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蔚（北京）：清代帝王的“散志澄怀”*[1]

摘要：本文所述清代帝王的“散志澄怀”是在皇家园林中，帝王、贵胄、词臣共同参与，诗文书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清代帝王在皇家园林中的散志澄怀无论从形式还是数量上看，与历代帝王相比都是空前绝后的。清代帝王“散志澄怀”兴衰又与国家的兴亡和皇权的盛衰密切相关，处于盛世之下的帝王与周围的贵胄、词臣才有追求“澄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

关键词：散志澄怀  清代帝王 御制诗集

                   

乾隆皇帝曾有诗云：“岂必忆游历，澄怀到无象”[1]，这是他驻跸香山时所作，大意是这皇家园林的山山水水游历过后其实不必追忆，重要是在山水之中陶冶了性情，获得澄明的心境，达到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的最高境界。乾隆在此表达的也是修建皇家园林、在山水之中修身养性所要达到的普遍目的。清代帝王在京城皇家三山五园中留下了诸多诗文、匾额、楹联等，贵胄词臣也有诗文酬答，概而言之都是他们留下的“散志澄怀”。“澄怀”有何美学内涵？他们的散志澄怀具体有何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前人没有专门的论述，本文试图做出探讨。

一、“散志澄怀”的历史溯源

“散志澄怀”的说法要追溯到清漪园的修建。关于清漪园与其它诸园的功能定位，乾隆皇帝曾在《万寿山清漪园记》写道：“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园既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宵”[2]。也就是说，畅春园的功能是奉养太后，圆明园是居住和理政之所，清漪、静明二园则是理政之余消闲养心之处。此文写作于清漪园建成十年之时，有特定的语境，我们今天在理解时要能跳出来。这里的“散志澄怀”大致相当于说养心消闲的实用功能，对于乾隆而言，这是清漪、静明二园的主要功能。而文中尚未提到的香山静宜园何尝不是散志澄怀之所？雍正时代的圆明园、康熙时代的畅春园又怎不是康雍二帝散志澄怀之所？乾隆在圆明园写的那些消闲的诗文又难道不是他的散志澄怀？因此，“散志澄怀”的概念是乾隆提出来的特指清漪园的功能的，但其真正的内涵并不限于清漪园。

“散志澄怀”蕴含着深刻的美学内涵。散志，闲散的情志、意趣，澄怀，澄澈的心怀。从审美创作心理上说，只有涤除尘滤，忘怀世俗的一切，才能真正欣赏眼前的山水，获得与山水互融，天人合一的境界。从创作活动的结果来看，每一次这样的创作都能够荡涤心胸，提升境界，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君心去物欲，天怀养洁澄”[3]。为政之余，来到山水之中，目的是要修身养性，获得高雅的情怀，最终实现澄澈的心境，达到精神上的大道。

“澄怀”作为一种美学观最早由宗炳提出来。宗炳（275-443）字少文，晋末宋初人。他的《画山水序》是我国最早专门论述山水美的理论著作。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4]。圣人能把握道，而物中亦有道，心中之道与物（山水）中之道融合；贤者虽不及圣人的境界，但也能“澄怀”，以洁净虚极的心境去领悟道。其中“澄怀味象”与乾隆的“澄怀到无象”十分相似。乾隆多半是读过《画山水序》，至少对宗炳的理论是相当了解。据有关学者考证，乾隆曾经为汤泉行宫西所正殿亲笔撰写过一个“澄怀观道”的匾额[5]，也与宗炳的原文相似。无论是“澄怀味像”还是“澄怀观道”涉及的都是审美主客体关系的问题。面对眼前的山水，审美主体只有做到情怀高洁，去除世俗物欲，达到一种超功利的直觉状态，才能实现物我为一，使审美客体（山水）与自我融于一体，从而由自然山水唤起超越世俗烦恼痛苦的审美体验，获得一种更为纯粹的精神性审美感受。

宗炳是一位画家，他一生爱好山水，每游历山水，往辄忘归。一直到年老多病，无法出门游览，便把山水作于画中，挂于墙上，卧于床上欣赏，美其名曰“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所以宗炳的“澄怀味象”主要是画论。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亦不同，乾隆也爱游山玩水，曾经六下江南,五临五台山,三登泰山，但他更有气魄的是把自己喜爱的天下山水“搬”进皇家园林，随时观赏，日日游览，何必“卧以游”。因此，对于清代帝王而言，“澄怀味象”既是画论，也是欣赏山水园林，创作山水诗文等艺术形式的一种审美心态，而三山五园其实都是清代帝王“澄怀观道”的对象和处所。

