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长篇小说，创作历经十余年。1950年7月到1952年7月，创作了一至六十节，1953年5月到1954年5月创作了六十一到九十节。1962年春天，病初愈，编排了章节并续写了尾声。小说叙述抗日战争风起云涌之际，中华儿女的群起抵抗以及他们个人的新生。《风云初记》的写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彰显着超越时代的生命光辉，生命关怀、阶级意识与性别观念构成了小说复杂的叙事意味。
抗战是孙犁内心深处的情结。建国后，孙犁以别样的深情回忆抗战生活，人民的奋起与不屈不挠，人性的善与美仍然是他抗战小说的主要内涵。《风云初记》则得以在较长的篇幅中，记述了芒种、春儿历经了战争的洗礼蜕变成战士的过程。相较同时代的小说而言，个体生命的关怀是突显的。小说不仅仅叙述革命的意识在提升，还倾注更多的笔墨书写人的青春与生命的萌动。
劳作洋溢着生命的美，哪怕是在地主家。例如芒种和打杂的老温在柳树下面铡草，“切碎的草屑，从铡刀口飞起来，不久就落成大堆。一只毛腿老母鸡在草堆旁边找食，红着脸慌张地叫了几声，丢出一个热蛋，叫碎草掩埋了”。最平常不过的场景、甚至是带有“压迫性”的繁重的劳动却蕴蓄着生命的美与力量。这种美，这种力量来自对乡村生活的热爱。生命的叙事流动在工作、战争、人事纠纷中，将特殊时代的影像拉长，因而隽永。
乡村小伙儿的对空冥想也是美的，那是爱情的萌发，是生命的拔节。那露水、那庄稼、那碌碡、那健壮的小伙子是美的。这美与自然相关，又与人情相系。小伙子的爱情与梦想牢系于乡土——房屋、土地、娶亲，这是一个小长工扛起枪的主要的动力。因为和情感的萌动相关，因为和改变命运的努力相关，因而具备了打动人心灵的力量。在触及生命的深度与情感厚度上，孙犁的小说超越了同时代同题材的作品。
叙事也强调了阶级的基础：在劳动上结合、生活上关心，产生了爱情。但笔致又从此荡开，诗意地写到他们自然的吸引和身体的渴望。他们的爱如同野生植物一样有着蓬勃的生机、强韧的力量，生长在日常的动作与眼神中。例如春儿为芒种缝衣服的书写。甚至从礼俗的角度看来越轨的情爱书写也是美的，阶级作为最内里的“核”被层层包裹起来。柳子棵下的书写就是这样。在这样的叙事中，阶级固然存在，却几乎被儿女情爱所漫越。芒种与春儿的情爱并不合乎“礼”，却因合乎新时代的“法”而具有生命之美。
当另一种不合乎新时代之“法”的情爱出现的时候，春儿爱情的纯净和光辉更加鲜明。春儿在学习期间偶然撞见一对男女相会。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教室苟且，不但没有诗意的烘托，而且充满颓靡甚至恐怖的气氛。男子强调了阶级的基础，却又不简单因为同一阶级而惺惺相惜，而是贯彻着强的政治性。看似简单的男女相会剔除了“情”和“爱”，仅剩下身体的接触还则罢了，又是怎样变成一场政治阴谋的呢？那男性的教官对女学员身体的步步紧逼无异于政治上的生擒活捉，内在的原因就是“阶级本性”使然。
相形之下，春儿和芒种的情爱叙事何以纯洁，充满生命的光辉？阶级是重要的因素。即使情爱漫越了阶级，也仍然渗透了强烈的阶级观念。或者说，芒种和春儿的阶级是情爱叙事得以漫越的根本。
“十七年”小说中，阶级属性决定人生道路的现象居于主流，《风云初记》也不例外。小说深情地咏唱“家乡的土地”与“亲生的儿女”的血肉关联。“亲生的儿女”是谁？是春儿、芒种、高庆山、秋分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他们的阶级属性注定了他们是叙事的主角，并在叙事中成为革命的核心力量。共产党抗日的消息令他们本能地兴奋。芒种有着敏锐的阶级嗅觉，寄希望于“庆山哥回来”，才能“有出头之日”，才可能改变命运、获得爱情。因而，共产党一来，他迅即成为坚定的战士。
