盐山新志》《心灵探源》《定县志》《定武学记》《水经注纠谬》《南宫县志》等。另外贾尚有未刊诗集、文集、日记、年谱等著作17种，40册，名为《思易草庐诗稿》《思易草庐文稿》《思易草庐日记》和《思易草庐年谱》，现存于河北省图书馆。笔者曾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查阅贾氏相关著作时，在其《定武学记》中发现严复写给贾的一封书信，题为《严几道先生来书》，全文如下：

严几道先生来书

佩卿先生执事侯烈公邮书来皖并寄示大著《定武学记》一册。雒诵首尾，寅服无量，曩在京师，高轩过门，未遂倒屣，至今思之，辄深失人之悔。事会一往，不可攀缘，未知何时乃得合并耳。所录于学行分两大支，而要指以戒惧、慎独为孔门小乘，标悲天悯人、泽民益世为宗，此其志量，不但同符孔孟，实举一是宗教而兼包之。净名居士毗耶示疾，王伯安居夷后讲学，皆违此义，盖不图见地超绝之至于斯也，叹服!叹服!往者亦尝云中西学者作用不同，起于“恕”字界说之异，中土“恕”字界说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负义也:西人“恕”字界说曰“以己所欲，施之于人”，此正义也。二者似同实异。盖用前说则归洁其身，有所不为，其义已尽:用后说则匍匐救丧，强聒不舍，皆一已分内之事，而一日安闲，死有余责矣。故中国之君子期于无损人而已足，而西国之君子凡世间有一溺一饥皆己之性分有未尽也。是故学说不同，而社会结果遂以大异如此，此亦可谓与尊说暗合者矣。逮后读《论语》至“博施济众”章，又若有悟，觉圣门言恕与仁字似尚隔一尘，盖仁者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此二语真活泼泼地。立者助人自立，达者助人开通，若本斯而谈，似可补前义之未足，执事以为何如?大著又谓《论语》为专重修己之书，为后世学派误点所由出，复则以为《论语》自今日观之，诚有一二不合用者，然言各有当，安知其说行于孔子之世非无以易者乎?但仲尼疾固而绝意，必固我《周易》，又重随时之义，则其说之不可固执而有穷变通久之宜，似当时亦已言下指点。吾辈生当今日，尚论二千余年，遂若有可改良之处，此不独吾教为然，盖天下宗教之经历，莫不如此矣。总之，文字者，皆糟粕也，先生信孔子而不必信《论语》之说，最为的当。吾无间，然此间学堂日来适大考，忽忽未获尽意，伏维亮察。弟严复顿首!

笔者翻检《严复集》《〈严复集》补编》《严复合集》《严复与天津》《严复翰墨》等著作以及近年散见于学术刊物中有关严复佚文的论文，均未提及或收录此信，故当为严复的一篇佚文。

据“邮书来皖并寄示大著《定武学记》一册”一句，可知此时严复身处安徽。严复曾应好友姚永概和安徽巡抚诚勋之请，于1906年4月至1907年6月间在皖主持安庆高等学堂校务。“至之日，官绅倾向，恩中丞礼仪尤殷，诸生欢迎若拜大将，而旧教员中如姚永朴、胡元吉诸君皆相推挹。”可见严之到任，颇受师生欢迎。该年年底，严复对预备班学生和学堂教员进行考核，共淘汰学生38人，辞退东洋教习数人。对这次考核，严甚感满意:“本学堂自经我秋间整顿之后，至今日有起色，学生亦肯用功，毫无风潮，皖人同声倾服，至今唯恐吾之舍彼而去也。”不过严复治校过严，也招致了部分师生之怨怒，这也为后来爆发学潮、迫使严辞职离校埋下伏笔。据《思易草庐年谱》所述，贾恩绂于1906年4月任山东学监，“六月，杨莲甫中丞以学报相委，甚喜，以为可借此出其素蕴，然杨之世弟吴辟疆网利营私，致于决裂。是年刻《定武学记》，乃为吴所激之故。”由此可知该书刊刻时间当在1906年6月之后，亦能确定严之回信应作于该年后半段，而其在信末提及“此间学堂日来适大考”，恰说明此时他正忙于考核甄别学生与教员等事宜。