清代帝王何以重视“澄怀”审美心态，是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别强调审美主体心境的澄明虚静。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认为只有涤除玄览，方可悟道，“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无味也是味的一种，且是最高境界的味；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以空虚的心境，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方能超然于自我之外，以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得至美而游于至乐”。魏晋时代，佛学、玄学深刻地影响了美学，禅智、定慧、静虑等语都进入到了美学的领域。陶渊明的一句平淡自然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代推崇备至，完全是因为诗人忘怀得失，任运委化，不求出世高蹈，但求隐居肆志，顺任自然，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了诗意栖居的高超的人生境界。唐代诗人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让人心随神往，也是因为诗中所透露出的与山水合一的谪仙人的不凡气度。宗白华先生说：“中国自六朝以来，艺术的理想境界却是‘澄怀观道’”[6]，此言不虚。清代帝王深受汉文化熏陶，人人皆饱读诗书，不会不深谙其中之理。

“澄怀”需要一种出世的心理，身居高位的帝王将相很难达到宗炳所说的真正的“澄怀”之境。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澄怀”的追求。早在康雍时代，就已经用“澄心”或“澄怀”为园林命名。康熙皇帝在玉泉山南坡修建了“澄心园”，也就是后来的“静明园”。雍正皇帝把畅春园北、绮春园西南的一座园林赐予张廷玉等九位近臣居住，张廷玉曾侍从康熙皇帝避暑上塞, 蒙赐书“澄怀”二字, 即将其命名为“澄怀园”。不仅如此，张廷玉的文集也称为《澄怀园全集》，内含《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集》《澄怀园语录》等，可见他以“澄怀”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示人。从此以后，澄怀园就成为翰林值庐之所。圆明园“水木明瑟”景区亦有“澄怀堂”，嘉庆皇帝曾有多首诗歌咏澄怀堂。如《澄怀堂口号》“襟怀澄澈观人我，天下君临视大公。内省无欺皆洞烛，物来顺应自明通”[7]。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由于清代皇帝身体力行的倡导，当时的陶然亭成了进京士子们雅集的场所，其中也有个“澄怀亭”，这些跟皇家的风尚不无关系。

综上，“澄怀”是清代帝王的一种美学追求，这种追求是与山水紧密相连的。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就成为皇家散志澄怀的绝佳场所，山水园林成为独特的审美对象，和帝王贵胄实现自由理想人格的重要渠道。

二、“散志澄怀”的表现形式

散志澄怀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主要从创作活动和艺术形式两方面结合来探讨。

从创作活动形式看主要分为君臣雅集和个人抒怀两种。我们先来看帝王、贵胄及词臣在园中的雅集活动。雅集本是文人雅士的集会活动，内容有观景、唱和、饮酒、品茗、赏乐、观画等内容。从历史来看，文人雅集在魏晋时代就已开始流行，而帝王之雅集也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汉武帝柏梁台联句赋诗。清代康雍乾三朝都在皇家园林中有过多次的文人雅集活动。以雍正四年暮春雍正皇帝的一次雅集为例，参与此次雅集的大学士张廷玉记录了这次活动的大致情况：

“雍正丙午暮春，上驻跸圆明园。召近臣十余人御苑看牡丹，并赐法馔。 是时千枝竞放，高下错列，若摛锦布绣，生平所未见也。就中红桃一本开花百余朵，尤为繁艳。

上指示刑部侍郎高其佩曰：汝工绘事，盍为朕图之。越数日，其佩绘图以进。上留览旬余出以赐臣廷玉。廷玉拜而受之。伏念史册所载，宣召臣邻赏花钓鱼，今古相传，以为美谈。

我皇上优礼大臣，恩谊稠渥，芳辰令节，赏不时。而臣之奉清光被疏眷，又在诸臣之上。今既饱看上苑仙葩，复拜粉本之宠赐，从此天上春光长留蓬荜，子孙世世得瞻瑶林琼圃之景物，其荣幸为何如哉？”