不独芒种，《风云初记》中的人物代表着社会各个阶级的身份。地主田大瞎子在村子里号称“大班”，掌握着财富与权力。如果说那大片的土地与高耸如同“恶山”的房产标注了他的阶级，那么阶级也决定了他与长工的剥削关系，注定了他鱼肉乡里的本质。当革命风潮席卷乡村的时候，他是反动势力，要与人民为敌的。“田大瞎子”的外号本身标记着他的属性，“那年暴动，他跟着县里的保卫团追剿农民，打伤了一只眼睛。”他的儿子田耀武——那地主阶级出身、上了洋学堂的人，自然要习练官场做派，奔走官场。田大瞎子也忙着为他铺平道路，给张荫梧写信，办酒席宴请全区的村长村副，请他们帮助投票选区长。田耀武终于加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阵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村东头的老蒋“从小游手好闲，专仗抱粗腿吃饭”，他是田大瞎子的走狗，一边讨食残羹冷炙，一边上蹿下跳助纣为虐。出身这样的家庭，俗儿比她的父亲更胜一筹。出卖身体，风流成性，虽然一度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显然动机不纯，中途叛变。这一带有名的大贼高疤在阶级本性上与老蒋一家是相似的，他与俗儿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参加革命队伍之后又可耻叛变也与俗儿如出一辙。根本原因在于，阶级本性注定了他们的贪图享乐与虚荣。
李菊人是以城关绅商的身份出现的，他征引古事阻止拆城，实际上考虑的是商家店铺、房屋财产。而李佩钟作为他的女儿之所以叛逃出阶级的牢笼，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母亲是戏子出身的偏房。尽管如此，李佩钟在家庭出身的负累之下，异常痛苦，步履维艰。当然这和她作为一个冲破两个旧家庭的知识女性的身份有关，情感上她不可能再归属于田耀武之流，又与高庆山隔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同时，高翔、变吉、张教官构成的知识分子群体证明，李佩钟婚姻的痛苦仅仅是表象，更大程度上，知识分子本身才是矛盾的根源。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他们不是革命的主力，敏感与多思使得他们不能获得芒种、春儿那样的明朗而单纯的快乐。即便是率先加入革命队伍的高翔，也是能讲话、有排场、重儿女情感的，相比高庆山的形象要模糊许多，文本中的叙事地位也弱得多。尽管在结尾部分，孙犁怀着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加重了相关叙事，文本整体上仍然呈现了这样的样貌。
《风云初记》一方面满怀热情书写一部分人投身社会革命，获得新生，另一方面，也观照到一部分默默无闻的人，在社会革命的风潮下被解放。特别是传统女性，依赖革命赋予的权力，获得了争取现代意义上的“人”的尊严的可能。
小说中有一个无名的女性，叙事称她为“寡妇”。穷苦的生活，严酷的礼俗，她一个人维持着艰难的生活。偶然的机会，和长工老温惺惺相惜，并有了一个孩子。恐惧之下，她把孩子交给了俗儿，初生的婴儿成了栽赃陷害的道具。在春儿的动员下，她讲出了真相，不但没有遭受想象中的灾难，而且得以与老温喜结连理。新政权的作用显而易见。仅就“寡妇”说服老温结婚而言，已然可见强大的权力支持。新政权赋予了妇女婚姻的自主权，财产的继承权，这是“寡妇”对抗旧势力、族权的有力武器。妇女对自身权力的认识显然要高于男性，因为她们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老温则进一步想到：“我现在想的不是结婚，是怎么着辞了活去参加八路”，他的想法既是为了巩固婚姻，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婚姻的支持力量。这是合时代旋律的。儿女情中内蕴着宏大的叙事主题。
《风云初记》中还有一位大娘，是医生的岳母，丈夫下关东，独守空房多年。芒种受伤后，大娘与春儿共同照顾他。她做了一个梦，跟着芒种行军，找到了阔别的丈夫。大娘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是作者仍然荡开一笔，写到她的生命体验。她并不怨责丈夫，也不慨叹命运，而是明确地认识到造成夫妻离散的原因，认识到要结束无望的等待，就得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大娘已经牢牢地将革命与自我的解放联系起来。正如文本讲到的，“只有积极参加抗日的工作，参加村里的民主建设，参加劳动和生产，学习文化，求得知识，才是妇女们争取解放的道路。”春儿由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大娘这样深陷于传统性别关系中的女性也寄希望于此，萌生向往。