由“曩在京师，高轩过门，未遂倒屣，至今思之，辄深失人之悔”一句，可知严、贾二人应早已结识。况且二人皆师从桐城派名宿吴汝纶，严复推崇桐城古文，多次前往莲池书院求学请益，而贾恩绂更是莲池书院培养出来的高才生，“治《仪礼》，有家法”。故二人之间尚有同门之谊。由于贾恩绂在学界声名不显，加之其个人著作多未刊印，故这份书信便未被后人重视。今日我们重新研读这篇佚文，既能从中了解严、贾二人在某些学术观点上的异同，亦可将其视作严复同北方学人交往的一则重要史料。

二、《定武学记》

至于《定武学记》，其实是贾恩绂“于前清光绪壬寅年(1902)主讲定武中学时之一部分讲演词也”。由其弟子米逢吉整理，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说学”，共17节，下篇题为“说行”，共9节。此书先于1906年由山东官印书局付印，后由米逢吉于1928年重刊，即本文所据版本。

细检《定武学记》一书，贾恩绂在继承前贤思想和吸收西学知识的基础之上，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世学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即学即行，即行即学，二者未尝分途”。知行关系一直是儒家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宋明以来，程朱理学主张知先于行，其结果便是不务躬行;王阳明则强调知行合一，但其学说易导致混知为行，故王门后学多流于袖手空谈。知行之辩到颜元时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了“见理于事”“寓知于行”的知行观，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指出“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虽然颜氏的知行观不免有经验主义的倾向，但对人们认识宋明理学之弊端起到很好的指示作用。贾恩绂正是深感颜李学在知行观上的积极意义，在开篇绪言中即对学界“学行分途”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

吾人读书不外学行两端，此尽人所知也。虽然古之所为学行实与今异，古人即学即行，即行即学，二者未尝分途，观《周礼》以三物为宾兴，六艺即其学，六德六行即其行，不接一物安所得仁义中和之名?不任万事安得有睦姻任恤之号?所谓礼乐非德育乎?所谓射御非体育乎?所谓书数非智育乎?舍此三物安得更有读书乎?吾乡颜习斋、李刚主之徒独标三物之说，一扫宋儒静敬等说，真千年一见之豪杰也。斯文不幸，为方望溪等所摧锄净尽……盖自曾卜传统而学行分途之风以基，宋儒出而自了汉之道德愈倡而愈尊，其致用遂愈狭而愈谬，驯至今日，其说已深渍于人心，以办事为非分，以不办事为高尚，遇有慷慨自任者出，不惟莫慰其劳，反为世所讪笑。劳而受谤，其孰不奉为殷鉴，趋避恐后，然则凡世之号为君子者，皆畏事矣。天下事将安归乎?其舍小人而他无可归，无疑也。……噫!学术沿为风俗，至养成此不公不群之世界，已可哀己。而又不幸与讲公讲群者遇，相形见绌，至不得不为之牛马，为之奴隶，其可哀更何如也?深究其故，实以学行分途为受祸之始。夫学本为行而设，行而未能故先学焉，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欲正今日之人心风俗，必先正夫学术，欲正学术先破学行分途之谬见……

贾把“学行分途”“不求致用”的后果提升到风俗窳败、学术虚浮以致国家衰亡的境地，这是颜李学派所未曾达到的。这反映出身处清末民族危亡、更迭频仍的大变局中，贾恩绂所面临的现实较之颜李更为严峻，故他的看法因之愈加深刻。

那如何才能纠正“学行分途”的谬误?这就涉及贾的第二个学术主张:“利人外别无利己”。在贾恩绂看来，宋明理学诸多谬误中，最巨者莫过于“讳言利己是也”。追求利益本是人之天性，然而儒家的那一套说教却迫使人们讳言利，在义中与颜李学派“义利合一”的内在相似性，说明该观点乃晚清时期河北学人对颜李学派义利观的承继与发展。