——《御赐上苑牡丹园记》 [8]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到，此次雅集是雍正皇帝召集了十余名近臣到圆明园看牡丹，活动过程中除了观赏牡丹，还赐法馔，并且令擅长绘画的高佩其作画。从文中还可以看到，雍正常常会在芳辰令节，不时宴赏这些大臣，请他们赏花钓鱼，表示优待。雍正皇帝向来以勤政而著称，他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康熙和乾隆皇帝了。

而每当此时，君臣之间的诗文唱和是常有的。仅以成书于乾隆十二年的《皇清文颖》为例，其中有就有在三山五园中恩赐观园相互唱和的诗歌如：王鸿绪《乙亥六月二十六日臣廷敬、臣士奇、臣鸿绪恭诣畅春园谢恩，臣英、臣杜讷及内阁学士臣藻、兵部督捕理事官臣会恩，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廷瓒、臣夔，右庶子臣岳颁并宣召同至韵松轩，赐馔，馔毕命登舟，溯山涧至渊鉴斋观荷，列席赐名酒时果，复令内侍引至斋后遍观嘉卉，遂命至佩文斋恭阅御书百副，各赐千页荷花一瓶，恭纪六首》、查慎行《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初二荷蒙皇恩赐观朝会乐器恭纪七言古体四十韵》、《赐游畅春园观荷花复命中官同泛舟游览毕赐宴兼赐千叶荷花一瓶恭纪八首》、蒋廷锡《恩赐观园恭纪》《恩颁御苑各色牡丹敬读圣制恭赋》、淳度亲王允祐《畅春园夏日应制》《恭赋御赐联句心作良田百世耕》、鄂尔泰《甘霖普降特召大学士内廷翰林圆明园泛舟赋诗恭纪》、徐本《圆明园泛舟赋诗恭纪》、怡亲王允祥《圆明园讌集呈兄雍亲王四首》、高士奇《御制咏杜鹃花诗赐臣恭纪三首》、乾隆《皇太后幸静明园奉圣母命敬成长律得佳字》等。其时代跨越康雍乾三朝，内容涉及赏花、泛舟、观乐等活动，散志澄怀的形式有恭纪、应制、联句等形式。而雅集的地点已遍及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香山等处。此书仅收录乾隆十二年之前的作品，当时三山五园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建设。且此书为诗歌选本，由此可见皇家园林雅集之一斑。清代帝王贵胄的文人雅集形成了时代风气，《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大观园中的海棠诗社就是这种风尚的反映。清代又是文学艺术集大成的年代，无论诗、词、文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这与帝王的亲身倡导不能说没有关系。

个人抒怀的形式更为多元化。以诗歌为例，从贵胄、词臣的诗文来看，有在宫中值夜时所作，如张廷玉《春日侍直畅春园即事四首》，有在扈从、恭侍途中所作，如诚隐王允祉《扈从畅春园途中作》、鄂尔泰《恭和御制六月十八日初霁恭侍皇太后园中游赏元韵》，有恭读帝王所作散志诗歌而写的读后感，如汪由敦《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恭跋》，也有自己观景的感受如吴晟《望西山》。而帝王的诗歌不仅数量多，形式也多样。这里且以三山五园御制诗为中心进行分析。从数量上看，我们目前能统计到的三山五园御制诗大致情况如下：

资料来源	御制诗数量	备注
《清·乾隆皇帝咏香山静宜园御制诗》	1148首	不含乾隆以外的诸帝香山诗歌
《清代帝王咏万寿山清漪园风景诗》	1257首	其中含玉泉山静明园诗
《清· 五朝御制诗集中的圆明园诗》 、续一、续二、续二补	1961首	此数据不含康熙雍正诗、四十景诗、乾隆御制诗余集
《乾隆玉泉山静明园诗》	892首
清仁宗香山、圆明园御制诗	1072首	笔者搜集
清宣宗、文宗、德宗三山五园御制诗	约259首	笔者统计
康熙、雍正三山五园御制诗	约100首	笔者搜集
合计	约6689首	加上四十景诗为6729首

表1：三山五园御制诗资料来源列表

6729首诗歌，且为不完全统计，还不包括五园以外，诸如西苑北海、避暑山庄等处，这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帝王家族，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而从形式上看，三山五园几乎每一景区都有帝王留下的诗作，圆明园四十景、静宜园二十八景更有组诗呈现。诗歌体裁丰富，仅以乾隆圆明园四十景诗为例，其中有五言古诗8首、七言古诗7首、四言诗1首、五言绝句1首、七言绝句7首、五言律诗6首、七言律诗6首、词4首，从古体到近体到词可谓各体兼备。

