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传播者。在《新青年》之前，以“唤醒”和“启蒙”为目标的传播曾经有许多人努力尝试，如改良派的梁启超以及谭嗣同、严复等人。但是，他们终未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终未把历史真正加以改变。而《新青年》能够取得空前成就，更为重要和本质的原因是由于《新青年》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而这种不稳定状况诱导了社会体系的变革。一个直接面对大众社会的现代传播者，对于他所从事的传播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清醒。它不仅可以大大避免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许多盲目性，而且尤其可以使传播者从一开始就能从理论上认清这一活动是于社会有益的还是无益的，以及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与要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陈独秀在当时的理性认识和选择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样的认识和选择也是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的过程才逐步达到的。
关键词：陈独秀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 文化传播
陈独秀及其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传播者。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毛泽东语），陈独秀在文化传播的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建树，但是，他却是新文化传播的最为独特而优秀的实践家。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陈独秀及其《新青年》，也许从陈独秀本人的著述及言论中无法归纳和摘取多少与传播学理论直接相关的见解与观点。但是，对陈独秀在新文化传播中的具体实践，却不能不加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以从中求取对于传播学的理论建设与发展具有更多启示的实际的经验和具体的参照。而通观陈独秀的文化传播实践，主办《新青年》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通过《新青年》的青年式传播，通过向旧文化的宣战，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最显赫一时的传播家。
一、在社会结构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最高契合点上
传播学家们早就指出,一个社会想要维持稳定并实现持续的进步和革新,必须依靠它的传播体系来实现。传播体系首先是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通过传播体系把社会共同的价值以及目标传达给大家，使得所有的成员都能够在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众志成城，紧密合作。其次，一个社会想要寻求改革也必须依靠其传播体系的协助来实现，通过传播体系使得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成员知道，为了长期地共享进步繁荣的社会，就必须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变迁”是传播活动对文化发生影响的两个重要方面。而《新青年》的传播对于当时的社会影响也正是集中在对社会“结构转型”以及“文化变迁”这两大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上面，它向旧的文化宣战并提倡以“新文化”，并取得的巨大的、空前的成就。那么一份由普通的知识青年以个人的力量创办的小小的杂志，何以竟能够发生那么巨大的历史能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历来的史学家们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或者起码也是至今尚未给出一个十分科学和准确的答案的。而这样的答案，我认为，也许只有依据传播学的理论去寻求。
在传播学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做“依赖模式”，由德福勒和鲍尔─罗克希于1976年提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受众、媒介体系和社会体系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而其中的社会体系，尤其根据它的结构的稳定程度而变化。在《新青年》之前，以“唤醒”和“启蒙”为目标的传播工作已曾经有许多人作过，如改良派的梁启超以及谭嗣同、严复等人。但是，他们终未真正完成其历史使命，终未把历史真正加以改变。而比较之下《新青年》能够取得如此空前的成就，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也是由于《新青年》时期社会结构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况，而这种不稳定状况诱导了社会体系的变革。
《新青年》时期，是中国社会内在结构最不稳定时期。1840年以后，无论是社会的文化、制度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首先是在西方文化的剧烈入侵使得根深蒂固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失去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其次，封建制度文化的根基受到随后的改良运动的威胁，；最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终于在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般的力量下土崩瓦解。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云激荡，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文化的结构已处于极不稳定状态[1]。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和政治斗争相比较而言，启蒙和文化始终无法成为先进知识群的关注焦点，甚至是无暇顾及[2]。以至于辛亥之后，虽然封建帝制被推翻了，一些封建思想和约定俗成的观念不再具备权威性。但是从社会全局来看，谈不上有多大的进步，政局、思想以及意识形态都陷入的空前混乱，社会出现了极其矛盾的两面。一面是皇权的崩塌随即带来诸多旧的制度、思想、习俗、信仰的动摇甚至是毁灭。另一面，顽固守旧势力不甘心王朝就此毁灭，又开始用“孔孟之道”那一套企图实行封建复辟，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不仅是知识分子陷入迷茫而不知何去何从，甚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渺茫不清。但是正是在如此混乱和压抑的时代里，陈独秀及其《新青年》异军突起，以民主和科学为其鲜明的思想旗帜开始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大面积传播。所以，《新青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契机是极为重要的。
二、为国民之觉悟而传播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初，就有非常清晰的目标，即希望通过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而改变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体系。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批判了传统的国家观，他认为有没有将为国人谋求安宁与幸福作为宗旨和目标乃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近世国家的标准。而如今之中国，民无建国之力，根本没有建设这种近世国家的自觉心。在革命屡遭挫败以后，陈独秀开始探索新的道路，他慢慢地意识到政治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相应的文化思想上的彻底革命。鉴于此，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3]。他认为，在政治革命之前要先进行思想革命，即“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4]”。
1916年春，陈独秀在刚刚创办的《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非常重要的论文。陈独秀说：“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5]。这实际上是进一步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文化传播追求和主张。要真正改变中国的状况，必须通过“多数国民之运动”，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传播去唤醒国民“最后之觉悟”。