既然强调学行合一、义在利中，那作为学者，自当“以专务经世为宗”，按照贾恩绂的话讲，即“亘古学问径途不外经世”，这亦是他的第三个主张。其实早在戊戌维新时期，贾的经世思想便有所展现。当时他致书康有为，对其所创办的保国会提出个人看法。在他看来，康有为设立保国会，“纵极剀痛，亦犹之空言耳”。因为“聪颖者自能取中西之书而博通之，无待会讲，而庸流无识者，纵闻言欣悦，亦不堪世用，况讪讥笑骂徒取其辱，又何为哉?”这实际上既无补于国家危亡，亦不能实现保国保种保教之初衷。贾的建议是:“莫若暗淡其声华，变保国会为学会，并立农商格致等公司，实事求是，日进一日，将来推行渐广，则国教种不求保而自保。以察秋毫者导人明，以正六律者导人聪，其与夫斤斤于聋瞽之场以自炫者，必有闲矣。”在《学记》里，贾的经世主张愈加成熟。回顾三代时期，“学问所学即所用，以六艺为应世课程，以六德六行为修身课程，与今日德育、智育、体育之论若合符节(体育即该六艺中)，且不惟学用一贯，更能知行并进，礼于古所该最广，一切事功均括其中，吉凶军宾嘉典章制度文为凡应世之端悉属之，即今日之政治法律哲学等目是也”。而今日之人以“读书为学”，“以读书为学之全功是由实人虚之大关键，今骤语人以读书不为实学，在今日几视为奇谈，然试问读书之与经世与六艺之与经世，其距离孰为远近?有识者当不辨而自明”。当然贾所处时代，西学大量涌人，新的学科、知识的引介使他认识到单靠所谓的“三事三物”之学不足以挽救中国之现状，必须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首先当引进的就是计学。

       计学亦即经济学，晚清严复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时将经济学译为“计学”，贾恩绂当是受严之影响，将“卒使人人不敢以真利己自居，至群趋于作伪之一途，故率天下而为小人者，皆此讳言利己之说阶之厉也”。此说大行其道的结局便是懦者“阳为夷齐而阴为盗跖”。深究下去，人们之所以讳言逐利，其根源还在于对义利关系的认识上。贾指出，“中国学术之误，误于义利分途，以故世人皆视义为害利之事，利为害义之端，二者为反比例”。追求事功，获取利益本无可厚非，毕竟“人也者，原为求生而生，非为求义而生者也，不利则害生，不义则害名，名虚而生实，孰肯鹜虚名而受实裯哉?……藉令义利不使分途，而以义为利，以不义为害，号召天下后世，至理名言，家喻户晓，久之风俗可成，必能与今日所见效果为相反，此凡有识者所公认不疑者也”。然而那些所谓的“圣贤”们却见不及此，大倡逐利害义、义利分途，贾恩绂对此深恶痛绝:

不曰利在义中，而曰义利相反。夫欲其为义而先不以利惧之，岂非北其辙而令适越乎?董生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二语在吾国几于妇孺皆知，范围人之思想势力亦最大。然吾谓最害事者即此语也。人人诵其语，则人人知义利不并容矣。不惟小人不肯为道谊，即中人亦畏难而苟安，纵谆谆告诫，孰肯为无利无功之道谊哉?今为正之曰:非正谊不能谋利，非明道不能计功。谊道为功利之原因，而功利乃谊利之结果，如是言之，人纵不乐为义，独不为利计乎?则天下安有小人哉?

“非正谊不能谋利，非明道不能计功”，这与颜元的“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何其相似!由此可知贾恩绂之义利观具有强烈的事功色彩。其“利经济学视作一国兴衰之命脉。计学之可贵，在于“其所见者远，所利者溥”，故贾认为“他种西学犹可从缓，而计学则兴国之第一智慧也”。其次，对于大多人而言，应该以“动植、理化诸普通科学为一切应用根基”。因为“物质科学中所具智慧浅者，皆人生日用所需，深者皆营业勤学所必备，故不明政治学，不过不足以治人，不明物质诸科学，并不足被治于人”。贾认为由于自古我国就未能建立一套完整的自然科学学科体系，所以文明不得不迟于西方。好在“西人于各种科学皆日精一日，编人教科，条理秩然，于以助成文明之发达，斯不谓食西哲之赐不可得也”，可见贾恩绂对西学颇有涉猎。贾虽然提倡事功，认为“吾国多一读书人，反多一蟊贼”。但他在对待读书的态度上，并非像颜元那般偏激绝对，将读书视为无用，“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贾恩绂所反对的读书态度，是以读书为学问，而忽略了实践的重要性，故他并不否定读书乃求知的渠道。因此他对于书本知识持较为开明的态度。如当有人“藐视词章之学为不值一钱”时，贾没有同声附和，而是为词章之学辩护道:词章“虽不足尽中学之大要，自是中国第一美术，在我国文明发生界实国粹可宝之一端。今学校中见外人有音乐科，相与仿效宝重之，词章之益及学术者独不在音乐上乎?”不过，贾将词章之学比作“中国第一美术”，则似有拔高之嫌，这或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贾曾师从桐城派名宿吴汝纶，“治《仪礼》，有家法”。故贾亦被视为晚清桐城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之一。若从此层关系上来考察，便易于理解他为何看重词章之学。