诗歌是散志澄怀的主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其他形式还有诸如：文赋、匾额、楹联、书画等。就文赋而言，有对三山五园每一园的专文记述，如康熙撰《畅春园记》、雍正撰《圆明园记》，乾隆撰《圆明园后记》《静明园记》《静宜园记》《万寿山清漪园记》，有记录园中景点和游赏的文章，如康熙《玉泉赋》、张廷玉《御赐上苑牡丹园记》等。从匾额楹联来看，以目前保存得较好的颐和园为例，其匾额楹联无处不在，形式、内容之丰富为中国现存园林之首。清漪园楹联大部分摘自乾隆的诗歌，是其诗歌中的精华所在，也是作者散志澄怀的集中体现。他在提携匾额之际反复推敲、吟哦，在政务之余投入到问景寻吟之中“问心兹合稍闲矣，即景搜吟卒未闲”[9]。

据《香山石刻石雕》[10]一书记载，仅就香山静宜园时期就有乾隆御笔56处，嘉庆1处、道光2处。石刻内容有楹联，如栖云楼景观现双清别墅院内石屏联为乾隆手书“翠竹满庭瞻法相，白云一坞识宗风”，有御制诗，如晞阳阿景观石壁上题乾隆御制诗“我初未来此，雾壑尔许深。扫石坐中唐，一畅平生心。仰接天花落，俯视飞鸟沉。自惟昔岂昔，乃知今匪今”。还有许多二三字的石刻墨迹，有些是景观题名，如“西山晴雪”、“森玉笏”，有些完全就是散志澄怀的点睛之笔，如：“蔚秀”“卓笔”“萝屏”“仙掌”“阆风”等。石刻的书体既有工整的楷书，也有灵动的行书，字里行间透露出书者的澄怀道心。

而散志澄怀的最高形式莫过于书法、绘画、诗文的高度结合。这里有大臣作画、帝王题诗，有帝王作诗、大臣书写，有帝王自己作画题诗等。清乾隆时期大臣清桂、沈焕、嵩贵三人合笔绘制绢本设色《静宜园全图》和内阁侍读学士张若澄《静宜园二十八景图卷》以及张若澄书写的乾隆《御制静宜园二十八景诗》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乾隆本人在香山时所画《金莲花》及题写的《金莲花》诗[11]，画风古朴，诗中金莲花“著雨清妍不染尘”表现了对澄怀的追求。

总之，“澄怀”是一种美学追求，“散志澄怀”是其具体表现形式的代称，散志澄怀是在特定的皇家园林中，帝王贵胄词臣共同参与、诗文书画等各种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由于代际相传，持续了近200余年，涉及人员广泛，身份特殊，文化呈现形式多样，且有承载文化的园林遗存于世，有待研究开掘的空间还很大。

三、“散志澄怀”的兴衰

清代帝王的散志澄怀随着清代初年园林的初步建立到清中叶不断扩大，到清代后期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也经历了一个兴起、繁盛到逐渐衰落的过程。散志澄怀涉及的作品数量众多，目前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考虑到主要地点在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主要创作者为帝王，而诗歌又是最为主要的形式，故主要根据御制诗分集纪年，初步探讨散志澄怀的历史分期。具体情况统计如下：

年代	诗集	三山五园御制诗数量	年平均数
康熙	圣祖仁皇帝御制诗集	约50首	约0.8
雍正	世宗宪皇帝御制诗集	约50首	约3.8
乾隆元年——十二年	高宗御制诗初集	198	16.5
乾隆十三年——二十四年	高宗御制诗二集	731	60.9
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六年	高宗御制诗三集	1972	164.3
乾隆三十七年——四十八年	高宗御制诗四集	1321	110.1
乾隆四十九年——六十年	高宗御制诗五集	990	82.6
嘉庆元年——八年	仁宗御制诗初集	432	54
嘉庆九年——十六年	仁宗御制诗二集	194	24.3
嘉庆十七年——二十四年	仁宗御制诗三集	223	27.9
嘉庆二十五年	仁宗御制诗余集	43	43
道光元年——九年	宣宗御制诗初集	约172	19.1
道光十年——三十年	宣宗御制诗余集	约39	1.3
咸丰元年——十一年	文宗御制诗集	约35	3.2
同治元年——十三年	穆宗御制诗集	约5首	0.4
光绪元年——三十四年	德宗御制诗集	约8首	0.2