一个直接面对大众社会的现代传播者，对于他所从事的某项传播活动，尤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传播活动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和清醒，这一点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大大避免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的许多盲目性，而且尤其可以使传播者（运用各种媒介）从一开始就能从理论上认清这一活动是于社会有益的还是无益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及是符合社会文化发展规律与要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陈独秀在当时的理性认识和选择是无可挑剔的，然而，这样的认识和选择也是经历了许多艰难与曲折的过程才逐步达到的。
作为一个接受了现代意识和观念的文化人，陈独秀对于文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早有一定认识的。1904年以前，他就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当然，他此时的办报动机还只是因为“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6]”。这种笼统的救国救民主张，显然尚未升华到思想革命这样的高度和境界，他还没有真正找到最有效救国救民的途径。1904年3月，他创办了一份《安徽俗话报》，而办这一份报纸也只是为了传播事件新闻和普及常识。这样的“办报主义”在当时的文化面向平民，走向最底层的人民大众这一方向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其与后来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方面的意义还毫不沾边，相距甚远。
十年之后，经历了种种社会的动荡，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终于懂得了国民的觉悟与智能（即“自觉心”）对于国家兴亡的根本意义。因而，他开始把传播（办杂志）的目标定位在“思想革命”这样的方向上。这显然在陈独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飞越。但是，《新青年》的创办，虽然有了正确的方向，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被广大受众所普遍接受了的。正如傅彬然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在当时对于像他那样的青年，《新青年》的文章也经历了从吸引到感情上不能接受到最后完全接受这样的转变过程。而其中的感情上不能接受，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对儒家学说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这也说明了传播对于人们态度的改变。而在《新青年》还不能得到最广大的受众接受的时候，甚至两度面临休刊的困境，其中一次是1916年，刚刚出满1卷6期后，因销售甚少，不得不暂时休刊。陈独秀感慨说：“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7]。这几句感慨之词，不仅正面说明了《青年杂志》当时休刊的原因，而且也有意与无意之中表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具有传播学意义的道理，即：对一种新文化的传播来说，尤其是“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的传媒，能够及时地受到“驳论”，才属于正常的和有成效的，也才有利于传播的深入和更广泛地推进；而如果“罕受驳论”，或者毫无任何反响，即使再有意义的传播，也不能算是有效，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8]。《新青年》在创办之初，显然就遇到了这样的悲哀。这也许就是后来他们在《新青年》上演那场化名“王敬轩”的“双簧戏”的根本原因。当然，《新青年》创办之初的倍受冷落，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他们对于新思想的传播，尚未触到社会的痛处，尚未击中传统文化的要害，而只是在个别观点或言论上“与时俗相左”，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到那个麻木僵化的社会的很大反应。而到1917年，胡适的白话文的倡导，尤其是“文学革命”的大旗的高张，这才开始动摇了传统文化最深层的根基，《新青年》的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才得到了突出的显现，其影响也就迅速漫延。至1919年初《新青年》销路日渐“兴旺”，由于其影响的不断扩散，上海群益书社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再版前几卷。而1919年初再版前几卷之后,快速被抢购一空，《新青年》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9]。由此可见,鲍尔─罗克希与德福勒所描述的“依赖模式”之中，“社会体系”、“媒介体系”与“受众”这三个变量之间相互依赖的特定关系是极其密切而有机的。而且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受众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对社会体系和媒介体系本身产生影响[10]”。1919年内紧接着暴发的全国性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某些论断。《新青年》逐步影响广大受众，取得重要的效果：在认识方面，促进了改变社会的积极的态度的形成、信仰体系的扩充以及新的价值阐明等；在情感方面，大大增加了信心；在行为方面则引发了政治示威，促进了行动和问题的解决[11]。社会体系开始发生了变化，而五四前后，新的刊物更象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出来，如《每周评论》、《新潮》、《觉悟》、《少年中国》、《建设》、《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学灯》等。据有人统计，仅在1919年就产生了四百多种白话报刊，媒介体系也就有了大面积的发展。
郝雨：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曾经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现代传播》《中国电视》《二十一世纪》等海内外数十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上海大学出版社）、《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新闻学引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闻学：整体性开拓与重建》（复旦大学出版社）、《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上海三联书店）、《中国媒介批评学》（上海大学出版社）等十余部。
[1]李生滨：《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第89页。
[2]李泽厚著：《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9页。
[3]郑超麟：《陈独秀与〈甲寅〉杂志》（未刊稿）。据郑说，陈独秀此话是对汪孟邹说的，汪又告诉了郑。汪在《亚东简史》中则回忆道：“他（即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见《陈独秀年谱》65页注释②）
[4]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5]陈独秀著：《一九一六年》，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卷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6]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7]陈独秀：《通信，答陈恨我》，载《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第38页。
[8]《鲁迅全集》编委会编：《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0]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著：《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11] 潘家庆著：《传播、媒介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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