革命也在彰显具有现代性的婚恋观念。变吉哥原本对妻子怀有歧见，认为“她知道的那一套，都是我们要改革的对象”。“女人”自己对于女性价值也并不认同，譬如生育，“这些脏事情，也能上画儿呀？”后来，变吉哥参加了革命，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有趣的是，这时候“他的女人笑着爬起来，站在他后面，看着他画，一直到夜深。”基本的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是什么促使妻子来到丈夫身后，观望他具有社会性的工作呢？是变吉哥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实现唤醒、激励了妻子，也是妇女活动启发了妻子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社会革命也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启发现代性情爱观念的萌发。教官和妻子的到来令变吉的“女人”惊诧，两性关系竟然是可以有爱的。变吉哥也是这样。行军途中，他在反思，对妻子心生愧疚。那么，怎样实现这已然萌生的情爱？最终还要依靠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来达成个人生命中的现代情感与想象中的现代性的两性关系，“‘可不，’女人咂着嘴，‘我是送他去学习，去抗日。你们说的，只要打败日本，我们就能解放，就能改善生活，我没有别的指望，我就是指望那一天！’”这是叙事的终极指向。
相对于被解放的女性，以鲜明的个人意识投身社会革命的女性往往在解放与困境中面临悖论。这种悖论既缘于传统性别文化的悄然作用，又显现了个人意识与社会性、阶级性的冲撞。
春儿是热情而坚定的，她在获取枪支、判断革命的力量方面比芒种更有远见卓识。春儿的成长是迅速的，她参加妇救会，组织妇女自卫队，勇于借助政府的力量斗争田大瞎子，积极征集物资，带领妇女参加挖沟，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春儿还是不服输的，男子们挑战扔手榴弹，“春儿挺挺身子过去了”，“第三次，就超过了男子们的记录”。春儿突出的特点正在于“巾帼”对“须眉”的“不让”，而不是单纯的“服”与“伏”，就此对标榜“无才”的“妇德”构成挑战。
悖论的是，芒种参军、入党、学习都先春儿一步，春儿最终只能望着他匆匆行军的背影，陷入无穷无尽的思念中。身份、气质完全不同的李佩钟也陷落在类似的困境中。李佩钟冲出包办婚姻的樊笼，成长为大公无私的革命者，但是她的丈夫田耀祖却是带有土豪劣绅血统的国民党军官。李佩钟非但没有说服田耀祖，反而差点牺牲在他的枪下。她的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个高庆山，李佩钟并未因此走向“幸福的新生活”，而是陷入到仰望中。革命女性在性别关系中落入传统文化的圈套，这是春儿和李佩钟共通的悖论。除此之外，李佩钟的困境显然更加复杂，恰似一个愈陷愈深、无法挣脱的泥淖。
李佩钟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绅士李菊人，母亲唱戏出身，给李菊人做小。婆家五龙堂田家是地主。李佩钟在娘家看来是“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在婆家也谈不上爱情和权利。李佩钟投身革命，父亲说“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石头缝里爆出来的”，婆婆说“把我们田家几辈子的人都丢尽了”。她当上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在领导群众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斗争生活中找到了快乐。李佩钟带有浪漫化的理想主义色彩，并不像春儿那样单纯。她又是苍白而柔弱的，往往在繁重的工作、劳动中力不从心。“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得像拌豆腐的筷子”，类似的描写出现过数次。