表2：清代三山五园御制诗纪年统计表

由于乾隆皇帝的诗歌为其中主要部分，故将乾隆御制诗分园林和年代单独统计如下：

	圆明园(含畅春园)	香山静宜园	万寿山清漪园	玉泉山静明园	小计
乾隆元年	1	0			1
乾隆二年	0	0			0
乾隆三年	0	0			0
乾隆四年	1	1			2
乾隆五年	2	0		9	11
乾隆六年	4	0		8	12
乾隆七年	6	0		6	12
乾隆八年	5	7		9	21
乾隆九年	6	6		8	20
乾隆十年	8	7		6	21
乾隆十一年	8	38		2	48
乾隆十二年	12	39		2	53
乾隆十三年	6	24		1	31
乾隆十四年	10	24		5	39
乾隆十五年	7	13	8	2	30
乾隆十六年	5	15	7	1	28
乾隆十七年	7	13	16	12	48
乾隆十八年	16	11	25	40	92
乾隆十九年	4	5	20	27	56
乾隆二十年	9	17	44	27	97
乾隆二十一年	7	8	33	31	79
乾隆二十二年	6	1	17	13	37
乾隆二十三年	14	1	35	11	61
乾隆二十四年	59	17	27	30	133
乾隆二十五年	36	0	61	25	122
乾隆二十六年	67	39	36	17	159
乾隆二十七年	25	30	10	15	80
乾隆二十八年	51	22	22	19	114
乾隆二十九年	121	21	59	12	213
乾隆三十年	20	11	15	11	57
乾隆三十一年	84	0	52	31	167
乾隆三十二年	94	50	45	29	218
乾隆三十三年	148	59	53	39	299
乾隆三十四年	85	59	53	63	260
乾隆三十五年	63	0	41	28	132
乾隆三十六年	74	2	39	36	151
乾隆三十七年	86	30	15	41	172
乾隆三十八年	80	17	36	38	171
乾隆三十九年	63	37	30	15	145
乾隆四十年	56	36	32	20	144
乾隆四十一年	71	0	32	12	115
乾隆四十二年	25	1	15	0	41
乾隆四十三年	5	2	0	0	7
乾隆四十四年	27	53	0	9	89
乾隆四十五年	4	2	0	0	6
乾隆四十六年	59	2	37	19	117
乾隆四十七年	63	42	29	9	143
乾隆四十八年	54	76	20	21	171
乾隆四十九年	43	0	0	1	44
乾隆五十年	17	50	29	14	110
乾隆五十一年	54	32	30	7	123
乾隆五十二年	55	38	24	16	133
乾隆五十三年	60	41	31	22	154
乾隆五十四年	40	35	30	17	122
乾隆五十五年	28	16	15	10	69
乾隆五十六年		28	27	10	65
乾隆五十七年		8	15	4	27
乾隆五十八年		31	14	13	58
乾隆五十九年		31	14	11	56
乾隆六十年		0	21	8	29
总计	1961	1148	1214	892	5215

表3：乾隆三山五园御制诗纪年统计表

表一、表二的数据虽有不完整之处，如畅春园诗歌数量相对较少，但基本仍能反映乾隆三山五园御制诗全貌。其中也不包含乾隆、嘉庆、道光三帝登基之前的作品，主要以在位时期为主，因为三山五园散志澄怀毕竟是以帝王为中心，这样数据不会受到干扰。据此，我们经过分析可以就三山五园散志澄怀的历史分期和不同时期的分布特点做出以下总结：

第一，由以上二表可知，康熙和雍正的相关诗歌不到百首，乾隆十二年以前的诗歌数量也相对较少，前七年总共只有38首，十一年增加到48首，十二年猛增到53首，以后历年虽然有时数量有所下降（乾隆四十三年、四十五年只有分别只有7首、6首），但保持了相当惊人的总体数量，最多的一年乾隆三十三年竟然创作了299首诗歌。而嘉庆总共也有893首，保持了一定的数量，但从仁宗初集平均每年54首，到二集、三集的二十多首，数量大大下降。道光以后诗则更少。具体分布情况见下图：