除却倡导事功之学外，贾对儒家经典的质疑和评骘汉宋学也颇具特色。对于被历代儒生奉为经典的《论语》，贾认为该书“其书多失圣人之真，于悲悯救世之大端，几付阙如，但于容貌、辞气、谨言、慎行诸事，详之又详，藉令综合全书之精神以为孔子写真，一学究足以当之而无愧，安见其为生民未有之大圣哉?世之人顾以此为孔道之真，是真不信孔子而信《论语》也”。经过贾之考证，他断定《论语》必成于后世众穷儒之手，“流弊直与孔道相反”。所以他主张“宁信孔子而不尽信《论语》”，“吾之不信《论语》，适将以尊孔也”。贾的观点招来了严复的商榷。严在回信中认为《论语》“博施济众”章“似可补前义之未足”，并就贾对《论语》的批判略作辩解，指出“《论语》自今日观之，诚有一二不合用者，然言各有当，安知其说行于孔子之世非无以易者乎?”贾恩绂对四子六经亦不甚满意:

总之，六经不足览孔子道之全，《礼记》《周易》差胜矣，而亦非本末综贯、源流详该之体裁，《春秋》虽专明政见，而其道已古，此六经之大旨也。四子中《大学》《中庸》出自《礼记》，又纯为曾子之绪余，无论矣。《论语》与《礼记》上下相距不出数十年，亦曾卜门徒传信传疑之作。此外独《孟子》为佳，以其多出已手也。而体例事理并载，有似日记，与他子篇题亦不类，衰周诸子多标篇目类载，孟子则否，亦非综贯条理之作。以故四子六经虽成道理渊海，求其由根而干而枝而叶，本末完全者，竟无一也。

是故贾希望学习西方学科编排模式，将四子六经“分别部居，囊括众说而条理之，亦大观也”。这种主张学术分科的见解，在清末还是颇具有远见的。“桐城尊宋学”,“好治文辞”，贾师承桐城殿军吴汝纶，自然在评价汉宋学术时有其倾向性。对于乾嘉汉学，贾恩绂之评价颇低。在其看来，汉学有两大谬误:“训诂以托体六经而始尊。而六经之所以足尊者，在不可磨灭之道理，道理无事于训诂也。其有事训诂者，惟名物典制六经之粗迹耳。以研求粗迹代身心之学，其误一。又进而求之三代普通之学守之，学官者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也，决非后世学官之六经，以六经冒六艺，实始于汉儒。六经虽尊而但就切近人事论之，实远逊于古之六艺，专穷经犹未必致用，况专穷经之粗迹乎?其误二。”其结果便是“匆论古今”却“无当于经世”。对于理学，贾恩绂之态度明显有所保留。他认为汉学仅是理学的一个分支，“当世学人不曰宋，即曰汉，且互相主奴，宋学往往为汉学所凌驾。而不知沿流溯源，则汉儒所据地位去宋儒尚隔一级，理学虽腐而究为正干，汉学虽博而终属旁支，学者所当严其流别，勿徒为耳食之论也”。贾毕竟深受理学熏染，其不能完全跳出学派观念来看待汉宋学术，故有些观点未必精确。

梁启超曾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北学特征有过经典总结:

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制度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

刘师培亦认为:

燕赵之地……地土硗瘠，民风重厚而朴质，故士之产其间者，率治趋实之学，与南学浮华无根者迥殊。颜学之兴，亦其地势使然欤。

自然地理环境对学术风格之塑造的影响究竟多大，可姑且不论，至少说明实学思想当为北学之主流。时值风云激荡的晚清，河北虽非全国学术之核心区域，但当地学人并未放弃对事功实学的追求。贾恩绂的经世学说便是例证。他在对颜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倡导“学行合一”“义在利中”等主张，体现出燕赵地区实学思想在晚清发展的新阶段。

（原刊于《畿辅哲学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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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尼山学者。长期关注晚近学术思想史领域尤其是北方儒学在明清之后的嬗变与转型，近年开始转向中西政治文化史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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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佳敏

审校：余文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