文本中，李佩钟也不能获得爱情。多位论者从爱情的角度讨论李佩钟与高庆山的关系，不无道理。尽管没有直接的爱情表白，但是叙事多次讲到她与高庆山的工作交往、秋分的猜测、公公田大瞎子听到的闲言碎语，甚至母亲直截了当地质疑“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而作为一个参照，尽管李佩钟几次提到高翔，但是却没有任何涉及男女关系的书写。这样，可以暂且假定李佩钟和高庆山之间存在爱情的可能性。至于她的“请客”显然“霸道”而别有用心，可以作为进一步的确证。结合李佩钟吃饭间隙对小米干饭、捞菜像捞鱼的伙食的抱怨以及“拨拨拣拣，推推让让，叫高庆山吃饱”的书写，可以将这次吃饭看作深情的体贴。而吃饭的场面，“她自己吃得很慢很少，那样小的饺子，要咬好几口，嘴张得比饺子尖儿还小一些。高庆山是一口一个，顿时吃了一头大汗”。进一步呈现了一副极不对等的性别图景。隔着久远的时空，女性甘于奉献，爱而忘我的传统意味隐隐浮出。
现代女性的群体自觉也纠结其中。李佩钟和高庆山的谈话明显带有欲望的意味。饭后是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追问。李佩钟的心事是明了的，高庆山“吸了一口冷气，整了整军装”的动作则暴露了内心的难以平静。紧接着，小说就写到李佩钟对爱情的渴望。“眼望着蜡烛的火苗，女人的青春的一种苦恼，时时刻刻在心里腾起，她努力把它克服，像春雨打掉浮在天空的尘埃。”然而，李佩钟并没有进一步争取爱情，而是在组织劳动的间隙安排了高庆山与秋分的相聚。安顿好夫妻二人之后，她回家见到了母亲。母女间的对话寥寥片语，却呈现了李佩钟内心深处的秘密。母亲对女儿归宿的追问是急切的，而她坚决地表示不再去田家。当母亲问到高庆山，她沉静地说：“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她的理由是“她家里有女人”，不是不爱，也不是高庆山不接受，而且“不愿意再把痛苦加给别人”似乎恰恰证明了两个人感情的存在。就这样，因为“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而不将痛苦加给别人，千方百计去成全一个农村妇女的家庭，李佩钟终于无缘于“幸福的新生活”。或许，这可以看做一种现代女性精神的体现。
最不堪追问的是：在传统的奉献与现代的牺牲之间，李佩钟的自我何在？答案只能指向结局。小说的最后一章一定程度上有后记的性质，写到李佩钟的结局，她冻死在一口井中，却保存了机密文件。那短暂的、仰视的爱情犹如“她闭着眼睛休息了一下，身上感到一种像叫亲人抚摸的轻轻的舒快”，而她真实的命运则是“睁开眼睛，从窗纸的小破口，她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流星斜过天空坠落了，像泻下了一摊水银，照得全院明亮。”这样看来，奉献、牺牲的李佩钟理应是高尚、圣洁的。然而，叙事中的她却是一个错位的存在。
李佩钟身上凝聚的是隐含作者对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对比分析作品的前、后部分和最后一节，可以得到更明晰的认识。如果说前半部分关于李佩钟的书写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那么，后半部分索性以一位更接近作者本人的男性——变吉哥来表达知识分子的体验与诉求——当然也是矛盾的。直到1962年，孙犁大病初愈，艰难地经历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的时候，编排章节并写作最后一节，才将变吉哥的诗、李佩钟的结局作为主要的内容来交代。“她的名字已经刻在县里的抗战烈士纪念碑上”，这是小说最后一句话，也是文学想象能给予李佩钟的全部光荣。
《风云初记》卷帙浩繁，思想的容量、文化的内涵要远远大于孙犁其它的篇章。时代性的因素起到主导性作用，超越性的关怀，对历史深情的叩问又赋予了小说更加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孙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十余年间的不断体验、反思的心路历程是可贵的。这样一个角度对社会、历史和人的观照是真诚的，而清新、隽永的笔致已然炉火纯青。从丰富性的角度来讲，又对“荷花淀”派的风格有着提升意义。《风云初记》因而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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