表4：三山五园御制诗历代分布图

第二，通过两张表，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是乾隆十五年，也就是万寿山清漪园建立之初，这一年刚刚开始产生清漪园御制诗；二是道光十年至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只产生了约39首诗歌，平均每年1.3首，比前一阶段道光元年至十年平均每年19首诗歌骤然下降。这两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所谓“散志澄怀”之说正是乾隆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提出来的，清漪园是乾隆心中主要的散志澄怀之所。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御制诗的数量发生了激增。而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宣宗御制诗余集》三十年的时间只有区区39首诗歌的原因。

第三，主要依据御制诗创作的变化规律，我们将清代帝王的“散志澄怀”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发展期，从清初到乾隆十四年清漪园建立前夕的清代前期，主要涉及康熙、雍正及乾隆早期，这一时期三山五园尚在初建阶段，畅春园、静明园已建成，圆明园部分落成，其他诸园尚未建成，这是此阶段三山五园散志澄怀活动较少的一个客观原因；第二阶段为兴盛期，从乾隆十五年至六十年，这一时期，乾隆的政权巩固，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开始建成，三山五园初据规模，散志澄怀之作处于爆发期，他的两个弟弟弘昼、弘曕常陪膳侍宴，赋诗饮酒[12]，与著名诗人沈德潜、钱陈群等唱和，并常常交与臣下（如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为之捉刀，这也是他的诗歌在这时激增的原因。第三阶段为中衰期，从嘉庆元年至道光十年，嘉庆虽是平庸守成的皇帝，但在诗赋唱和散志澄怀方面追步乾隆，也写下了斤千首三山五园诗歌，但才能不及，国运日衰，毕竟不能与其父相比。道光在未登帝位时，写下了大量的应制、恭纪、恭和之作，登基之后的前十年诗作仍旧保持年均近20首。说明道光前期仍旧承袭了盛世时期散志澄怀的余韵；第四个时期为末落期，从道光十一年至清末。这一时期，圆明园遭受焚毁，其他诸园也多有破坏，国家走向凋敝，西方外地敌频频入侵，统治者疲于应对，早已没有了闲情逸致。散志澄怀无论是承载的空间，还是主体的主观追求都受到了摧毁，走向没落势在必然。

第四，虽然按照总体情况分为四个时期，但各园的情况稍有不同。圆明园御制诗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激增至59首，香山静宜园则在乾隆十一年就大的突破。而即使在兴盛期，各园也有个别年份数量较少，甚至为零的情况出现。如乾隆二十一、三十一、三十五、四十九、六十这五年均未见乾隆的香山诗，乾隆四十三至四十五年和四十九年未见清漪园诗。

  

结  论

综上所述，“澄怀”是一种对美学境界的追求，不论皇家园林中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澄怀”，这种追求都是值得肯定的。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清代帝王在皇家园林中“散志澄怀”无论从形式还是数量上看，与历代帝王相比，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空前绝后的。清代的诗文的大繁荣与统治者的亲身倡导不无关系。清代帝王“散志澄怀”兴衰又与国家的兴亡和皇权的盛衰密切相关，处于盛世之下的帝王与周围的贵胄、词臣才有追求“澄怀”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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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2016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北京皇家园林雅集文学文化意蕴研究》（项目号：16WXB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蔚，文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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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清）弘历：《学古堂晚坐》，《清高宗御制诗集》三集卷二十六，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

[2] （清）弘历：《万寿山清漪园记》清高宗御制文集.二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卷十。

[3] （清）颙琰：《澄怀堂》，《清仁宗御制诗集》二集卷二十四，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

[4] （晋）宗炳：《画山水序》，《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5] 陆成兰：《清代汤泉行宫》，《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2007年。

[6]宗白华：《中国艺术境界的诞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7] （清）颙琰：《澄怀堂》，《清仁宗御制诗集》初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卷八。

[8] （清）张廷玉：《澄怀园文存》，清乾隆间刻本，卷十。

[9] （清）弘历：《仲夏万寿山清漪园》，《清高宗御制诗集》五集，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0年，卷二十四。

[10] 香山公园管理处：《香山石刻石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

[11] 香山公园管理处：《香山碑帖集》，杭州：西冷印社，2014年，第8页。

[12] （清）昭梿：《友爱昆仲》，《啸亭杂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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